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
我军“后勤之父”杨至成（杨至诚）上将年谱
《中国侗族军事史》编写组由吴跃军整理
杨至成（1903年11月30日—1967年2月3日），出生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八弓镇木界村侗族农民的家庭。久经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创始人，我军“后勤之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57上将之一，四位少数民族上将之一，四位姓杨的上将之一，四十九位少数民族开国将帅之一，侗族惟一上将。两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15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之一。
杨至成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长征，经历四次负伤五次婚姻，是解放军中唯一一位贵州籍的开国上将。他和大将粟裕虽分属两省，却同为侗族，两县相距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杨至成在黄埔学的军事，在伏龙芝学的后方勤务，但从红军时期乃至参加川滇黔联军时就开始从事后勤工作，堪称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解放军1955年开国上将中唯一一个主管后勤工作的。他的学生、秘书邱会作也当过总后勤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建国前历任王天培部队川滇黔联军第十八团军需上士、营长、贺龙部队二十军连指导员、连长、朱德部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官长、朱毛部队红4军28团副官长、红四军28团1营4连连长、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红四军军部、红十二军军部副官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为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军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兼红军总兵站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供给学校校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陕甘支队后勤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中央军委采办处主任、西方野战军前敌总指挥部后勤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局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副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部部长。
建国后历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需学校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委员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他受周总理之托担任全军后勤史编写主持人。
他是将军诗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
我军“后勤之父”杨至成（1903-1967）
年 谱
1903年出生
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二日）生于贵州省三穗县木界村一个侗族家庭。系飞山十洞首领杨再思后裔三十二世孙。据杨珠江说是父亲为了考取黄埔军校少报了5岁，应该为1898年出生，和周总理同年。后面一直未改。
1904年1岁
在家。
1905年2岁
俄国革命失败。在家。
1906年3岁
在家。
1907年4岁
在家。
1908年5岁
在家帮妈妈劳动。
1909年6岁
在家帮妈妈劳动。
1910年7岁
秋，到本村一所私塾读书。
1911年8岁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继续在村读书。
1912年9岁
民国开始。年少明理的杨至成，看到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每天放学后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尽量为母亲分忧。他通过做农活，体会到衣食来之不易，从而逐渐养成了爱劳动和爱劳苦人民的品德。
1913年10岁
继续读书。
1914年11岁
考入本县一所高校。
1915年12岁
在高小读书。开始接触到地理、历史、自然等许多在乡村学堂学不到的新知识，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对社会、人生有了一定了解。他看到广大劳苦侗族同胞每日在田间辛勤劳作、流汗流血，到头来却收获甚少，还要交纳繁重的地租、税赋和多种杂捐，成年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心中感到极不公平。
1916年13岁
在高小读书。他立志弃学投军，干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可惜年龄小，无人收留。于是想，莫若先走实业振兴家乡的道路，等学好本领后再展宏图。
1917年14岁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高小毕业，报考了省里甲科农业学校的养蚕专业，想走一条以实业振兴家乡的道路。
1918年15岁
秋，杨至成以优秀成绩考取贵州省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决心以家乡山林的茂盛桑树发展蚕业，造福乡里。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筹集到的一部分钱，只身来到省会贵阳市大南门外的农业学校报到。在学校里，他不仅接触到了先进的农业、工业生产知识和技术，而且接触到了民主革命的思想，眼光更开阔了。
1919年16岁
5月，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穿过万水千山，传到偏远的西南城市贵阳。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杨至成和甲科农业学校的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集会，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兴奋地憧憬着祖国的未来，设计着自己的前程。一天，校园里来了一位邻校学生领袖，名叫周逸群，贵州铜仁县人，长得英俊潇洒，善于讲演。周逸群在同学中宣传“五四”爱国精神，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封建奴役式的教育方式，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杨至成听了周逸群的演讲，感到很合自己的心思，便主动同他接近，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祖国的前途命运，谈论报国愿望和责任。
1920年17岁
在贵阳读书。
1921年18岁
从农业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实施“兴办蚕业，振兴家乡”的计划。他筹集了一些资金，买来蚕种和器具，又把家里的五间竹草房收拾一下作场地，请了两个人当帮手，这个家庭蚕场就算开张了。这年春天特别冷，阴雨连绵，幼蚕怎么也孵化出来。杨至成折腾了几个月毫无结果，第一次创业失败了。母亲看着杨至成成天烦躁不安，既怕他着急生病，又怕他离家出走，便想出一个牢牢拴住儿子的办法，促他早点结婚。母亲不管杨至成情愿不情愿，找了一个比他大一岁多名叫陈春兰的姑娘，吹吹打打地迎进家，给他完了婚。这时，杨至成尚不满18岁。杨至成知道母亲是一个寡妇，抚养自己长大不容易，不想让母亲伤心，遂遵从母命结了婚。然而，杨至成的心并没有被拴住，为了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决定瞒着她们离家远走高飞！
1922年19岁
3月一天早饭后，杨至成把平时积攒的一笔路费揣进衣袋里，悄悄地往褡裢里塞了几件衣服，装着上县城赶集的样子出了家门。离开家门，表面十分平静的杨至成，心里却翻江倒海似的难以自持。
他明白：这次与母亲和妻子不辞而别，也许今生今世再也不能见面。他心里矛盾极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一步一步地走到村外，然后猛地回过头来，双膝跪倒在地，远远望着飘拂着炊烟的家园，嘴里喃喃自语道：“妈妈，原谅儿子吧！我是怕您难过，才不得不这样做的。我今后不能在您面前尽孝了，等我干出一番事业后，再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他磕了3个头，然后站起来，留恋地望了最后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一个多月后，杨至成来到在云南嵩明县做事的三叔面前。三叔托人在文教部门给他找了一个职员的职业，工作稳定，有一定的薪水，并说只要好好干，上司不久就会提拔他。杨至成干了一段时间，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他想，投笔从戎才是自己的理想，男儿当自强，绝不能为半斗米而劳碌一生。
1923年20岁
春天，杨至成攒足了路费后，便毅然离开三 叔，北上四川，到重庆去找舅父吴世隆，希望通过舅父的引荐，找一个能实现自己报国理想的工作。这时，正好川滇黔联军在重庆招兵，舅父便按杨至成的愿望送他报了名。杨至成当兵后，被分配在川滇黔联军第十八团当营的军需上士。他被分配当军需上士，原因很简单：有文化，会记账，会打算盘。这次偶然的经历，使杨至成同军队后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4年21岁
被提升为准尉。
1925年22岁
夏，杨至成所在的川滇黔联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号召，移师广东，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革命气氛很活跃，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形成了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从封闭的大西南走出来的杨至成，看到国共合作形成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精神为之一振，心里充满了希望。
1926年23岁
川滇黔联军担任营长。一天，部队中传来消息，说位于广州市郊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要招生。杨至成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面试、笔试，杨至成被录取了。3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属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队学员。8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5期步兵科学员。12月，随北伐军到武昌，在黄埔军校（已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分校政治科学习。
黄埔军校是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倡导成立的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
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都在军校担任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学校还请了不少苏联共产党人担任顾问。一天，杨至成在校园里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跑上前去喊道：“周大哥！”那人回头一看，便紧紧抱住了他。原来这人是周逸群。他们自从贵阳分别后，周逸群便去日本留学，1923年回国，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党团工作。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周逸群约杨至成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周逸群给杨至成讲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还交给他几本介绍共产主义革命的小册子让他看。杨至成激动地对周逸群说：“在国民党的川滇黔联军里我已干了两年多，我看出来了，那样的军队不是真正革命的军队，所以我才离开了它。我要跟着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今后你可要多帮助我呀！另外，我决心加入无产阶级的党团组织，不知要办哪些手续！”“好！好！”
周逸群紧紧握住杨至成的手说：“你先写个申请书交给我吧！”3月的一天，周逸群告诉杨至成：“经上级组织批准，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了。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是党的有力助手，你今后要继续不懈地努力学习，提高认识，争取早日转党！”从此，杨至成心中有了方向，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了。平日里，他注意接近那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并与他们团结起来，和那些反动的顽固派学生作斗争，扩大共产党在军校青年学生中的影响。
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中共产党有后面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许光达大将、担任中顾委常委的宋时轮上将、莫文骅中将、廖运周少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抗日名将赵尚志烈士和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的朝鲜崔庸健大将、元帅、首相。国民党有彭孟緝一级上将、唐守治二级上将、投奔共产党的副兵团待遇的郭汝瑰少将、李鴻中将 、被俘的沈澄年少将、拜佛的释清定（郑全山少将）、周嘉彬少将、抗日名将李樹蘭少将（指挥了石牌大捷和古宁头大捷） 、吕旃蒙少将烈士、著名特工和杀手陈恭澍 、王剑岳少将烈士等人。
据2011年5月20日北京晚报《五期生杨至成草地救命 筹粮30万斤》访问杨至成之子杨珠江说：草地救命，他是解放军唯一一位贵州籍开国上将；他是唯一一位主管后勤的开国上将；他过草地时成功征集30万斤粮食为红军救急；他仅用两个月就为辽沈前线将士缝制120万套棉衣。在杨至成上将的生平介绍中，杨上将1903年出生在贵州三穗县城郊一个侗族家庭。
杨珠江说，其实这个年龄是父亲为考黄埔军校而填报的，父亲其实和周恩来是一年生的，是1898年。不过后来履历里一直这样，父亲也就一直沿用，直到去世。1926年，当得知黄埔招生的消息后，已经28岁的杨至成再也不愿意继续为旧军队卖命，收拾行装来到广州。杨至成到了广州后才得知，为了保证招生的纯洁度，黄埔军校对前来报考的青年人的经历作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不招收旧军队中时间太长、职务太高的人。思来想去，杨至成隐瞒了5岁，同时隐瞒的还有自己在旧军队营长的身份。他告诉招生人员，自己23岁，以前是一名管后勤的军需官。杨至成个子不高，显得年少，终如愿进入黄埔军校第5期。杨至成没想到，他这个“军需官”真的与后勤结缘，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事业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
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官校、陆官（英文：Republic of China Military Academy；缩写：ROCMA），成立于1924年，是中华民国的一所军校，因陆军军官学校创校于广州黄埔，因此有“黄埔军校”的别称。第一任校长为蒋中正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下的产物，有许多中共的开国元勋与将领都出自黄埔军校师生，而它在创办开学日由孙中山颁布之书面训词，日后也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歌。陆军军官学校隶属于国防部，其宗旨和创校目的是为了培养中华民国陆军军官。陆军官校创立时的校址位于黄埔长洲岛，创立时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是世界历史上四大军校之一。陆军官校当时是国民党的党校。
于1927年，陆军官校迁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改为隶属国民政府，并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陆军官校于1924年5月收录了第一批学生。陆军官校从1200名考生中仅取录了350位最顶尖学生，备取120位学生，加上保举共499人，于5月5日正式入学，成为陆军军官首批学生。陆军官校于6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之所以择定陈炯明叛变事件两周年这天举行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旨在表明要记住沉痛的历史教训，坚决为递造一支“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奋斗。开学典礼中，蒋中正与妻子陈洁如一起迎接孙中山与其妻宋庆龄。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当中作出了“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讲话，孙中山向学生说：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孙中山提的书面训词，则由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和邵元冲编写，其内容后来更制定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另为宣传革命思想，军校出版《黄埔潮》与《黄埔日刊》等期刊，有的刊物发行量高达5万份之多，还行销国内外。而黄埔1期学生首次参与的军事行动是，1924年8月10日至10月16日处理广东省商团私运军械，将私运军械之挪威船舰押到黄埔，停泊于校门外，敉平商团事变。
后来，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在陆军官校内的势力，便于1925年2月将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另外，黄埔军校不少教职员都是来自苏联，如加伦将军（瓦西里·布留赫尔）为顾问团团长、契列班诺夫军校总顾问、白礼别列夫步兵顾问、嘉列里炮兵顾问、互林工兵顾问、喀扶觉夫政治顾问、丘别耶夫通信顾问 与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等人。而这些干部都因蒋中正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北伐期间破裂后推行反共政策，而被迫离开中华民国陆军官校。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并且在同年3月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后来，北伐革命军成功攻取武汉。国民政府便于1926年10月27日决定于两湖书院旧址设立政治训练班。后来，政治训练班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并将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的政治科学员全数调至武昌就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国民政府于同年12月将陆军军官第5期的炮兵、工兵科学员调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1927年1月19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正式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此黄埔时期陆军官校自1924年兴办到1927年共招训学生5期，也即第1期至第5期。陆官在实施清党反共与宁汉分裂前，方有师生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黄埔，其担任抗战与国共内战时知名指挥官有左权、陈赓、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周士第、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宣侠父、郭天民、陈奇涵、陶铸、郭汝瑰等人。
1927年24岁
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学员。
1月3日，武汉人民举行北伐胜利庆祝大会，却遭到了英帝国主义的镇压。杨至成十分愤怒，上街参加了游行抗议。
3月，学员队中共支部负责人金亨夫找到杨至成，告诉杨至成：“至成同志，根据你一年来的表现，党支部认为你已具备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由我介绍你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军校党的组织已经批准。今天我特来通知你，并向你表示祝贺。”
“四·一二”政变后，4月23日杨至成参加了武汉30万人的“讨蒋大会”。
5月17日，在恽代英指挥下，参加反击夏斗寅的战斗，保卫了武汉政府。
6月，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在贺龙同志的二十军担任连指导员。
7月下旬，带领部队向南昌进发。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率部围歼了城东大校场的守敌。8月5日，随军撤出南昌南下，编在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六连任指导员。军长贺龙，师长为周逸群，团长是陈赓。
8月30日，参加会昌战斗。
9月30日，参加潮州城北战斗，战斗失利，起义军被打散。
10月3日朱德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到了饶平的茂芝镇，他们遇到了第二十军教导团的参谋长周邦采和杨至诚、毛泽覃、粟裕等，他们告诉朱德，起义军主力已在广东揭阳、汤坑一线失败，潮汕已经失守，部队已被打散，许多起义军的领导人离开部队转入地下。
10月，跟随朱德和陈毅，艰苦转战。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起义的枪声，大大震动了敌人。
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于8月5日全部离开南昌南下，计划转到广东，依靠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基础及海港，对外得到援助，重整旗鼓，再行北伐。起义军打下会昌后进入福建，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18日进驻大埔茶阳，20日开赴三河坝。在三河坝，前敌委员会作出分兵决定，总指挥部率叶挺、贺龙主力约六千人沿韩江水陆两路南下潮汕；朱德率第九军教育团和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约四、五千人留守三河坝，牵制敌追兵。10月1日敌钱大钧部约三万人赶至三河坝，凶猛地进攻朱德、周士第率领的部分起义军。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敌我双方伤亡重大，但敌人却不断增援兵力，而我却孤军无援。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为了争取主动，减少伤亡，保存实力，即有计划地组织撤退。
10月4日凌晨，朱德率领起义军从浓雾中撤出战场，向百侯方向转移。到百侯后，计划绕道经饶平转入潮汕与主力汇合。为了摆脱敌人追击，朱德又作了巧妙的安排，一面公开摆出部队要在这里宿营的样子，而暗中要求部队抓紧时间休息，并作好紧急行军的一切准备；一面亲自公开找百侯中学的杨老师，要杨老师画一张从百侯到福建平和象湖山的地图，故意泄漏假军事意图，以迷惑敌人。而到深夜时，朱德却率领起义军悄悄地离开百侯，奔来饶平。朱德留守三河坝时，即给中共饶平县委来信说：“起义军在江西会昌战斗中缴获大量枪枝，可支援你们部分，速派人来领取”。县委得信后，即派县委委员张碧光、刘瑞光两同志带领40多人前往三河坝领取。
张碧光等同志领了47支枪回饶平后，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立即组织农军攻打饶平县城，以配合三河坝战斗，并把这决定迅速传达到各乡农军，很快组织了一千多人的队伍，于10月4日攻打饶平县城。10月5日天亮时，朱德率领的部分起义军经九村到达饶洋上、下祠一带[（并在位于饶洋八瓜洋的下祠堂（宗源公祠堂）驻扎]。
朱德根据当时住大陂楼村县委书记杜式哲的汇报，知道饶平农军正攻打县城。起义军早饭后，朱德即令周士第带领第九军教导团三百多人前往支援农军攻打县城，并命令在打下县城后，即作为先头部队向潮安方向进发。而朱德即率领主力北上进驻茂芝。10月5日上午十点多钟，起义军、农军联合作战半个多小时即攻下县城，敌人夹着尾巴向凤凰山逃跑。
10月5日上午，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到达了茂芝。茂芝全乡的农协会会员十分高兴，热烈欢迎。有的赶忙到圩场买了汤面慰劳起义军；有的赶忙安排起义军住宿；有的赶忙为起义军的伤病员寻草药、找医师。起义军指挥部设在茂芝全德学校。当晚，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也就住在全德学校。为不给群众添麻烦，朱德等就利用几张课桌并在一起作床铺，士兵在高阳楼等处住不下，就在群众的屋檐下、屋坪、楼巷露天宿营。
起义军刚安顿下来，却接连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支援攻打县城的起义军，获悉敌黄绍竑部将由大埔高陂一带包抄饶平县城，起义军即连夜撤到茂芝。更令人忧虑的是，10月6日早晨，起义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十军剩下的四、五百人从潮州赶到茂芝，带来了十一军、二十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
这一消息如一盆冰水泼向第九军指战员，于是士兵中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不少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在这紧急关头，朱德沉着、认真地听取了周参谋长关于二十军、十一军进军潮汕后在汤坑、潮州战斗失败的报告，心情非常沉重，清醒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二十军、十一军已失败，十一军余部撤向海陆丰，二十军余部仅四、五百人奔来茂芝，而自己所带领的第九军所存二千余人，是“八一”南昌起义军唯一能保存建制的部队，目前处境，也有随时被包围击败的危险。要保存这支队伍，就必须靠指挥员当机立断，下决心作暂时的隐蔽和有秩序、有步骤的退却，以谋东山再起。当务之急是继续做好士兵的思想工作，把军心安定下来。主意定了，早饭后，朱德即召集几位主要领导来商量。
朱德说：“据我分析，敌闻饶城失守，黄绍竑部必驰援饶平，但我军已于昨晚撤走，敌不知我军去向，必暂停追赶，也不敢冒险进攻。还据说黄绍竑病未愈，也是造成他不急于前进的条件。根据今天各方情报，都说敌人狂叫一时后，现又没有动静了。据我的估计，敌人今天不会来的，明天也不可能来，8日以后敌人是否会来，明天可以决定。我们在此休息两天，收集我前线打散了的人员。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急需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的前途是胜利的前途，光明的前途。但要达到胜利的前途，困难还是不少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就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做革命逃兵。我们不怕暂时的失败，要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受到锻炼，以利今后再战。因此，我们必须做一番艰苦的政治动员，扭转士气，重新把官兵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今晚大家好好睡觉，明天早上我们再开个干部会，商量一下以后的前进方向和前进路线。”几位领导干部听了朱德对形势深刻分析和果断的措施后，都佩服朱德的远见卓识，增强了继续干革命的信心，表示马上去做思想教育工作，把军心安定下来。那天，党团会、骨干会、班会相继召开，全军上下出现了正气上升的新局面，大家愿意听从朱军长指挥，跟党走，而一些失败主义者的悲观论被压下去了。
10月7日上午，朱德召集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也即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周士第、李硕勋、陈毅、周邦采、王尔琢、杨至诚、赵镕等二十多位军事干部。会议一开始，朱德请周邦采把潮汕前线的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了解散起义军的主张，朱德、陈毅等坚决反对。接着朱德以慷慨激昂的语气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我们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道把革命干到底！”这鼓舞着到会的每个同志。
当时，陈毅第一个坚定表示：“我愿尽心竭力为保存南昌起义革命种子，作一个有力的助手。”接着，其他领导干部也表示，一定要保留这支革命队伍，以求今后之发展。会议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真讨论了前进的方向、路线及注意事项。最后，朱德把大家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归纳出以下几点，作为决议：
第一，我们和上级党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及时取得上级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地带，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隐蔽行动；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 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去信心、思想混乱的局面，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带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
会议放弃了原来攻打潮汕的计划，决定转战闽粤赣边的群山中，以谋革命队伍的再壮大、发展。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朱德、陈毅就带领队伍从茂芝东北的麒麟岭出发，县委领导杜式哲、刘瑞光等同志也到此送行。起义军后经柏嵩关进入福建平和、上永定，向西穿入粤赣边界，直达韶关、湘南，然后走上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朱德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把他在茂芝会议上的决策概括为十二字：“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革命实践证明，茂芝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是一次关系到能否保住“八一”南昌起义成果的重要会议；是决定南昌起义军保存下来的命运的会议；是关系到南昌起义军的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决策会议；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登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部队胜利会师有着重要关系的会议。朱德等在茂芝全德学校留下的伟大业绩，将永远彪炳于革命史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村全德学校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军事决策会议。出席参加的有周士第、李硕勋、陈毅、王尔琢、周邦采、杨至诚、赵容、毛泽覃、周梓昆、黄治声、孙一中、杨心畲、孙树成、符克振、周庭恩、刘得先……等30多名军事干部。周邦采汇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实况后，会议围绕要不要继续举起革命旗帜和保留南昌起义革命种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朱德不同意有人提出“解散队伍，各奔前程”的主张。他指出；“起义军主力部队虽然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革命武装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我们这支队伍仍有希望；现在尚存一个整师，两千多人，是南昌起义军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有完整建制的队伍，大多数官兵痛恨国民党军阀，愿意跟共产党一起革命。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挑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我们都是战火中考验的患难战友，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继续举起“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旗帜，一定要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他铿锵有力的讲话，给与会者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陈毅同志立即表示：“我愿意鞠躬尽瘁、辅佐朱副军长，把南昌起义军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许多同志也表示服从朱德领导，继续举起“八一”南昌起义革命旗帜，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会议纠正了悲观情绪，否决了关于解散部队的意见，一致支持朱德的领导。最后朱德根据大家的讨论，总结归纳为四条意见：
一、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才能及时与上级党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二、要保存这支军队，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地方，也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好，支援北伐战争很得力，应以此为立足点；三、据最新情报，国民党军已从南、西、西北三方面向我围攻，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行动上要隐蔽；四、对全支军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悲观，消极情绪，要防止自由离队，带枪逃跑，甚至小股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发生。会议的决策概括为：甩开敌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11月初，朱德率主力来到谢振华的家乡崇义县上堡镇。这就是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此时，队伍仅剩下800余人了。朱德率领这支不足千人的部队一进入上堡小镇，就被这里隐蔽的地形，爽快的民众所吸引，便决定让从大浪淘沙中保留下来的精华驻下，其纵队部设在上堡街的万和堂，部队则分驻在横街、下街及黄土坳等地；另一部分别由杨至诚和原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率领驻在文英和古亭两地，以掩护主力在上堡进行休憩整训。这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赣南三整”之一的“上堡整训”。与此同时，谢振华对“老伙夫”军长朱德和演说家一样的指导员陈毅这两位起义军的主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上堡镇集训时担任连以下干部有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成为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的林彪、粟裕、杨至诚等。
12月，担任连长的杨至成跟随朱德南下，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中途闻听广州起义已失败。
1928年25岁
1月12日，参加湘南起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
1月13日，朱德率领部队同宜章县委一起，在宜章北门召开祝捷大会。朱德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任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参谋戴成本、曹凤飞。下辖：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一连连长龚楷、第二连连长林彪；第二营营长李奇中、第五连连长耿凯、党代表粟裕、第六连连长杨至诚；第三营营长李天柱。
1月31日，胜利反击许克祥等围剿。在与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许克祥部作战中右腿受伤。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副官长。
2月，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官长。在湖南耒阳县他帮助操办了朱德与伍若兰的婚事。
4月28日，随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
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至井冈山宁岗砻市与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会师。
同日，参加于砻市龙江书院召开的干部会议，所在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林彪任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宛希先、何长工（后））第一营营长。第四连连长杨至诚。
4月27日，参加于宁岗（今井冈山）砻市召开的十万人大会，庆祝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部队会师。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参加工农革命军举行的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第四军军事委员会。
4月28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红军众英雄上井冈山的先后顺序（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序列)：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28团一营连长林彪（元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五连党代表粟裕、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工农红军4军10师师29团1营3连连长陈光、4军29团连指导员、连长萧克、28团特务连党代表赵尔陆、28团1营连长，4军副官长杨至成、4军军部秘书朱良才、4军连党代表邓华、11师班长杨得志（上将）。
5月1日，红军攻占永新县城后，决定取消师部组织军部。部队奉命再次整编，林彪仍任第一营营长。第一营党代表熊寿祺，第一连连长龚楷、党代表李赐凡；第二连连长龙普霖、党代表龙普林；第三连连长夏瑞林、党代表粟裕；第四连连长杨至诚。
5月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宁岗砻市（井冈山）召开两军会师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庆祝大会。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部队编为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第三十团、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等六个团，取消师的编制，各团由军部直接指挥。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为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其编制序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师——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
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南昌起义军编为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营，营长肖劲、陈道明，党代表吴弼、周正湘。下辖：九连——连长林彪。十连——连长李天柱。十一连——连长杨至成。十二连——连长耿凯、党代表粟裕。
朱毛会师后，首次会谈于龙江书院，酝酿组建红四军。文星阁三楼，至今保存着当年朱毛会谈的简陋桌椅。在这里，朱德、毛泽东、王尔琢、陈毅居住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在这里，有朱德和伍若兰的甜蜜记忆。在这里，也有王展程与段子英新婚的温馨。段子英在耒阳促成了朱德和伍若兰的结合，伍若兰在砻市促成了王展程与段子英的结合。这两对新婚夫妇的爱情，成为军民中的佳话。不久，她们在井冈山上的小井红军医院，一起促成了杨至成与伍道清的婚姻。伍若兰、段子英、伍道清，还有伍春林、伍飞悦，这几朵来自耒阳的鲜花，在井冈山绽放出独特的美丽和芬芳。
她们都编入了红四军宣传队，伍若兰任队长，萧克、欧阳毅、彭儒、谢维俊，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宣传队员。龙江书院的墙壁上，还保留着宣传队书写的标语。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官兵中，可以确定的黄埔军校生就有41人，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朝鲜人)、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
第二批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来自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部队，包括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等19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黄埔军校生解放后幸存的有8人，他们是林彪、杨至成、张宗逊、陈伯钧、唐天际、谭希林、刘型、范树德。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们中的前六人被授予了中将以上军衔。
5月下旬，带领连队，参加保卫井冈山的五斗江和草市坳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剿”，两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6月下旬，在七溪岭战斗中又一次负伤。
杨至诚是副官出身，念过黄埔军校，跟随朱德上的井冈山，那时黄埔生不多，杨至诚先是做连长。毛泽东知道了，说太屈才了，做留守处主任吧，就这样开始干上了副官、军需这一行。一千就是几十年，鞍前马后的很少有毛病。毛泽东最喜欢的人除了谭政就是杨至诚，一见面就叫他杨副官。
有个出身云南、家庭贫寒的国民党士兵叫曹福海，三次被俘。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杨至诚（1955年授上将军衔）三次劝其参加红军，曹福海因怕红军“剥皮抽筋”及目睹红军穿着破烂、武器低劣、生活艰苦而拒绝，但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却感动不已。1928年6月在七溪岭战斗中，曹福海又参加了。战斗结束后，曹福海带来了10多个士兵投诚红军，还说在这次战斗中，他只朝天放了两枪。参加红军后的曹福海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很快就当上了排长。可惜的是，他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7月，任井冈山留守主任，负责管理山上伤员的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的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在井冈山中心的五井建立了第一个红军医 院,由留守处主任杨至诚兼院长。受伤的杨至成住院期间，在伍若兰的极力撮合下，与伍道清结婚。遗憾的是，不到一年后，王展程和伍若兰先后壮烈牺牲，段子英与杨至成的妻子伍道清一起被打散。
8月25日，红四军行至江西崇义思顺圩时，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策动一连步兵和一迫击炮连逃跑，并在逃跑途中打死前来追赶部队的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长王尔琢。朱德接替王尔琢暂时出任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随后，林彪经毛泽东提议继朱德出任第二十八团团长。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参谋长王展程、第一营营长胡少海、党代表熊寿祺、副营长夏瑞林、龚楷、肖克，第一连连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第二连连长龙普霖、党代表曹仲略、第三连连长粟裕、党代表谢维俊，第四连党代表彭葵。
8月30日，参加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犯。在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开始担负起后勤保障和前线与后方的联络工作。
9月至年底，多次和大家下山挑粮，担负筹办冬衣等工作。
1928年9月，第四军前委决定在茅坪医疗所的基础上，抽调各团医疗队的一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中心的五井建立了第一个红军医院，有留守处主任杨至诚兼任院长。
1928年底，红4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小井建了一所较好的军事医院，名叫红光医院，极大地改善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条件。
红光医院修建时，指战员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夜以继日的劳动，很快开出一块近一千平方米的地基。然后，又砍伐竹木，运到工地。许多人磨破了肩，划破了手脚指，鲜血直流，也不叫一声苦。
缺少必要的资金，广大指战员就把从5分钱菜金中节约下来的“伙食尾子”贡献出来，终于盖起一幢竹木结构的两层楼，共有3两个房间，屋顶全是用杉树皮和竹片搭成的。红光医院的院长是曹荣，党支部书记是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副院长是萧光球。
有一段时间，医院不但缺医少药、而且连钱也没有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便去找毛泽东，全面地汇报了医院的情况。
毛泽东对于建设红军医院极为关心，他听完汇报后，就对杨至诚说：“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是，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项政治任务啊！钱，现在是困难些，部队的菜金还没有呢。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给一些让伤员用。”毛泽东说罢，写了一张条子，让杨至诚交给红31团团长，指示红31团为医院筹办200元银元作经费，要求团卫生处再分一点药给医院。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不忘经常抽空去看望伤病员。
10月陈毅、宋任穷、杨至成等同志参加了陈正人、彭儒简朴的婚礼。
1929年26岁
1月14日，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伤愈的杨至成又回到1营4连当连长。
23日红军占领大余县后，遭到敌人围击，杨至成脚部又负枪伤。
何挺颖1928年10月，参加在宁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同年底，调任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兼团党委书记。1929年初，率部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进军。
1月24日，国民党军赣军李文彬二十一旅攻击大庾县城，红军不支撤退至圳下并向梅岭关转移。红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牺牲，独立营营长张威、第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阵亡。何挺颖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再遭敌袭击，不幸牺牲。
年仅24岁。杨至诚有个外号叫算命先生。杨至诚的名气在于他的识人。所以，大伙都叫他“算命先生”，他一生给无数人定过论，基本没有失过手。军科院的人一说起杨至诚院长来都佩服得不得了，因为一般算命的都不知道自己后来怎么回事，可是，杨院长把自己的命都给安排好了。井冈山斗争时，何挺颖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上海大学的年轻学生，在红军中凤毛鳞角。杨至诚在攻克大庾县城之前和何挺颖说起了防备的事情，杨至诚说金汉鼎这些人的本事不大，但是偷袭的本事很大，军出半路，如果防范不当就要吃亏。
杨至诚还说部队要多带担架，何挺颖、林彪都没有当回事。结果正如杨至诚所料。不仅遭遇伏击，而且何挺颖受重伤，因为缺少担架伤重流血过多而死，杨至诚以前做连长时说过何挺颖，年轻胆子大，言外之意是少于持重。何牺牲后，陈毅还因此批评了林彪，因而林彪对杨至诚的印象一直不很好。
1月31日傍晚，古柏、钟锡缪、李大楠、李大顺和邝任农赶到菖蒲迎接红四军。古柏到达菖蒲时，部队已先到。古柏同志询问红四军的同志，毛委员在哪里？将古柏一行带到红四军特务营，后由副官长杨至诚领到毛委员住处。我们同毛委员亲切地交谈，时间不知不觉流逝，大家仍感觉不到丝毫的疲倦。
毛委员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他说，“红四军从井冈山出来是为开展赣南人民群众运动，创建根据地，牵制敌人向井冈山的“围剿”，现在红四军的后面就有刘士毅的部队在追击，企图乘我疲劳时，击溃或消灭我们。但我们也有打算，准备在对我有利，而敌人又疲劳时，消灭刘士毅一部，击溃其大部，这一时机是能到来的。”朱德、陈毅同志也都介绍了红四军的情况。当时李大楠同志向他们汇报说，我们为红四军准备了一些粮食和肉，并交给了杨至诚副官长，杨至诚向我们表示感谢，又提出帮他找一点止血药，他在大瘐战斗中负了伤，伤口仍在流血，我们为他找来一小瓶碘酒和药棉。那天，毛委员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同志和我们一直谈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以后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话。
2月10日，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率连参加大柏地战斗，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取得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首次胜利。
3月20日，红军第四军在长汀县城的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决定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及纵队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兼任政治部副主任；红四军决定改编，决定团、营改称纵队、支队。
林彪担任红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纵队党代表陈毅、熊寿祺，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陈毅。辖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第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先后高静山、谢唯俊、粟裕。1929年3月红四军进行改编，将团、营改称纵队、支队，并一度将党代表改称政治主任，全军换发了统一的新军装，当时合计约4600人，枪约2000支，4月，与撤离井冈山的红五军再次会合，6月，与红七军会合，三个军的部队合编，序列如下：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副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朱云卿。军部副官长：杨至诚。
4月中旬，随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歼灭敌郭凤鸣旅。红四军在这里得到休整，进行了整编，杨至成担任了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四军的副官长。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领导工作,开始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军队后勤工作。
在红4军当副官长期间，杨至成用红军缴获来的设备和布匹，建立起一个临时被服厂，带领工人们自己设计，夜以继日地做出了4000多套军装，使红军第一次成建制穿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红军军装。红四军全军四千六百余人，枪二千余支。全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新军装。
5月21日红四军部队跟随军部离开汀江东岸的刘坊村和河东村，经涂坊、南岑、下罗地、新泉抵达连城县的庙前。
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本文节选自《书屋》杂志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世联 原题为：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
12月3日率领部队随全军撤离长汀进驻连城新泉，开始为期十天的全军军训。林彪仍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党代表熊寿祺、袁祜，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谢唯俊，军需处处长赵尔陆，卫生队队长张纲。下辖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副支队长陈光。第二支队：支队长龙普霖，党代表先后粟裕，赵尔陆。教导队队长萧克。
1929年3月红四军进行改编，将团、营改称纵队、支队，并一度将党代表改称政治主任，全军换发了统一的新军装，当时合计约4600人，枪约2000支，4月，与撤离井冈山的红五军再次会合，6月，与红七军会合，三个军的部队合编，序列如下：
军长：朱德
副军长：彭德怀
政治部主任：毛泽东
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
副党代表：滕代远
参谋长：朱云卿
军部副官长：杨至诚
1929年底古田会议时全军约6000人，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序列如下：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朱云卿
政治部主任：李任予
副官长：杨至诚
军医处处长：鲍刚
第一纵队
纵队长：林彪
党代表：陈毅，熊受祺
参谋长：肖克
政治部主任：谢唯俊
卫生队队长：张纲
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
第一支队党代表：李赐凡
第一支队副队长：陈光
第二支队支队长：肖克，赵尔陆
第二支队党代表：赵尔陆
教导队队长：粟裕
第二纵队
纵队长：李天柱，曾士峨
党代表：张恨秋，罗荣桓
参谋长：郭化若
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第四支队支队长：毕占云
第四支队党代表：罗瑞卿，赖传珠
第五支队支队长：周昆，周正湘
第五支队党代表：彭祜
第六支队支队长：谭希林
第三纵队
纵队长：伍中豪
党代表：蔡会文
参谋长：林野
政治部主任：欧阳健
卫生队队长：张令彬
第七支队支队长：林野
第七支队党代表：朱良才
第八支队支队长：郭天民
第八支队党代表：高自立，刘亚楼
第九支队支队长：张宗逊
第九支队党代表：杨立三
军士队党代表：邓华
第四纵队
纵队长：胡少海
党代表：傅伯翠，张鼎丞
参谋长：游瑞轩
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卢肇西
第十支队支队长：陈紫峰
第十支队党代表：傅茂松
第十一支队支队长：卢肇西
第十一支队党代表：赖连璋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如期在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
红四军杨至诚负责会场的布置，他和廖家族人商量，用谷笪把神龛上的祖宗牌位遮起来，上厅西侧作为主席台，墙上端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红布横标，下面是党旗，再下是马克思、列宁的石印像，两张农家八仙桌拼成讲台，桌面上放了一把粗瓷茶壶和两个粗碗，大厅上摆着小学的课桌椅作为代表席位，墙壁和木柱上贴着与会议内容有关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军阀作风”、“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等，会场显得简朴庄重。
参加古田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特别强调选举一定数量的青年代表、战士代表和军事干部代表。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前委领导成员共同主持了大会。大会气氛热烈，空前和谐团结，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当年参加古田会议的代表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4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谭政、罗瑞卿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克、赖传珠、陈士榘、杨至成、赵尔陆、朱良才、张宗逊、邓华、郭天民9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还有一批参加会议的代表被授予中将和少将军衔；当年参加保卫古田会议的红军战士刘显宜也荣膺少将军衔。
1930年27岁
古田会议闭幕的第三天，正好是1930年元旦。毛泽东、朱德等人就在会址左侧的草坪举办军民联欢晚会，庆祝古田会议圆满成功。演出中，军部副官长杨至诚和几位战士表演起了湖南花鼓戏。红四军战士中好多是湖南籍人，自从秋收起义后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以后又转战赣南闽西两年多，能在闽西看到家乡戏，大家感到分外亲切。
4月，调到新成立的红十二军担任副官长，在罗炳辉军长、谭震林政委的领导下工作。
12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
12月29日，红一军团经紧急行军赶到龙冈，进入了伏击阵地。龙冈位
于江西永丰县，是一个小镇，周围高山环绕，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山谷，大路就从
谷底通过。黄公略率红三军将领蔡会文、周子昆、陈伯钧、李涛、朱良才、李聚
奎等将领和全军将士埋伏在正面。林彪、罗荣桓率本军红四军将领陈奇涵、赵尔
陆、罗瑞聊、杨成武、肖克、刘亚楼等将领和全军将士埋伏在西侧。罗炳辉、谭
震林率本军红十二军将领谭政、杨立三、杨至诚、寻淮州、张宗逊、邓华等将领
和全军将士埋伏在左翼。毛泽东在苦竹岭设下指挥所，和朱德一起指挥战斗。
1931年28岁
5月，随红十二军参加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战斗。
6月中旬，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三师，粟裕任师长，高自立任政治委员。
7月，反第三次“围剿”的战斗中，杨至成在牵引敌人主力，以解根据地之围的十二军中承担搜集情报，搞好通信联络的任务。
富田事变中，红二十军干部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49年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祝春亭《关于富田事变1987年4月访谈录》：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惟一幸存者、时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老红军、长征干部谢象晃曾向笔者沉痛的回忆说：“到平头寨的一天早晨，令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集合后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杀了。我幸亏被杨至诚保下来，才免遭一死。”“富田事变是湖南人李韶九带十二军一连人来富田大抓AB团逼出来的。”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谭震林谈党史：搞大肃反,肃清什么"AB团""AB团"是怎么来的我就说不清楚了而且说全国都有,福建叫社会民主党,大别山叫第三党(老三),所有全国红军地区都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肖克插话:最先搞"AB团"的是我们江西十月底十一月初,我们从赣西到赣东到黄陂,小布就大干起来)究竟怎么回事就不清楚后来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了八个"AB团"的"头头"来谈话他们都是贫农出身毛主席亲自替他们松了绑,请他们坐下喝水,问他们为什么要搞"AB团"。
他们一致答复,他们不知道什么是"AB团",他们承认"AB团"是打出来的,不承认就被打个半死。当时我是十二军政委,十二军打"AB团"的负责人是副官长杨至诚同志,我问他用一些什么刑法打出"AB团"来的,他说的一些办法确实很坏真正有一个"AB团"是段良别,是地主成份,后来他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毛主席弄清了这一段,就明确规定禁止"逼供信"中央苏区出现打"AB团"问题。
11月，参加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筹备工作。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杨至诚 政委：高自立。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会议期间的一天，杨厚珍、杨至诚牵着孩子们到源发号，杨厚椿夫妇抱着孩子正好在店里。相互寒暄过后，杨至诚顺便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杨厚椿不好意思的说：“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副官长有文化，能否帮我的孩子起个名字？”杨至诚抬眼向四周抬眼望去，他的目光停留在对面一家店门的对联上：“普天同庆，四海欢腾”。只见这幅对联布局工整，书风飘逸，很有骨力。杨至诚说：“有了，从上下联中各取一字，就叫海庆，好不好？” “好，有意思。一苏大会召开了，大家都很高兴，海庆这个名字好！”杨厚珍含笑点头。后来，按照杨家的字辈，杨厚椿夫妇给孩子取学名杨德泉，而他的乳名“海庆”则一直从1931年叫到现在。如今，从瑞金二中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杨德泉已经83岁。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萧劲光为校长，周以栗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邓萍任教育长，杨至诚任校务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成立。校部设在瑞金城内夫子庙后杨家祠堂。
1931年11月下旬开始招收了第一期学员，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三大类进行教学培训。其中，毛泽东在学校讲授过《苏维埃运动史》，红军总司令朱德讲授过《游击战术》。
1931年冬，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瑞金不久，便到学校视察。他看了学校的军事表演后，高兴地对代理校长何长工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成为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拥有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并开展专业化的教学活动，而有别于教导队和随营学校。这所军校就是“红大——“抗大——“国防大学”的前身。1932年春，刘伯承担任“红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提出“行教合一”的教学思路。他要求学校各级领导既当行政干部又当教员，自己也长年累月登台讲课。他还利用夜间加班翻译苏区《步兵战斗条令》等各类条令、条例，供教学使用。
1932年10月，叶剑英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他在坚持参加教学实践方面，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并亲自教授《步兵战斗条令》。据统计，“红校”共办6期，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训了11500多名干部，许多人都成了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红大”从成立到参加长征，共举办3期，培训学员近千人。
杨至成任校务部长,负责校舍、教学设施以及教职员工的生活等等一切事务。赵品三精心设计的军服经过试穿后，刘伯承校长看了表示满意。他认为这套服装美观、大方、实用，就指示红军学校总务科长杨至诚给学员每人做一套。当红军学校学员们穿着新军装，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古老的瑞金城时，不仅引来人民群众一片赞许的目光，也在各部队引起不小轰动。不久，中央苏区各部队都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上了这种式样的军装。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统一的服装。以后，各根据地红军的服装逐渐统一。赵品三设计的这套红军军服，成为典型的红军军服。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1月——1932年5月）设有后方办事处：主任杨立三，政治委员倪志侠；辖总医院，主任杨至诚，院长傅连璋，政治委员郭秋实。 总兵站部：部长杨至诚、杨立三（后），政治委员高自立、杨立三（兼）。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2年春由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称）：校长肖劲光（代）、刘伯承，政治委员何长工（代）、刘伯承（兼），教育长邓萍（兼），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兼），校务部部长杨至诚（兼）。
是年，红军干部，周志群老乡，有解放军后勤之父美誉的杨至成致信新编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周志群劝降红军，周持观望劝降未果，也使其部消极进攻红军作出贡献。
1927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杭州被害，十军濒临瓦解，这支多为黔籍子弟的军队陷入四分五裂之中，身为黔军主要军官的周志群病心疾首，为了黔籍子弟谋条生路，周志群受委托出面召集十军在各地人员往宁江镇军部集中，12月，28师师长、王天培胞弟王天锡及军部人员抵宜城，把队伍交周志群后辞职而去，危难时刻，周志群以江湖义气把大家团拢在身边，被公推为师长，随后率部进入江西，到宁国时已收集旧部2000余人枪，到屯溪后余部又纷纷来投，部队很快发展到3700多人。
然而在奔往江西途中周部也不得安宁，蒋介石欲置周部及十军人马于死地而后快，逐指使国民革命军两个师和与第十军有旧仇的桂军一个师包围周部，周志群率全军奋力拼保，冲出重围后投奔朱掊德部，在江西景德镇得以休整并改编为新编二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周任师长，受金汉鼎节制。后师改旅，周亦改任旅长，调往抚州、赣西、闽北、闽东一带驻防，参加对红军作战。
1931年周部在参与占领瑞金、汀州战役中在顺昌被红军包围，红军放路虚攻而脱围，至此，周志群看清了蒋介石欲借手杀人真面目，从此避开红军保存实力。周志群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其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他军事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服从命令，但不盲从，进剿红军期间，他与肖克的少壮国际师正面作战，尽管武器先进装备优良，但他从长官王天培遇害一事中深知蒋介石的为人，遂多次不与红军正面交锋，尤其接到同乡杨至成信后更是避开红军主力，这为保存黔军实力及对中国红色革命都有一定影响。
1932年29岁
红军学校创办于1931年秋。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一、三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校址在瑞金城东的谢氏祠堂。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校校长。1932年初，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中革军委还先后选派周以栗、林野、左权、欧阳钦、杨至诚、黄火青、伍修权、吴亮平、郭化若、陈伯钧、张如心、危拱之等担任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军政教员，另外，还调李伯钊、赵品三、石联星、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崔音波等负责开展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红军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校部领导一身三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和学员。驻校学员仍保持战斗序列，编成连队，学制3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根据所学内容和前线需求情况而定。教学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部队管理教育等。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访问何长工、孙毅谈话记录，1986—1988年。）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年初，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务部长，在刘伯承校长的领导下，负责筹建学校的后勤工作。他和大家一起发明了节粮的吃“包包饭”的办法，在中央和军委各个部门得到了推广。)
继刘伯承同志之后在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校长的叶剑英要带领学员外出参加战斗实践，临出发前，他指定担任校务部长的杨至成为代理校长，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
3月12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革军委命令：现为指挥作战便利起见，特将各军重新编成一、三、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陈奇涵为参谋长，王良为第四军军长，罗荣桓为政治委员，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
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陈宗实为总经理处长，邓萍为第五军军长，耿万敌为参谋长，刘益云为经理处长，龚楚为第七军军长，赵博生为第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政治委员。
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付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徐彦刚为第三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董振堂兼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为政治委员。除分别委令外，特此令着各军团各军务于三月廿号以前编制完毕，具报本会存查为要。
红军第一军团全军团总人数九千四百九十八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调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以王良为第四军军长、罗瑞卿为政治委员、参谋长粟裕、聂鹤亭、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军需处长赵尔陆、军医院院长叶青山、政治委员彭显伦。辖第十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李遗民，第十一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刘亚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十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蔡书彬、政治部主任邱织云。
以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少宜、参谋长萧世俊、经理处长高达夫，第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政治委员高自立，第四十四师师长苏进、政治委员唐天际，第四十五师师长寻淮洲、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以第五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编为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邓萍为第五军军长，贺昌为政治委员；龚楚为第七军军长，张纯清为政治委员；赵博生为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政治委员。以第三军、第十三军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徐彦刚为第三军军长，葛跃山为政治委员；董振堂兼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为政治委员。驻壬田休整。3月15日，中革军委任命陈奇涵为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第四军政治委员。
6月，兼任红军总兵站主任。主要任务是搞后方运输线工作，直接配合前线部队的作战。此外，他还组织兵站线担负起了邮政通信的工作。
1932年，红军总部设立总兵站，杨至诚、杨立三先后任总兵站主任。总兵站本部设有运输、供给财务、卫生、管理4个科和1个警卫排。总兵站以瑞金、兴国、宁都为中心设有4条兵站线。当时红7军团在福建沙县和顺昌有两个兵站，和红3军团 兵站线连接，方震任第1兵站政委。这个兵站有站长、政委、特派员，3名助理员，文书、收发、司务长、采购上士各1名，炊事员5名，饲养员2名，有一个监护排 ，全站人员50余人。
兵站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沿线的交通运输，前送部队弹药、粮秣、被服、医药、军工器材，后送作战缴获的胜利品、伤病员和俘虏，接待过往人员，打扫战场。1934年7月红7军团北上，两个兵站留下归总兵站直接指挥。当时粮食十分紧张，开饭时先来的人多吃了，后来的人吃不饱。有一次杨立三到兵站巡视，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方震提出用蒲草包大米，每半斤一包，下锅蒸熟，开饭时按定量领取包子饭。
7月，参加水口圩战斗，在战场抢救伤员时，又一次身负重伤。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2年6月—1933年12月）设有：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政治委员叶季壮。 总供给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的后勤机构。1932年9月由原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下设军需、机械、军实、审计、采购等处，辖兵工总厂、被服总厂及若干仓库。杨至诚任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任政治委员。
1933年30岁
1月，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后勤工作。统管全军的被服、粮秣、饮食、财务、武器弹药、医疗卫生用品等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先后组织建立了中央苏区的“赤色邮政”，红军的有线电话网和无线电通讯联络，建立了枪械、弹药、被服、纺织、鞋袜、卫生材料等20余个工厂，建立和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保障红军的物资供应，并创办了后勤学校。
这些卓有成效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月，毛泽东指示杨至成先去这一带作社会调查。杨至成当即行动，从三个问题入手调查：一、附近各村共有多少房子，可以腾出多少房子来供中央和军委机关住用？二、各村有多少地主、反革命，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如何？三、各村收成如何，打了多少粮食？能有多少余粮？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杨至成摸清了情况，形成了一套搬迁方案，向毛泽东等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首长们的肯定。
1933年5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司 令：朱 德
总 政 委：周恩来
总 参 谋 长：叶剑英
副 总参谋长：张云逸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贺 昌（代）
副主任：贺 昌 袁国平
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
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 政委：叶季壮
总卫生部部长：贺 诚 政委：贺 诚
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 政委：潘自力
后方办处主任：高自立 政委：高自立
抚恤委会主任：叶季壮 委员：钱壮飞
少先总队队长：王盛荣 政委：周恩来（兼）
7月，经过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了完善红军供给标准的意见，随即中央军委颁布了红军供给标准的训令和命令。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积极筹集军费和粮秣。
9月，李德从上海来瑞金时，博古命令总供给部长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在敌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物资极为匮乏的中央苏区，要满足洋顾问奢侈的生活要求谈何容易！苏区没有洋酒，杨至成找来本地酿造的芋薯酒；没有面包，他就找人烤馒头，还特意在面粉里多放些糖。杨至成还从部队的战利品中尽可能选些李德喜欢的食品和罐头。李德仍旧很不满意，多次向博古告状。
10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别办成8所专业学校，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长兼政委杨至成还兼任了供给学校校长。他同别人合作共同撰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系统的后勤供给教材《红军簿记学提纲》,亲自给学员们上课,为红军培养了大批的后勤管理和后勤供给人才。
10月，中革军委在关于《改组军事学校办法》中规定工农红军大学的组织机构为：在校领导之下设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政治部设党支委。训练部部长钟纬剑、副部长芦寿椿；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经济部部长杨至诚。红大还设有卫生所、俱乐部、模型室。
10月的一天中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长的杨至诚，来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找刘少奇汇报工作，但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刘少奇的踪影。委员长到哪里去了呢？正是开午饭时间，站岗的战士说委员长已去吃饭了。
杨至诚便来到了膳堂寻找，也不见刘少奇的身影。在膳堂吃饭的同志这时也发现，自从食堂为节约粮食改吃草袋饭以来，每天中午都看不到委员长来吃饭。有人嘀咕：“人家是委员长，说不定在吃小灶吧？”几个人分头去找，从饭厅找到宿舍，又从宿舍找到后院，兜了一大圈子，终于在伙房后面的小灶间里找到了刘少奇。只见他正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用清水煮熟了的番薯叶子。当他发现大家时，想躲已来不及了。
刘少奇确实是在吃“小灶”，但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小灶”。炊事员告诉大家：“委员长为了节省粮食支援前线，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米饭，中午就煮些番薯叶子或野菜充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
下半年，在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指导下，下大力抓了军工厂的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使修好的枪炮和制造的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地运到红军战士手中。
解放前担任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的有5人：范树德（1931年11月），杨立三（1932年9月），杨至成（1933年1月），叶季壮（1934年5月），林伯渠（1935年6月），叶季壮（1935年11月），杨至成（1937年6月），杨立三（1940年）。解放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有11人：杨立三（1949年11月），黄克诚大将（1952年11月），洪学智上将（1956年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1959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宗逊上将（1973年6月），张震上将（1978年2月），洪学智上将（1980年1月），赵南起上将（1987年11月），傅全有上将（1992年-1995年，中央军委委员），王克上将（1995年-2002年），廖锡龙上将（2002年-2012年），赵克石上将（2012年-）。
1934年31岁
1月，在支援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从革命发展需要出发，举办了一期后勤财会干部集训班。此前，还筹办了红军供给学校，杨至成自兼了一段校长。
1月21日，在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左”倾路线不满，而得罪了博古和李德等人。
4月，在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和博古不接受毛泽东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进攻，以调动敌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全部武器、弹药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红军血战18天，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因后勤保障不利，杨至成被撤销了总供给部长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哪里还有什么队列可练，他只能带领工兵无休止地筑堡垒、挖战壕。
5月14日，“左”倾主义的领导者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宣布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
8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下午，已被降职的杨至成从驻地梅坑赶向几公里地外的云石山，去看望毛泽东。为了走捷径，他从一片稻田里斜插了过去。
当他带着两脚烂泥，满头大汗，爬上近百米高的云石山，来到云山寺时，第一个看到的是贺子珍。贺子珍递给他一碗凉开水，说毛泽东正在后面的树林里乘凉、和人聊天。杨至成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在一棵大樟树下，毛泽东正和一个和尚模样的人，面对面地坐在石头上，一边摇扇子一边谈古论今。看见杨至成，毛泽东略略一愣：“噢，至成同志，你看我来了？”随后指着那位和尚模样的人介绍道：“他叫骆能和，比我小4岁，原先是云山寺的住持，他供的是福祖菩萨，据说是管天下太平、人间平安大事的。我们来后，占领了骆大师的地盘，他就搬到村里去住了。
我劝他干脆还俗，娶妻生子算了，他正在考虑呢！”骆和尚笑笑说：“毛先生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和毛先生聊聊天，能受到许多教益呢！”骆和尚走后，毛泽东引杨至成回到屋里，问道：“至成同志，我的朋友现在不多了，你还敢来看我！”杨至成看看脸色有点憔悴的毛泽东，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说：“毛主席，您比过去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呀！”毛泽东点了支烟，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我的身体很好。”杨至成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但却没有说出口。毛泽东似乎看出了杨至成的心情，反而安慰起他来：“至成同志，你被降职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什么想法？”“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是我尽力了……”
毛泽东沉思着说：“是呀，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后方工作基本保障了前线的需要，是很有成绩的。”“可是，仗没有打好……”“仗没有打好，有实力的问题，但主要的是战略战术指导思想不对头。什么‘堡垒对堡垒’，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忘了与敌人比起来，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这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嘛！”杨至成见毛泽东一下把问题点透了，忙问：“主席，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要做工作，要等待。至成同志，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革命总会成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在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至于我们个人嘛，受些委屈不要紧。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但肚里要能撑船，还要能放得下飞机大炮才行呢！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的一席话，扫去了杨至成胸中的郁气，他感到心头亮堂多了。
聊了一会儿，杨至成看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毛泽东说“不忙”，又领他去旁边的屋子里看望住在那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张闻天很高兴地握着杨至成的手，关心地劝慰了他几句。
患难见真情。在云山古寺门口，毛泽东和杨至成紧握双手告别，互道“保重”。杨珠江认为，父亲就是从那时候起，跟毛泽东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患难友情。
长征突围时红军各部队的序列：
中国工农红军总部：
总 司 令：朱 德
总 政 委：周恩来
总 参 谋 长：叶剑英
副 总参谋长：叶剑英 张云逸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顾作霖(代) 李富春(后)
副主任：贺 昌 李富春(后)
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
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 政委：叶季壮
总卫生部部长：贺 诚 政委：翁 瑛
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 政委：潘自力
少先总队队长：张爱萍 政委：周恩来（兼）
10月10日，踏上长征之路。
12月，红军来到了杨至成家乡--黔东南地区，周恩来副主席交给他组织地方工作团，广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任务。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1月——10月)设有：总供给部，部长杨至诚、叶季壮（后），政治委员何长工、叶季壮（兼）。辖军械科，科长胡治卿、张德风（后）等。红军供给学校，校长杨至诚（兼）。.
1935年32岁
1月，遵义会议召开，红军的后勤工作得到会议高度评价，杨至成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先遗工作团主任，协助先遣部队作开辟路线、发动群众、筹措给养物资等工作。
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决定经习水、赤水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后，毛泽东同志留下陈云同志，专门交待：特别对重伤员，即使没有担架抬走，也不能丢下不管，必须到火线上逐个抢运下来，安置到老百姓家中，付以必要的治伤费用；军委纵队笨重物资，应销毁，抛弃到赤水河中不落入敌人手中，但不能把保证作战通讯、联络需要的电台处理掉。
作为政治局常委和军委纵队政委的 陈云同志立即召集贺诚、杨至成、叶季壮、杨立三、宋裕和等人开会安排布置：集中大部分卫生、运输部门的担架，赶赴青杠坡前沿阵地，把上千的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石膏嘴等附近村庄和土城古镇老百姓家中，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把所有修理枪支的机器，X光机等笨重物资消毁并投入赤水河中，但不能丢无线电台，必须完好无损地保留。任务下达后，陈云同志亲临前线各点巡视，检查落实情况，并与卫生、供给部队的干部战士抢送伤员，又同军委纵队同志一起处置笨重物资，彻夜未眠。奋战近10小时，到次日清晨，全部完成任务，使红军能够轻装前进，为胜利一渡赤水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二、指挥巧渡金沙江，为红军“四渡赤水”，跳出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5月下旬，协助红军洗遣部队通过凉山彝族聚居区。
6月中旬，带领先遣工作团来到雪山下，了解情况，筹集物资，为过雪山作准备。
7月，带领先遣工作团的同志协助红军在藏民聚居区筹集过草地的食物。
为过草地，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每个人出发前，自带半个月即15斤左右的粮食。因此，全军上下展开了筹粮活动，将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儿盖和黑水流域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儿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成、贾拓夫负责领导。中央红军长征过草地最困难时期，在多支征粮队空手而归时，杨至成在毛尔盖地区成功征集粮食30万斤，对减少红军伤亡和减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红军所在的川西北地区，地瘠民穷，人口稀少，加上由于敌人进行反动宣传，老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人也逃进山里去了，使红军的粮食供给十分困难。为此，中央又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叶季壮、林伯渠、杨至诚等组成。
叶季壮和筹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千方百计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在毛儿盖、黑水等地筹到粮食115万多斤和一些羊牛肉，支持红军通过了人迹罕见的草地，使部队人员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9月10日，在甘肃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8日俄界会议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杨至成任支队供给部长。1935年9月长征到达哈达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中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存在的消息后，在这里做出了向陕北进军，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改编中央红军为“陕甘支队”。红军在哈达铺休整体力、筹集粮饷、扩红建政，宣传抗日主张、组建游击队、开展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为粉碎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的阴谋，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主要条件。红军在哈达铺播撒了势必燎原的革命火种，产生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哈达铺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是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1935年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毛泽东的住所内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之后，当日下午在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的军事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做了形势和整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接着宣布了整编问题的命令，他说：“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为了适应新形势，部队决定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我兼政委，下设三个纵队。”主席接着宣布了陕甘支队的建制9个领导人，即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杨至诚任后方勤务部长，罗瑞卿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设三个纵队，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由彭德怀兼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全队约八千人。
10月5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宁夏西吉县境的单家集地区，回族群众热情欢迎红军。红军为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大部分都在露天宿营，回民群众见到后，亲切地称红军是“回民的军队，仁义之师”，并积极为红军筹集粮草，红军按价付钱。当地回民中一位叫单举才的，积极给红军筹办粮草，在红军付给的银元中看到有“四川省造银元”和“云南省造银元”，还有“川陕省造币厂造”的红军银币，当时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种银元，就产生了疑问，怕在当地不好使用。红军供给部长杨至诚得知回民的反映后，当晚就和后勤人员找到单举才家，用当地通用的银元换了回来，使回民很受感动。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担任办事处主任(后来叶季壮接任)，此时红军的主要后勤保障部门有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后来杨至诚接任)；总卫生部，部长董克诚(后来姬鹏飞接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不久，后方办事处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后方勤务部，叶季壮兼任部长，李文楷任政委，下辖总供给部、总兵站部、总卫生部，各部门主要领导人不变。
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军委后勤机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后勤工作有了依托，开始了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1935年11月，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同时成立了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周恩来兼任，聂洪钧任副主任，统一管理前方供应、粮食运输、后方兵站、医院、学校和地方的武装动员事宜。后方办事处下设参谋处、政治部、供给部、兵站部、卫生部、动员武装部、政治保卫局等单位。
10月19日，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后，杨至成任方面军供给部长。为解决中央红军极端困难的经费，拿着毛泽东写的条子，去找徐海东借钱。
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蒋介石称徐海东为“文明的一大害”。1935年11月，雪后骤冷，初到延安的中央红军给养困难，毛亲笔“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大洋。”叫杨至成找徐海东想想办法，徐将自己的7000块大洋，留下2000块，拿5000块给杨。之后，徐召开会议，动员部队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送给党中央。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旧念念不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啊，那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徐抗战开始不久后就已不能工作， 一直处于疗养状态，直至七零年去世。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且仅在粟裕之后列第二位，位黄克诚、陈赓之前。
11月下旬的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而这时红1军团的供给部长杨至诚，却为解决红1军团的过冬问题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是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
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杨至诚说：“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毛泽东说：“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说罢，提起笔写道：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来找徐海东。
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信，十分不安，连连说：“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杨至诚说：“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的借条递给他，要他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看了借条，说：“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越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了，他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后来彭德怀见了徐海东，说：“你送的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11月下旬，组织了直罗镇战役--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的后勤保障工作。后勤物资的保证使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取得了胜利。
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1935年11月——1936年10月)设有：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杨至诚（后）。
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纵队及中央红军序列（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月）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机构
A.中革军委：
主 席：朱 德
副 主 席：周恩来 王稼祥
军事顾问：李 德
B.红军总部：
总司令：朱 德
总政委：周恩来
总参谋长：刘伯承
副参谋长：叶剑英 张云逸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代理主任：李富春
后代理主任：秦邦宪
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
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政委：何克全
总卫生部部长：贺 诚
政委：贺 诚（兼）
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诚
政委：刘 晓
1936年33岁
2月20至5月5日，在毛主席的带领和指挥下，随一方面军渡河东征，组织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4月15日二十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陈赓、杨成武，张云逸：一、一师占领清水关东岸，至诚等已渡过河东。二、红一军团伤员及全部现立即开始西渡。三、冯文彬等二十三日才能到清水关西渡，一师在清水关东岸一带待命，准备二十三日行动。四、一切东渡人员、部队机关、器材文件，统由杨至诚、宋裕和（军委四局副局长）率领随一师行动。
4月16日周恩来致李文楷、杨立三的信：……关于预定渡口的选择，我除写信告诉宋玉和杨至诚帮你进行外，你自己应派人至延水关、清水关之间带着延水的水手工人去选择。渡口不仅要好，且要不止一个，以备这个不行，还可有第二第三作替。渡口条件，要选择对岸敌人兵力少，工事弱的地方，甚至没有敌人的地方，但同时也估计到牲口可以上渡下渡的地方。如果对河缺口已打开，自然那些船都可安然泊过去，如有几个缺口，则可依着需要分配船只。最重要的，要在离宋杨刘驻扎地方近的地方为适宜。
5月中下旬至7月27日，在红一方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战役中，杨至成先后被任命为军委兵站部部长和野战军的后勤部长，统一指挥西征野战军的供应、兵站、卫生等工作。
5月的八珠，彭总马上组织召开会议，会议由他的秘书周桓主持，会议决定后勤部长杨至诚、后勤部政委李文楷、习仲勋、白鹤相等人协助尽快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并对他们宣传部长陆定一，还让邓小平协助。讲到我们的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大多数不支持我们，那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所以到这里宣传工作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你们互相一定协助做的细致、到位，这关系到我们红军西征的生存问题。通过陆定一、邓小平、习仲勋等人的大力宣传和教育，使我县人民真正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红军爱人民，人民爱红军。怀着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从各方面支援红军。群众积极地为红军筹粮筹款。
5月31日下午由侦察科科长张任武探得冶成章这天晚上在曲子镇驻扎、彭总马上主持召开了西征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聂鹤亭、刘晓、陆定一、杨至诚、李文楷、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习仲勋、白鹤桐、徐效达、张任武、朱早观、李涛、姜齐贤、刘惠龙、赵尔陆、周桓、陈赓、杨成武、杨勇、杨得志、肖华、李天佑、赖传珠、梁兴初、吴法宪、曾国华、陈雄很多军区领导人。
5月18日毛泽东决定以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钳制要过黄河的蒋介石军队，保卫根据地。东线部队的任务也很重。阎红彦、蔡树藩30军要迫进黄河边阻敌渡河，迟滞山西敌人西进；正在组建中的31军要进入神府区域活动，威胁高双成86师的后方；肖劲光、谢嵩、甘渭汉29军两个团由副军长谢嵩指挥在韩城区域行动，军长肖劲光带3个团配合1军团行动；宋时轮、宋任穷28军出陕南，到鄂豫陕边活动，吸引蒋军主力，策应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西征。与此同时，军委确定肖劲光为边区军事部部长，赖传珠为副部长。在吴起镇附近建立方面军的小后方基地，由杨至诚统一指挥。
6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杨至诚的电报：
成立野战军后方勤务部及设小后方
彭并转杨并告萧，李，左聂，徐程：
甲、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
乙、决在吴起镇附近设小后方，选择适当地点成立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工厂，由叶季壮负责。组成后开往吴起镇，归后方勤务部管理（共须使用三十个窑房，由劲光、至诚负责办理）。开动时日另电告。
丙、望在三边一带收集多量牛皮，供做鞋用。
6月9日，彭德怀、邓小平、习仲勋、赖传珠、白鹤桐、马兆祥、徐效达、贺德胜、杨至诚、李文楷、周桓在八珠塬李凤存家主持召开了八珠区委成立大会，白鹤桐担任区委书记，群众选举李凤存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兆祥担任区工委书记，这是曲子县、环县两县最早的红色革命组织之一。
6月14日，鉴于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逼近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4日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会议还进一步研究了两广事变问题。当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长萧劲光、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转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杨至诚并告彭德怀。电报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15日可进至水坪、蟠龙、安塞之线。绥(德)清(涧)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③《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第552、552―553页。
6月15日军委毛周彭致电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人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的电报:东北军活动情况和中央机关转移的部署。丁、为顺利进行迁移，责成：３．至诚至少集中二百只牲口，从十六日起驮粮来杨家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窑舍及粮食。至诚，即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勤务部部长。
11月下旬，组织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的保障工作。
11月2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命令，任命杨至成兼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总兵站站长。根据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后的形势，杨至成部署了各部队的兵站联络工作。
12月下旬，西安事变爆发后，为声援张、杨的反蒋抗日行动，我党与张、杨达成协议，派红军南下西安周围布防，杨至成协助周副主席组织了大军出动的兵站运输工作。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2月——1937年7月）设有：总兵站部，部长杨至诚，政治委员李文楷（兼）。辖直属队第1、第2政治处。
1937年34岁
1月20日红军大学第一校、第二校跟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并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兼第一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兼第二分校校长。
抗日军政大学（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
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红军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1936年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保安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包括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迁入延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1月21日：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学校成立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林彪、刘伯承、傅钟、罗瑞卿、刘亚楼、杨立三、莫文骅。学校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副部长何涤宙；政治部主任傅钟、政治部副主任兼校总支书记莫文骅；校务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周文龙。大学部第一队队长陈赓；第二队队长倪志亮；第三队队长谭希林；第四队队长韩振纪；第五队队长苏振华；第六队队长曹里怀；第七队队长贾若瑜；第八队队长方正平；第九队队长聂鹤亭；第十队队长边章伍；第十一队队长何长工；第十二队队长刘忠；第十三队队长谢翰文；第十四队队长谭家述；女生区队区队长金维映。
4月“红大”二期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抗大”，虽然条件好一些，但老干部须重新训练，新青年如潮水般涌进来，校舍不足是急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挖窑洞。罗瑞卿、刘亚楼、杨至诚和莫文骅等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拜当地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延安城外一带挖窑洞，计划用15 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
6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他组织部队开荒种地，采盐炼油，肩挑保卫边区和建设边区的两副重担。
8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开学。学员共计一千二百七十二人。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秘书长曹里怀；训练部长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副主任胡耀邦；校务部长杨至诚、副部长周文龙；第一大队大队长冯达飞、政治协理员王赤军；第二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协理员穰明德；第三大队大队长刘忠、政治协理员李干辉。
12月，就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职务。领导大家采取多种途径为学校筹粮筹款,组织学员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养猪、开挖窑洞,建校舍、师生住房和教学用房。杨至诚在抗大和许光达共事时间不长，可是他对许光达看得准。有一次他对许光达说，教育长，你哪一点都好，就是一点不好，有时候太重感情。
许光达让杨至诚说下去，杨至诚却不说了。建国后，军队开会，许光达又问起这件事，杨至诚就说，教育长是好记性，也是好人，但是，太重感情了，有时候容易吃暗亏。许光达再问，杨至诚又不说了。实际上，杨至诚指的就是许光达和贺龙的关系好。1959年之后，林彪和贺龙的关系恶化，许光达看不出来，他的一些行为让林彪非常反感。杨至诚深知林彪为人阴狠，所以侧面提醒了许光达，许光达不以为意，他自认为自己行得正。可最后十大将中受刑讯最重、死得最惨的就是许光达。
是年，由于上年“西安事变”的发生，国共两党已建立统一战线，杨至成才与家里取得了联系，得知母亲去世已一年余。他自从20年代初离开母亲，母子就再未晤面。他在伤感之余，寄去一副挽联，让家里人刻在母亲的墓碑上，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这副挽联写得情真意切，字句工整。内容为：八千里长征报国即为报母，四十年矢志教子亦是教人。
1938年35岁
春天，任弼时到任后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王明的种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表现；刘亚楼的首次苏联之行是在抗战时期。1938年4月初，已经是抗大教育长的刘亚楼受中央军委通知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几天后，毛泽东向刘亚楼交代：到莫斯科要把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当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毛泽东告诉他，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4月下旬，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卢冬生、谭家述、杨至诚等一起，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
4月，刘亚楼又遵毛泽东嘱托带一系列决议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响共产国际作出正确的决策。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这项特殊使命：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同志。
4月下旬，杨至诚、刘亚楼和卢冬生、谭家述等一起，经西安、兰州、新疆出境，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
杨至成离开延安前夕，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对他说：“希望你好好养病。方便的话，去看看贺子珍和我的几个孩子。我很想念他们。”并把一封信托他交给贺子珍。杨至成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一批红军将领到莫斯科后，遇到了许多熟人，除毛泽东的家人外，还有林彪、卢冬生、张子意、贺诚、马明方、方子纯、蔡畅、刘英及林伯渠之女林利、苏兆征之子苏和清等一批青少年。杨至成和他们的关系搞得极为融洽，由于他忠厚可亲，成天乐呵呵的，大家便给他起了个外号——杨老太爷。其实他当时才三十五六岁。
1938年以后，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红军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中国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校址设在莫斯科。其他几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的负过伤，有的积劳成疾。1938年7月，一系列的舆论和宣传工作，而最终的结果，也正是中共全党所期望的—王稼祥终于带回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争中，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实是一支以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杨至成等红军高级干部为中坚的执行“外线作战”的“特别梯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是这支队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
伏龙芝军事学院（Общевойсковая академия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是一所俄罗斯联邦的军事学院。创建于1918年，称工农红军总学院，1925年11月5日改为现名，以纪念苏联军事家米哈伊尔·伏龙芝。院址在莫斯科。是俄罗斯军队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团以上指挥军官的学校。历史上曾被列为四大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以及法国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之一。
著名校友：崔可夫
格列奇科
朱可夫
罗狄翁·马林诺夫茨基
沃罗诺夫
比留佐夫
林彪
刘伯承
左权
刘亚楼
杨至诚
李德
哈米斯·卡扎菲
中国入学的校友还有：賀衷寒、刘畴西、屈武、左权、卢冬生、李天佑、毛岸英、蒋乾绪、谭家述、钟赤兵等。
杨至诚最有名的一件事是对毛泽民的劝告，知道的人没有不佩服的。杨至诚在苏联学习期间，遇到了去苏联养病的时任新疆财政厅负责人毛泽民，两人在井冈山是老战友了，杨至诚就推心置腹地和毛泽民说起盛世才来。他断定盛世才这个人是白眼狼，将来一定和共产党过不去。他劝毛泽民现在趁着养病的机会转道回延安，毛泽民不答应，反过来还劝杨至诚到新疆去工作，说可以同盛世才说一下，并且延安那边由他负责解释。杨至诚没同意，后来还找过毛泽民一次，说你以后真的要考虑早点离开新疆。毛泽民笑笑，还是不同意。毛泽民后来果如杨至诚预料的那样，一去不回了。
9月，正式在莫斯科郊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这里给他们开办了特别班。杨至成（化名李康）既参加政治班的学习，也参加军事班的学习。同学有回国后担任要职的林彪元帅（化名李进）、刘亚楼上将（化名王松）、李天佑上将（化名李建）、谭家述中将（杨平）、钟赤兵中将（化名彭林）和中共松花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烈士（化名宋明）。化名周全的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题为《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9年36岁
冬，周恩来副主席来莫斯科治疗臂伤，特地看望了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同志，检查了杨至成的学习成绩，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治病、学习双丰收。
12月29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他们根据中共中央陆续送来的文件和报告，以及李德本人写的检讨材料，决定先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并进行质询，再组织对他的批判和审查。
1940年37岁
国际监委会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学习、养病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多多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判斗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以及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原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在共产国际总部召开的讨论李德问题的会议上，杨至成大胆发言，批判了李德在中央苏区瞎指挥所犯的错误。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他不可一世：接下来发言的是被称做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杨至成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老同志，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当年他曾是朱军长的副官长，后来又是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长。提起李德，杨至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杨至成越说越恼火：“我这个老兵，跟随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打过不少胜仗。而李德、博古自以为是，按照军事教科书指挥红军反‘围剿’，结果越打越被动，最终连我们艰苦经营了六七年的根据地统统丢光了！”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怒斥道：“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作者：耘山（毛泽民外孙） 周燕，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耘山发现一份过去被列为“绝密文件”的报告，即1940年7月，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校长切贝基写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关于中国分部情况的报告。
据当年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讲，到1940年6月，党校的学习生活已全部结束，有的同志已经或准备回国；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六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林彪的妻子张梅，则被红色救济会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也就是说，切贝基的这份报告是在党校学业结束后写的，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共产国际中国党校的真实情况。
这份报告的密级程度如此之高，恐怕也与中国党校的秘密设置，以及学员的特殊身份有关。报告除了反映学习方面的情况外，更多的是反映生活方面的情况。细读切贝基校长的报告，再看看报告后面附的党校学员的名单，可以揭秘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看得出，这份名单是党校结业时在校学员的名单。在党校，学员都是用化名。在他们的化名后边记录着他们接受医疗的大概情况，即住院、疗养的次数及具体地点。经多方了解、查证，作者初步弄清了其中一些高级干部的化名。如：
李进-林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王松-刘亚楼（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师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李康-杨至成（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
李建-李天佑（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代旅长）；
宋明-卢冬生（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彭林-钟赤兵（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陕北省军事部长）；
杨平-谭家述（红六军团参谋长）；
王佑-方志纯（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军北上后，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刘平-张子意（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马洛夫-马明方（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
…………
当年，中国党校在政治上、学习上由共产国际领导，生活供给则由国际援助革命者组织负担，中国同志称它为“红色救济会”。
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其实只有一名护士。每周有一名“红色救济会”的医生来给大家看病、开药。同是在党校学习的中国同志，在医疗和疗养的待遇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党校的近30位同志中，只有林彪和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过。刘亚楼、杨至成、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高级指挥员，则夏天在北冰洋沿岸最大的城市、旅游避暑胜地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假；冬天在苏联西南边疆城市热列兹诺沃茨克疗养，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高加索矿泉水疗养地。像贺子珍和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贺龙的妻子蹇先任等女同志，只是在莫斯科苏维埃疗养院住过。
1941年38岁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李进、周全联署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正是刘亚楼（王松）、林彪（李进）和毛泽民（周全）根据福洛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的几位中共军事干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国参加抗战。
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邀集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的内容。林彪和军事小组，即林彪、刘亚楼、杨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对林彪一行说“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成为强有力的党了。你们要记着，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像苏联的党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一样。你们回去，请代为致意上至毛主席下至伙夫、马夫同志，说季米特洛夫向他们问好！”
9月，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烧到了莫斯科城外，杨至成等中国同志的学习宣告结束，准备返回祖国。
10月，杨至成等人在林彪的带领下，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境返回延安去。但由于边境已被日本侵略者封锁，他们被困在了蒙古。
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1997年，保加利亚“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 София, 1997）。全书794页，正文591页，照片90幅。
1941年3月26日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阿尔菲罗夫上校（中国军事学习小组负责人）谈小组（6位中国同志）的工作。
久津和科兹洛夫[15]（校长）在座。
做了下列决定：
（1）课程延续至6月底；
（2）7月份放假；
（3）在8月初参加10天野营。
1941年4月3日
同中国的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
1941年4月7日
就中国问题同林彪详细交谈。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批评性意见。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谈中国问题。（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
1941年7月24日
同第二组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座谈。
1942年39岁
被困在蒙古的杨至成等一批中国人，为了谋生，只好依照苏联人的安排，利用假的身分去干各种杂活：放马、跑堂、看大门……
一说：这一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尚未扭转，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道路由于盛世才的反共政策而中断。苏军领导机关便安排毕业后的刘亚楼等人到苏军实习。刘亚楼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他和卢冬生、杨至诚等一起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任职。
1943年40岁
回国仍无希望，生活又无着落，为了挺下去，杨至成只好在乌兰巴托讨饭维持生计。后在朋友介绍下，去一家报社当编辑，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1944年41岁
被送到苏联的乌兰乌德市后，为了生计，去给一家贸易公司看守仓库，其间，几次发病，受辱，他的身体急剧地垮了下来，瘦得形容枯槁，虚弱不堪。
1945年42岁
2月，经过艰苦辗转，终于又回到莫斯科，并遇到林利和孙维世同志，得到了她们的照顾，苏联有关方面安排他与毛岸青同志住在了一起。
1946年43岁
1月，杨至成回国前，毛岸英、毛岸青依依不舍地拿出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上字，送给杨至成作留念。
毛岸英的题字是：
亲爱的至诚同志：
决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谨以此为念。
岸英
1945、12
毛岸青的题字，前为俄文，后为中文，写的是：
给亲爱的老太爷作永远的纪念。您的小孩子永泰（毛岸青），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字里行间透露着杨至成与毛家两兄弟间的深厚情谊。
1月，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祖国。1月16日，李立三离开妻子和女儿（李英男，1943年生），和杨至诚、袁牧之同行，乘火车启程回国。
2月，南下辽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到，就任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在佳木斯、哈尔滨、鸡西等地建立了36个军工厂。一边组织领导后勤工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一边组织建设后勤学校和开展军工生产，初步奠定了东北部队物资供应的基础建设。
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军事后勤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认真学习和研究战争与后勤的规律，总结后勤保障对战争胜负的关系、作用和地位，并经常带队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他常常告诫部下:我们名为后勤，其实有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去，只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已经是不够了。
现在打仗，后勤有时还得起先锋官的作用。为迅速适应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开展，在杨至成主持下，经后勤部党委研究决定，在佳木斯先后办起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下设六个分校)和护士学校。他提倡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还亲自讲授《后方后勤》的课程，并到各个学校去做《军需学校在新形势下的教育方针》的报告。这些学校的建立，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车辆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形成相当的后勤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为辽沈战役做了充分的后勤供给准备。辽沈战役开始后，军需部在两个月里就为前线生产冬装120万套。
杨至诚和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林彪知道杨至诚和毛泽东的关系，所以尽管对杨至诚不满意，可是“东野”时点名要杨至诚做后勤部政委的还是林彪。黄永胜因为纵队配给的问题和杨至诚在党委会上顶牛，林彪表面上支持杨至诚，暗地里却让东野后勤部另外拨给黄永胜25万发子弹。
杨至诚因为调解东野领导的住房，得罪了叶群，所以，后来杨至诚到了中南海之后一再表示身体不好，就是为了躲开林彪，他知道林彪向来有仇必报。所以，1965年罗瑞卿的事情一出，杨至诚就请病假，叶帅还问呢，怎么回事呀？杨至诚说身体吃不消了，要养病。去了大连屁股没坐稳，姚文元的交章就出台了，在大连，他和张廷发司令员说，以后事情难办了。大家一听算命先生这么说，都多少紧张了，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他就说他自己要是能走过蛇年就错还活上十几年，否则就不灵了，果然，没过去蛇年。
3月，带领总后勤部的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的后勤保障工作。
4月，为了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东北局又决定成立财经办事处，以叶季壮为主任，杨至诚为副主任，进一步加强了对财经建设的领导。
6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东北局主要领导干部重新分工的决定：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中央委员—）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政治局委员）、罗荣桓（中央委员）、高岗（政治局委员）、陈云（政治局委员）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并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共中央相信诸位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委员：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程子华（中央候补委员）、伍修权、林枫（中央委员）、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政治局委员）、萧华、周保中、陈郁（中央候补委员）、万毅、李富春（中央委员）、吕政操（中央候补委员）、黄克诚（中央候补委员）、罗荣桓（中央委员）、凯丰、叶季壮、李立三（中央委员）、谭政（中央候补委员）、萧劲光（中央候补委员）、林彪（中央委员）、刘亚楼、云泽、古大存（中央候补委员）、蔡畅（中央委员）。组织部长林枫；宣传部长凯丰；社会部长彭真；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国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桓；敌军工作部长李立三、副部长周桓；东北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云、政治委员李富春、陈正人、副局长吕政操、马钧。
为了统一东北地区的领导，1946年6 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林、彭、罗、高、陈5 人组成东北局常委。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兼第一参谋长），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副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后勤部政委杨至诚。
6月，率总后勤部的第二梯队来到佳木斯，领导建设东北大后方的工作。建立了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卫生学校；整顿扩充了各种军需工厂和兵工厂，为后勤的发展和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2月-1947年4月初，组建后勤前梯队，支援部队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战。
1947年44岁
5月22日林彪命令杨至诚将大批粮食运至蚂蚁河口、漂河口附近。
5月-7月初，带领后勤前梯队，参加了民主联军组织的夏季攻势。
6月29日杨至诚（总后勤部政委）致电林彪：俘军官无人照顾，建议由敌工部派员去接收。
9月，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要求，中共东北局决定建立一个集中统一和强有力的后勤机构，将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大为总后勤司令部，黄克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杨至成改任副政治委员，钟赤兵改任副司令员。统管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
9月3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钟赤兵、杨至诚发布命令：东线野战后方勤务在周纯全未到前，暂由总兵站黄曹龙统一布置。
9月对军需学校讲话《军需学校在新形势下的教育方针》。
1948年45岁
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黄克诚任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至成任副政治委员，钟赤兵任副司令员。
3月10日、11日，黄克诚、杨至成、钟赤兵主持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黄克诚作了《加强后勤建设保证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报告，解决了大规模作战条件下的后勤工作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黄克诚领导制定的后勤保障工作制度和章程，被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国各地参考。
黄说：第四，要建立研究、创造、进步的观念。
我们后勤部门老同志多，但是后勤工作一般地说是比较专门的工作。我们最大多数的干部，对这种专门的科学，过去在书本上也没有学什么东西。做卫生工作的在旧社会里，多少还学了一点东西，而我们后勤其他部门，都是从实际工作经验摸索出来的。这样就造成我们的老干部有很大的缺点，就是保守狭隘的经验，满足于那种狭隘的经验，缺乏研究、创造新事物的精神。当然过去的那一套也很好的，适合游击的分散情况。现在是大规模的战争了，因此，过去那种狭隘的经验就不够用，而且现在又不能马上办一个学校，马上训练一下，也没有那样的老师。
我虽然当后勤司令，也不能有系统地教给大家一套办法。有经验的还没有，只有杨政委[杨政委，指杨至成，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去苏联学了一下后勤工作，钟副司令〕[钟副司令，指钟赤兵，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去苏联也没有学这一套。因此，要同志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创造。毛主席讲：“要开动机器”，就是要我们多用脑筋，经常不断研究、改进和提高，使我们能创造很多新办法，摸出新的规律出来。将来经过几年后，是人民解放军，在后勤部门中，也能有一套东西出来，和军事、政治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也提倡接受苏联的和资产阶级一部分好的东西，就连国民党好的办法也应该学习。反对保守、狭隘、落后、不接受新鲜事物的保守思想。这个问题对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很需要。过去只是埋着头干，而不知道，也不去钻，我们大家想想，这样大的工作，如果没有经验，没有规律的知识，光靠几个领导同志是决不行的，非得要后勤干部大家努力去创造才行。所以要求大家在思想上建立接受新事物，反对满足于狭隘经验的观点。
一九九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黄克诚军事文选》，黄克诚《充分认识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回忆说：
为了着手准备同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我军的战勤和支前工作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战勤工作。我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撤销、交接和善后工作之后，即赶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同志，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使后勤保障工作有章可循。其中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召开的全军后勤会议是在东北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政委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联军后勤司令部的建立和三线后勤司令部的组建，为联军秋季攻势的后勤保障工作及部队行动的供应，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为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战斗化的建设，摸索了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多年后，杨至成在主持全军后勤史的编写工作时，还一再强调建立后勤司令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月，就任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1.9万套，胶鞋、布鞋各1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他迅速对分散在各地的军需工厂进行调整，把各地军需工厂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一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形成相当的后勤生产能力，为辽沈战役做好充分的后勤保障准备。辽沈战役开始后，军需部在两个月里就为前线生产冬装120万套。一部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名称的《杨至成火线供给》，再现了这位后勤上将对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
8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总司令部撤消，分别组成前方后勤部、后方后勤部。前方后勤部为野战军后勤部，部长钟赤兵，政治委员陈沂，副部长周纯全、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潘振武，供给部长苏焕清，卫生部长孙仪之，军械部长张明远。后方后勤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兼任，副部长贺诚，政治部主任周桓兼任，军工部长何长工，军需部长杨至诚，军械部长张瑞德，经理部长陈林兼任，卫生部长贺诚兼任。
8月，辽沈战役部署过程中，组织军需生产战线的同志按时完成了生产120万套棉军装的任务。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就在东北野战军准备南下入关之际，杨至成接到通知：12月下旬，中央军委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请他去参加会议。听到这个消息，杨至成心头一阵发热。自从他1938年离开延安去苏联养病、学习，到现在已整整10年了。10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再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如今，这个机会可算到来了。
杨至成想：现在，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家大业大了。光一个东北野战军，1年的冬装就是120万套，而且里外三新。师以上干部穿上了华达呢、皮靴，战士的军服用上了咔叽布，质量远远高于其他野战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忘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这次去开会，要为中央首长每人制作一件皮大衣带去，好让他们保护好身体，指挥全国轰轰烈烈地解放战争。第二天，杨至成就把这个任务布置了下去。毛泽东看到杨至成送来的大衣时，十分高兴。
他与周恩来、朱德听了杨至成的工作汇报，夸赞东北野战军的军服生产搞得好。1949年3月，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穿的就是杨至成送的皮大衣。杨至成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在苏联见到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的情况，让他看了分别时毛岸英、毛岸青送给自己的照片。毛泽东瞅着两个儿子的照片，眼里充满无限深情，向杨至成表示了谢意。
12月，与后勤部领导同志，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他们的军装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赞扬。
对立三、至诚同志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党中央极为信任，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的西柏坡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就说过“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诚）”。（《后勤雄才 风范昭人——纪念杨立三同志诞辰95周年》，作者：杨尚昆;宋任穷;戎子和;周文龙，选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人物纪念馆之宋任穷纪念馆，《人民日报》 〔1996.01.22 第１０版〕）。
12月,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后勤工作,周恩来说:"老同志要带好头,首先是二杨(杨立三和杨至诚),二周(周玉成和周文龙),责无旁贷,你们不搞后勤谁搞啊!”这是对杨至成和其他同志在军队后勤战线所做工作的肯定。
是年，军需学校出刊发表《军需学校二年纪念》。
1949年46岁
先后任华中军区和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组建卫生部，苏井观担任部长。在整个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野战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它们自己的后勤部门解决，我军各大野战军都有自己专门的后勤机构和后勤领导人：第一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刘景范；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段君毅；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政委杨至诚；华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杨立三(兼任)。
6月，随第四野战军进关南下，率军需生产部进驻中原重镇武汉市，他下决心抓了中南六省区的军需工业建设，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及广东、广西重新安排了军工生产布局。
9月，原东北军需学校奉命南迁湖南株洲市，改为中南军需学校，杨至成被任命兼军需学校校长。
12月，在杨至成的努力下，他们在中南地区接收的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工厂已有十一个恢复生产。
1950年47岁
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他既抓军需生产又抓地方的轻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
林彪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李先念、李雪峰、卜盛光、吴德峰、贺衡夫、方方、王宏坤、王毅斋、仇鳌、古大存、丘哲、朱仙肪、朱早观、李一清、李任仁、李明灏、李步青、李章达、李达、李坚贞（女）、杜国庠、吴芝圃、吴德峰、林平、邵式平、周纯全、周苍柏、周鲠生、唐生智、许凌青、陈正人、陈再道、陈此生、陈奇涵、陈明仁、陈经畲、陈铭枢、陈漫远、张文、张执一、张轸、张云逸、张玺、张金保（女）、陶铸、冯白驹、稽文甫、黄琪翔、彭一湖、鼓笑千、贺贵严、杨至成、杨东尊、赵毅敏、熊晋槐、刘一峰、刘之纲、刘斐、刘积学、潘正迈、潘梓年、赖传珠、钱瑛、肖克、肖劲光、简玉阶、戴子良、谭政、饶思诚、王首道、黄克诚、莫文骅、赵尔陆等73人为委员。
中南军政委员会是中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个省的人民政府，驻地武汉市。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朱毅、轻工业部部长杨至成、人事部部长钱瑛、财政部长徐林、商业部副部长曾传六、交通部长贺耀祖、农业部副部长鼓笑千、卫生部部长齐仲桓、副部长姚克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司法部长黄琪翔、公安部部长卜盛光、副部长钱益民、水利部长刘斐、民政部长郑绍文。
人民日报 1950.03.27政务院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名单：杨至诚 （兼）。主 任 邓子恢（兼）副主任 李一清 （兼）。
6月，亲自在武汉地区选址筹资，抽调招聘技术人才，建起了一个高水平的军工医院。
8月3日：中央军委任命杨至成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中南军区部署，时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的周纯全和部长杨至成组织后勤部，从人力物力上就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的后勤工作。
先后为志愿军抽组各种保障机构50余个，除后勤分部外，有后勤大站3个、担架团3个、辎重团4个、汽车团7个、人力运输及装卸团3个、骡马连19个、医院6个、手术大队1个、勤务团1个，以及各种仓库、兵站等。同时上调医务人员近6000名，汽车司机和助手8900名，其他后勤人员3.6万余名。除干部和人力支援外，对各种物资的支援更是竭尽全力。杨至成、周纯全等后勤部领导的原则是：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没有的就筹措，筹措不到的，就自己组织生产；宁肯后方挨饿受冻，也要尽量满足前方作战的需要。他们把组织筹备的物资，从军需给养到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9月，军需生产部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各单位评出的1891名人民功臣受到表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为中南军需工业表彰大会题了词。
下半年，在汉口罗家墩选址建了新的军需学校。
8月，鉴于国内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部队建设和供应已步入正常轨道，中南军区将军区军需部合并于军区后勤部。杨至成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50.8---54.10，54.2后第一副参谋长兼），兼政委（51.1---52.4）），原后勤部部长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治委员。
在中南地区组织领导创建各类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和学校，同时组织接收和发展了地方轻工业。
1951年48岁
1月15日：杨至成兼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因周纯全调东北军区工作，杨至成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10月13日：中南军区后勤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勤务学校(驻武昌)；
中南军区投入十几个军参加六省的剿匪任务，杨至成带领中南军区后勤部组织了对剿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杨至成通过组织协调，统筹安排，先后从中南军区为志愿军抽组调集各种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调运了近500万套单棉军装和大量的粮油给养。
12月5日中南军区《后勤报》发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全后勤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年，在中南军区后勤部讲话《认真严肃地反贪污反浪费贯彻全后勤增产节约运动》。
1952年49岁
继续支援抗美援朝后勤工作。
1953年50岁
在中南军区后勤部工作。
2月15日分四个时期写作《历史思想自传》。
1954年51岁
2月，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54.2---55.3）。
9月，杨至成奉命调离中南军区，到北京参加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工作。筹建组领导人叶剑英找杨至成谈话说：成立武装力量监察部的目的，是为了对全军部队的军事、战备、训练、作风、党团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后勤保障情况及武器装备的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以促进部队向正规化迈进的步伐。
叶剑英还告诉杨至成：筹建领导小组虽然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有的一时尚来不了，有的身体不好，要他和筹建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阎揆要多负点责任，把各项具体筹建工作抓起来。
杨至成当即表示：“具体工作我们多干点，有事就及时向您请示。”建立一个总部级的大机关，工作千头万绪。在叶剑英领导下，杨至成和筹备领导小组其他成员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拟定编制和选调干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没有过，外国只有苏联有，可资借鉴参考的经验不多。
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杨至成等经过反复论证，最后报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确定，全部编制300人左右，设1室、2处、4大部。即办公室，组织计划处，管理处，陆军监察部，海军监察部，空军监察部，后勤监察部。编制确定后，有针对性的选调各类监察干部的任务十分繁重，所选调的干部除了共同的政治、业务素质要求外，还要兼顾到各军种、各兵种的各类干部。如陆军监察部，既要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干部，又要有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等方面的干部。空军监察部，既要有航空兵、防空部队的干部，又要有雷达部队和场站等方面的干部。为此，杨至成经常同总干部部及各军兵种领导机关打交道，反复调查，反复协商，选调合适的干部。
二是拟制本部工作任务和各部门工作职责。杨至成等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武装力量监察部的根本任务，研究制定了监察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以及各部门、各类人员共同的和各自不同的职责，使工作一开始运转，便纳入政策和法规的轨道。
三是建立办公制度和生活保障系统。
1955年52岁
经过多半年的紧张筹备，到1955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
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正式成立，任命叶剑英为部长，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为副部长。
9月27日，我军实行军衔制，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衔。1955年9月27日授予55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之后又增加两位，总共57位，称为开国上将，此时上将位于大将之下，中将之上。1965年军衔制被取消。
1988年恢复后有148位高级军官警官被授予上将军衔警衔，此时的上将位于一级上将之下，中将之上。1994年取消一级上将后，上将遂成为解放军最高军衔。含57位开国上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迄今共有204位上将（其中洪学智在1955年和1988年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以下职务等级授予上将军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正大军区职等级也可以被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9月27日，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予55位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之后又增加两位，总共57位，称为开国上将，此时上将位于大将之下，中将之上。1965年军衔制被取消。根据195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上将军衔共有17种，为步兵上将、骑兵上将、炮兵上将、装甲兵上将、工程兵上将、铁道兵上将、通信兵上将、技术勤务兵上将、公安军上将、空军上将、海军上将、海岸上将、技术上将、军需上将、军医上将、兽医上将、军法上将，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授予军衔，则另有志愿军上将。
其划分依据复杂，只有军事指挥军官方可获以军兵种之名命名的上将，政治将官、技术将官等均只可获上将之军衔。1963年修改军官服役条例后，上将不再按照兵种划分，政治军官和指挥军官统一授衔，改为8种上将，即上将、海军上将、空军上将、技术上将、军需上将、军医上将、兽医上将、军法上将，直至1965年军衔制取消。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萧 克 · 张宗逊 · 赵尔陆 · 宋任穷 · 王 震 · 周纯全 · 许世友 · 刘亚楼 · 邓 华 · 陈再道 · 杨得志 · 彭绍辉 · 王宏坤 · 李克农 · 陈伯钧 · 李 达 · 杨成武 · 李 涛 · 萧 华 · 甘泗淇 · 赖传珠 · 陈奇涵 · 宋时轮 · 苏振华 · 陈锡联 · 陈士矩 · 王新亭 · 谢富治 · 叶 飞 · 黄永胜 · 朱良才 · 杨 勇 · 张爱萍 · 傅秋涛 · 韩先楚 · 唐 亮 · 洪学智 · 李志民 · 周 桓 · 李天佑 · 刘 震 · 杨至成 · 王 平 · 钟期光 · 郭天民 · 韦国清 · 贺炳炎 · 吕正操 · 乌兰夫 · 傅 钟 · 周士第 · 陶峙岳 · 董其武 · 陈明仁 · 阎红彦（以上按1955年授衔时的排名） · 王建安（1956年授衔） · 李聚奎（1958年授衔）。
57名上将中，有海军上将1人（王宏坤，苏振华因政治军官未获海军上将军衔，至1963年改为海军上将）、铁道兵上将1人（王震）、军法上将1人（陈奇涵）、空军上将2人（刘亚楼、刘震）、炮兵上将1人（陈锡联）、公安军上将1人（韦国清）、工程兵上将1人（陈士榘）、军需上将1人（杨至成、李聚奎）以及志愿军上将2人（杨勇、李志民）。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有3位元帅曾是黄埔教官：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两位元帅是黄埔学生：徐向前和林彪。黄埔学生还产生了3位开国大将：陈赓、许光达、罗瑞卿；8位开国上将：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宋时轮、杨至成、郭天民、陈伯钧，以及一批中将和少将。有10多位黄埔军校生出任省长以上高级职务。
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的荣誉证章。
八一勋章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一级八一勋章、二级八一勋章和三级八一勋章。
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均以八一军徽作为中心图案。八一勋章为钝五角星形，略章为红色底色上表示勋章级别的一至三道黄杠；八一奖章为圆形，略章式样为三分之一的金色和三分之二的红色部分。
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
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
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和营级干部。
三级八一勋章授予1935年10月2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1935年9月30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1937年7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述人员以外的人员。
一共178名人员获得一级八一勋章。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49人）：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陈锡联、陈士矩、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成、王平、钟期光、郭天民、贺炳炎、傅钟、周士第、阎红彦、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67人）：
孔庆德、文年生、方强、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甘渭汉、邝任农、刘志坚、刘转连、刘培善、刘道生、孙毅、朱明、朱辉照、毕占云、吴先恩、张令彬、张达志、张经武、张贤约、李天焕、李寿轩、杜义德、杨梅生、肖向荣、肖新槐、陈先瑞、冼恒汉、周玉成、周志坚、林维先、欧阳毅、郑维山、姚喆、胡奇才、赵镕、饶子健、倪志亮、唐天际、
徐立清、徐深吉、晏福生、聂鹤亭、莫文骅、郭鹏、郭化若、钱钧、陶勇、崔田民、曹里怀、梁从学、彭明治、程世才、韩伟、詹才芳、廖汉生、谭希林、刘少文、周仁杰、杨秀山、谭家述、张才千、彭林、钟赤兵、饶守坤、贺诚
少将（35人）：韩东山、孙超群、李信、金如柏、贺庆积、袁克服、谭友林、刘子奇、吴世安、汪乃贵、叶长庚、苏进、张平凯、贺晋年、常玉清、陈外欧、张广才、李铨、吴自立、唐健伯、黄立清、雷震、王兆相、白志文、苏鳌、李赤然、张震东、丁先国、朱绍田、刘玉堂、吴诚忠、戴文彬、秦化龙、刘文学、程儒珍
大校（3人）：周时源、罗厚福、幸世修
无军衔（4人）：冯白驹、冯仲云、李延禄、周保中
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是授予在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勋人员的一种勋章。
独立自由勋章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独立自由奖章只有1个等级。
独立自由勋章外轮廓为八角星，中间是红星照耀下的延安宝塔山，象征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万丈光芒。该勋章质地为金黄色或金银色相间的金属证章。略章样式为绿色底色上表示级别的一至三道黄色竖杠。
授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参加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旅级以及相当于旅级和旅级以上的干部；改编为新四军时的支队以及相当于支队和支队以上级别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中的相当于新四军师级及其以上干部和相当于军的纵队级及其以上的干部。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授予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旅团级及与其职务相当的干部。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授予当时的营级和连级及与其职务相当的干部。
独立自由奖章
授予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产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2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2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排级以下人员。
一共313人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元帅（10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10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罗瑞卿、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1人）：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周纯全、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李克农、陈伯钧、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矩、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刘震、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贺炳炎、吕正操、傅钟、周士第、阎红彦、王建安、李聚奎。
中将（145人）：
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秉璋、王宗槐、王恩茂、王紫峰、王辉球、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毕占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刘飞、刘忠、刘先胜、刘兴元、刘志坚、刘转连、刘昌毅、刘培善、刘道生、庄田、汤平、孙毅、孙继先、杜平、杜义德、
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创成、邱会作、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贤约、张国华、张经武、
张南生、张翼翔、陈仁麒、陈正湘、陈先瑞、陈庆先、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彪、周玉成、周志坚、周赤萍、周希汉、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饶子健、饶正锡、姚喆、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鹤亭、晏福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
唐天际、唐延杰、陶勇、萧向荣、萧望东、萧新槐、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崔田民、康志强、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振纪、彭明治、彭嘉庆、程世才、温玉成、曾国华、曾绍山、曾思玉、赖毅、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滕海清
少将（89人）：
韩东山、孙超群、李信、金如柏、贺庆积、袁克服、谭友林、刘子奇、吴世安、汪乃贵、叶长庚、苏进、张平凯、贺晋年、常玉清、刘少卿、刘其人、王集成、王蕴瑞、林浩、袁也烈、曾生、龙书金、王力生、王效明、王耀南、邓克明、龙福才、吴西、邹国厚、陈坊仁、欧阳家祥、罗华生、赵杰、赵承金、钱信忠、肖远久、黄霖、康健民、彭寿生、彭显伦、谢福林、潘寿才、魏洪亮、孟庆山、王光华、王奇才、王智涛、石志本、李人林、李中权、谷广善、沙克、易耀彩、查国祯、孙仪之、徐德操、张雄、黄振棠、黄新友、曾克林、杨尚儒、叶青山、熊伯涛、潘峰、于权伸、王贵德、石新安、刘永生、刘贤权、吴林焕、何以祥、何克希、周志刚、姜齐贤、帅荣、段苏权、唐子安、郭成柱、汤光恢、杨焕民、杨树根、詹化雨、潘振武、鲁瑞林、卢绍武、谢立全、钟国楚、萧文玖。
大校（4人）：王作尧、罗厚福、尹先炳、张维翰。
转业到地方的人员（4人）：冯白驹、冯仲云、周文龙、周保中。
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在第二次国共内战（解放战争）中立功人员（含直接领导国民政府军起义的原国军人员）的勋章和奖章，于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发放。
解放勋章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一级解放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解放奖章只有1个等级。
解放勋章和奖章都以红星和天安门为中心图案。解放勋章的外形为钝五角星形，略章为黄色底色上表示级别的一、二、三道红色竖杠。解放奖章为圆形，勋略样式为红色部分占三分之二和金色部分占三分之一。
授予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6月30日）参加人民解放军2年以上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
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期间任军级以上及其相当干部。
二级解放勋章：期间担任师级及其相当干部。
三级解放勋章：期间担任团级、营级及其相当干部。
解放奖章被授予其他参加人民解放军2年以上，或不2年但在作战中负伤致残的连以下人员。
原国军人员
授予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6月30日）及以后直接领导国民政府军起义的原国军人员。
（一）起义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2年以上者，按照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奖章的规定办理。
（二）不满2年者：
一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原国民政府军一个整军以上起义有功的人员；
二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原国民政府军一个整师起义有功的人员；
三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原国民政府军一个整团起义有功的人员；
解放奖章授予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政府军一个整排到一个整营起义有功的人员。
（三）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政府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方面起义有功的人员，参照上述规定，授予解放勋章或解放奖章。
（四）在1950年6月30日以后直接领导起义建有重大功绩的人员，参照上述规定授予解放勋章或解放奖章。
发放数量
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共992人。
解放奖章数量最多，但是有两批：第一批背面编号为5位数字，发行量5万左右；第二批为6位编号，发行数量不详。
一共992人获得一级解放勋章。
丁盛 丁世方 丁先国 丁秋生 丁莱夫 丁权伸 万毅 万振西 马龙 马辉 马卫华马文波 马尔果甫·伊斯哈科夫 马白山 马忠全 马冠三 马鸿宾 王亢 王平 王直 王铮 王震 王德 王力生 王义勋 王之平 王子光 王云霖 王长江 王凤悟 王六生 王文介 王文轩 王文模 王平水 王东保 王兰麟 王永浚 王必成 王再天 王再兴 王光华 王全国 王兆柏 王庆生 王兴纲 王远芬 王作尧 王近山 王宏坤 王启明 王良太 王英高 王若杰 王奇才 王其梅 王尚荣 王秉璋 王宗槐 王学武 王诚汉 王建中
王建安 王建青 王绍南 王树声 王树君 王贵德 王政柱 王振祥 王振干 王恩茂 王效明 王紫峰 王辉球 王智涛 王集成 王道邦 王新亭 王静敏 王蕴瑞 王德贵 王耀南 韦杰 韦国清 韦祖珍 车敏瞧 牛书申 乌兰夫 文年生 方强 方之中 方予翼 方中铎 方升普 方正平 方国华 方国安 邓华 邓岳 邓少东 邓东哲 邓仕俊 邓兆祥 邓克明 邓宝珊 邓家泰 邓逸凡 邓锡侯 孔从周 孔石泉 孔令甫 孔庆德 孔骏彪 尹先炳 尹明亮 甘泗琪 甘思和 甘渭汉 石瑛 石志本 石忠汉 石新安 左齐 左爱 龙潜
龙开富 龙书金 龙道权 龙福才 帅荣 叶飞 叶明 叶超 叶长庚 叶远高 叶青山 叶剑英 叶楚屏 卢汉 卢胜 户仁灿 卢绍武 卢南樵 田厚义 田维扬 史可全 白志文 冯文华 冯白驹 冯鼎三 邝任农 皮定均 边疆 吉合 成钧 成少甫 毕占云 匡斌 匡裕民吕清 吕正操 吕黎平 廷懋 朱军 朱明 朱德 朱云谦 朱声达 朱良才 朱佩瑄 朱绍田 朱绍清 朱春和 朱家璧 朱虚之 朱辉照 伍瑞卿 仲曦东 任荣 任昌辉 向仲华 刘义 刘飞 刘丰 刘苏 刘何 刘放 刘忠 刘昌 刘春 刘涌 刘彬 刘震 刘镇 刘子云
刘子奇 刘少文 刘少卿 刘中华 刘文学 刘文辉 刘玉堂 刘永生 刘永源 刘西元 刘亚楼 刘有光 刘先胜 刘华香 刘华清 刘兴元 刘志坚 刘伯承 刘亨云 刘其人 刘转连 刘贤权 刘昌毅 刘国柱 刘秉彦 刘金轩 刘居英 刘绍文 刘显宜 刘振国 刘健挺 刘浩天 刘培善 刘清明 刘禄长 刘善本 刘道生 刘锦平 刘新权 刘福胜 刘毓标 刘德海 刘懋功 庄田 江文 江拥辉 江勇为 江燮元 汤平 汤光恢 关盛志 许世友 许光达 阮平 阮赞榜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 孙正 孙光 孙毅 孙仪之 孙克骥 孙润华
孙继先 孙超群 孙端夫 杜平 杜屏 杜义德 杜文达 杜瑜生 杨勇 杨中行 杨文安 杨文谟 杨叶澎
杨汉林 杨成武 杨至成 杨秀山 杨直亭 杨尚高 杨尚儒 杨国夫 杨国宇 杨宗胜 杨树根 杨俊生 杨梅生
杨得志 杨焕民 杨嘉瑞 苏进 苏静 苏鳌 苏启胜 苏振华 苏焕清 李元 李元 李平 李贞 李达
李改 李浩 李勃 李信 李觉 李涛 李基 李铨 李震 李耀 李人林 李士才 李天佑 李天焕 李夫克 李开湘 李少元 李中权 李化民 李长玮 李文清 李水清 李丙令 李世安 李世焱 李永悌 李光辉 李成芳 李兆炳 李庆柳 李汎山 李寿轩 李克农 李克如 李志民 李志明 李赤然 李呈瑞 李伯秋 李迎希 李君彦 李作鹏 李明灏 李定灼 李建良 李荆山 李钟奇 李俭珠 李桂林 李致远 李家益 李资平
李继开 李梓斌 李雪三 李彬山 李曼村 李辉高 李景瑞 李道之 李福泽 李聚奎 李德生 李懋之 李耀文 严光 严政 严俊 严庆堤 来光祖 旷伏兆 吴西 吴岱 吴肃 吴罡 吴烈 吴涛 吴习智 吴化文 吴世安 吴先恩 吴华夺 吴自立 吴克之 吴克牛 吴法宪 吴林焕 吴咏湘 吴宗先 吴诚忠 吴建初 吴树声
吴保山 吴信泉 吴富善 吴瑞山 吴瑞林 吴嘉民 吴融峰．何辉 何以祥 何正文 何光字 何廷— 何运洪 何克希 何志远 何柱成 何振亚 何能彬 何基沣 何维忠 何敬之 何辉燕 何德全 邱岗 邱蔚 邱子明 邱先通 邱创成 邱会作 邱国光 邱相田 余非 余明 余立金 余成斌 余克勤 余述生
余秋里 余洪远 谷广善 谷景生 邹衍 邹国厚 闵洪友 况开田 况玉纯 汪乃贵 汪少川 汪克明 沙克 沈启贤 宋文 宋玉琳 宋任穷 宋庆生 宋时轮 宋学飞 宋承志 宋维栻 宋景华 宋献璋 张岗 张和 张明 张轸 张衍 张雄 张瑞 张震 张藩 张力雄 张万春 张才千 张广才 张云龙 张云逸 张元培 张天云 张开荆 张开基 张日清 张仁初 张文舟 张支碧 张书祥 张平凯 张正光 张令彬 张汉丞 张西三
张达志 张百春 张廷发 张闯初 张如三 张池明 张汝光 张克侠 张秀川 张秀龙．张怀忠 张希才 张希钦 张贤约 张明远 张国传 张国华 张治中 张宗逊 张学思 张驾伍 张孤梅 张经武 张树才 张树芝 张南生 张俊升 张济民 张祖谅 张逊之 张爱萍 张梓祯 张崇文 张臸秀 张缉光 张竭诚 张震东 张潮夫 张翼翔 阿沛·阿旺晋美 陈力 陈沂 陈宏 陈康 陈赓 陈德 陈毅 陈士法 陈士矩 陈云开 陈仁麒 陈文彪 陈正湘 陈外欧 陈发洪 陈再道 陈先瑞 陈华堂 陈庆先 陈远波 陈坊仁 陈志彬
陈伯钧 陈茂辉 陈奇涵 陈明义 陈明仁 陈金钰 陈宗坤 陈宜贵 陈美藻 陈挽澜 陈铁君 陈海涵 陈锐霆 陈锡联 陈福初 陈德先 陈鹤桥 林伟 林恺 林浩 林彪 林遵 林忠照 林接彪 林维先 范明
范子瑜 范阳春 范忠祥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平 欧阳家祥 欧阳毅 欧致富 昌炳桂 易耀彩．罗通 罗元发 罗文坊 罗仁全 罗华生 罗应怀 罗若遐 罗荣桓 罗厚福 罗维道 罗舜初 罗湘涛 罗瑞卿 金如柏 周桓 周彬 周彪 周维 周士第 周子桢 周仁杰 周长胜 周文龙 周文在 周玉成 周世忠 周发田 周志飞 周志刚 周志坚 周赤萍 周希汉 周纯全 周纯麟 周绍昆 周贯五 周保中 冼恒汉 郑亦胜 郑国仲
郑维山 官宗礼 盂庆山 胡炜 胡大荣 胡正平 胡奇才 胡秉权 胡备文 胡定千 胡荣贵 胡炳云 胡继成 胡登高 封永顺 南静之 查玉升 查国桢 赵杰 赵俊 赵镕 赵一萍 赵文进 赵正洪 赵东寰 赵尔陆 赵汇川 赵兰田 赵光远 赵寿山 赵启民 赵易亚 赵承金 赵冠英 赵章成 钟伟 钟辉 钟人仿 钟元辉 钟文法 钟生溢 钟汉华 钟赤兵 钟明彪 钟国楚 钟炳昌 钟期光 侯世奎 段苏权 段焕竞 段德彰 俞炳辉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洪学智 宫乃泉 姜齐贤 姜茂生 祖农·太也夫 祝世凤 胥光义
胥治中 姚喆 姚运良 姚醒吾 贺龙 贺诚 贺健 贺大增 贺东升 贺庆积 贺炳炎 贺晋年 贺盛桂 秦化龙 秦基伟 桂绍彬 索立波 袁渊 袁也烈 袁子钦 袁升平 袁克服 袁佩爵 莫文骅 聂凤智 聂荣臻 聂鹤亭 栗在山 贾陶 贾若瑜 夏耀堂 顿星云 晏福生 钱江 钱钧 钱信忠 倪志亮 徐文烈 徐立行 徐立清 徐向前 徐体山 徐国夫 徐国贤 徐国珍 徐绍华 徐海东 徐深吉 徐斌洲 徐德操 殷希彭 翁祥初 郭鹏 郭天民 郭化若 郭成柱 郭林祥 郭卓辛 郭金林 郭宝珊 郭炳坤 郭维城 高锐 高鹏 高文然
高立忠 高存信 高志荣 高体干 高树勋 高厚良 高朗亭 高维嵩 高德西 唐亮 唐凯 唐子安 唐天际 唐少田 唐延杰 唐金龙 唐哲明 唐建如 唐健伯 涂锡道 陶勇 陶汉章 陶国清 陶峙岳 梅嘉生 萧华 萧克 萧前 萧锋 萧元礼 萧文玖 萧永正 萧永银 萧向荣 萧全夫 萧远久 萧应棠 萧劲光 萧学林 萧恩明 萧望东 萧新春 萧新槐 黄远 黄霖 黄一平 黄文明 黄火星 黄玉昆 黄立清 黄有凤 黄永胜
黄克诚 黄志勇 黄连秋 黄作珍 黄忠学 黄忠诚 黄径琛 黄炜华 黄荣海 黄振棠 黄曹龙 黄朝天 黄新友 黄新廷 黄鹄显 曹广化 曹丹辉 曹达诺夫·扎伊尔 曹光琳 曹传赞 曹里怀 曹思明 曹德连 盛治华 常玉清 常乾坤 崔田民 符确坚 康志强 康健民 阎红彦 阎捷三 阎揆要 梁军 梁仁芥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梁达三 梁金华 梁辑卿 韩伟 韩庄 韩东山 韩先楚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盛
彭寿生 彭明治 彭绍辉 彭显伦 彭胜标 彭富九 彭嘉庆 彭德怀 彭德清 葛燕璋 董超 董永清 董其武 黄克诚 覃健 覃士冕 覃国翰 粟裕 喻新华 喻缦云 程潜 程世才 程业棠 傅钟 傅传作 傅连嶂 傅作义 傅绍甫 傅秋涛 傅家选 傅继泽 傅崇碧 舒行 鲁瑞林 童陆生 童炎生 温玉成 游胜华 曾生 曾威 曾美 曾涤 曾旭清 曾如清 曾克林 曾国华 曾育生 曾泽生 曾绍山 曾思玉 曾保堂 曾祥煌 曾雍雅 谢良 谢明 谢锐 谢斌 谢云晖 谢正荣．谢立全 谢有法 谢甫生 谢忠良 谢胜坤 谢振华
谢家祥 谢唯进 谢富治 谢福林 谢镗忠 赖毅 赖传珠 赖春风 甄华 蓝侨 雷震 雷永通 雷绍康 雷起云 解方 鲍先志 鲍奇辰 詹才芳 詹大南 詹化雨 阙中一 慕生忠 蔡永 蔡长风 蔡顺礼 蔡爱卿 裴志耕 裴昌会 裴周玉 裴宗澄 廖中符 廖汉生 廖述云 廖政国 廖冠贤 廖海光 廖容标 廖鼎琳 漆远渥 赛福鼎.艾则孜 谭政 谭开云 谭友林 谭文帮 谭右铭 谭甫仁 谭希林 谭知耕 谭冠三 谭家述 谭善和 熊飞 熊奎 熊兆仁 熊作芳 熊伯涛 熊应堂 黎化南 黎有章 黎同新 樊哲样 滕海清 颜东山 颜金生 潘峰 潘焱 潘寿才 潘振武 潘朔端 薛少卿 薛克忠 戴文彬 戴正华 戴润生 魏天禄 魏传统 魏洪亮
回忆录《井冈岁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段》收入《回忆井冈山的斗争》,北京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
1956年53岁
在武装力量监察部工作。
9月15-27日以党代表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86人，代表当时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八大代表114名，占总代表11.1%.
国 防 部9名：王树声、肖向荣、林 彪、贺 龙、徐向前、徐海东、聂荣臻、彭德怀、廖汉生；
武装力量监察部4名：叶剑英、杨至诚、周纯全、阎揆要；
训练总监部4名：李 达、肖 克、周士第、郭天民；
总参谋部8名：王 诤、李涛、张宗逊、张爱萍、陈 赓、彭绍辉、粟 裕、傅秋涛；
总政治部10名：甘泗淇、朱 明、肖 华、罗荣桓、陈奇涵、徐立清、黄火星、傅 钟、赖传珠、谭 政；
总后勤部6名：邱会作、余秋里、张令彬、饶正锡、洪学智、黄克诚；
海军4名：王宏坤、肖劲光、苏振华、陶勇；
空军4名：方子翼、刘亚楼、余立金、徐深吉；
公安军4名：刘 飞、李天焕、程世才、谭友林；
防 空 军1名：李 贞（女）；
炮 兵1名：陈锡联；
装 甲兵1名：许光达；
工 程 兵1名：陈士榘；
铁 道 兵2名：王震、崔田民；
志 愿 军5名：王 统、李志民、杨 勇、旷伏兆、张南生；
军事学院3名：刘伯承、陈伯钧、周文江；
政治学院1名：莫文骅；
军事工程学院1名：刘居英
总高级步校1名：宋时轮；
石家庄高级步校1名：滕海清；
沈阳军区6名：邓 华、杜 平、吴 岱、周 桓、贺庆积、黄丑和；
北京军区6名：王奇才、朱良才、毕继荣、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
济南军区4名：王新亭、杨得志、何志远、彭嘉庆；
南京军区4名：王六生、刘先胜、许世友、唐 亮；
福州军区2名：邓克明、刘培善；
广州军区7名：文年生、邓秀芳、刘兴元、吴瑞林、欧致富、黄永胜、詹才芳；
武汉军区3名：陈再道、谭甫仁、廖冠贤；
成都军区2名：贺炳炎、郭林祥；
昆明军区3名：王贵德、胡荣贵、秦基伟；
兰州军区3名：张达志、冼恒汉、高朗亭；
新疆军区1名：张希钦；
内蒙古军区1名：廷懋；
西藏军区1名：谭冠三；
1957年54岁
代表武装力量监察部多次下部队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为军委领导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11月，杨至成去广州军区检查工作，他上海岛、下边防，深入一线连队和战士同吃同住。
一次，在检查一处海防工程时，杨至成发现有的坑道进了水，人无法进出；有的已被海水淹没或冲毁，成了废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选址不当，离海太近。对这类工程要重新检查审定。在海南岛驻军某师，杨至成回到自己在井冈山当连长时的老连队，发现战士每顿饭都是一个单调的混合菜，而且缺油少肉。经过了解，发现是由于交通不便，副食品价格昂贵，伙食费买不了多少东西。杨至成指着周围的大片荒地说：“为什么不开些地出来，种些蔬菜和饲料，自己养些猪羊鸡鸭？”连队干部说：“我们也想搞。可现在正在学习苏联建军经验，搞正规化训练，其他的不让搞。”
杨至成说：“这怎么行？部队搞业余生产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部队伙食搞不好，没精神，我看训练也搞不好。”杨至成将检查结果向广州军区领导作了汇报，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回北京后，他又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写了报告，对部队建设特别是后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军委领导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说他抓住了当前需解决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
12月，毛泽东主席专门邀请杨至成夫妇去他那里作客，并共进晚餐，鼓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作更大的贡献。12月末的一天，人们正准备过新年，国防部部长彭德怀通知杨至成：“杨至成同志，毛主席想要见你，请你带上夫人和孩子，晚上10点钟到中南海去。”杨至成心里一阵激动，他想起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毛泽东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支香烟，问：“至成同志，身体还好吧？怎么不到我那里去？”杨至成说：“主席，现在不比战争年代，您工作更忙了。”
毛泽东说：“再忙你也应该去。”想不到现在又约他去见面。晚上，杨至成和夫人唐慧文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问：“怎么没带孩子？”接下来，毛泽东和杨至成聊起他们走过的路，话题有井冈山，有瑞金，有长征，有延安。杨至成向毛泽东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以及对李德的揭发批判，还有最近下部队检查工作看到的情况。他说：“主席，我们的部队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艰苦奋斗，要坚持业余生产，搞好生活。”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看法，说：“你这个老后勤，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呀！”毛泽东特别问起了杨至成在苏联的情况，杨至成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下对洋顾问李德的批判。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好个杨至成，你的胆子真不小啊！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杨至成说：“主席，对洋人那一套瞎指挥我就是看不惯。几年前我在广州军区又碰到个上面派的什么苏军顾问，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心里说，这不是李德又回来了吗？就给上面打报告，把他们撤走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毛主席边听边说：“对外国人，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反对。外国有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但我们绝不崇洋媚外，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时间已到夜里23时，毛泽东邀请杨至成夫妇共进晚餐。摆上了四菜一汤一盆米饭。毛泽东对杨至成说：“你这个供给部长，管了我好多年的饭，今天我就管你一顿饭。”席间，毛泽东又关心地问起杨至成的病情，对他说：“我们的革命已走过了30多年，现在建设的任务更重了，你要把身体养好，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呢！”凌晨1时，毛泽东一直把杨至成夫妇送出丰泽园门外，看着他们上了车，还不断地挥手。
1958年55岁
1月，叶剑英元帅找杨至成谈话，调他去参加组建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元旦刚过，叶剑英找杨至成谈话，说：“你大概早就听说了，我军要成立一个最高军事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委对军事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作了研究，由我来抓总，你担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
还有宋时轮、彭绍辉也是副院长。但是现在，我们的科学院还是一片空白，你要赶快抓营建，争取用一年多时间，把办公楼、宿舍楼、食堂等都盖起来，并做到路通、水通、电通。院址已选好了，就在颐和园西边的厢红旗。”杨至成乘车来到北京颐和园西侧厢红旗地区，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荒草滩，在凹凸不平的地上散落着许多破败的坟墓。这里曾是清朝八旗兵的兵营，以后则成了乱坟场。要在这样的地方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科研城，谈何容易！为了加强现场指挥，杨至成向几里外的高等军事学院借了几间房子，作为指挥部，住了下来。
军事科学院筹建时，正值全国搞大跃进，“共产风”越刮越猛，造成物资短缺，建材供应困难。下半年办公楼主楼刚建完，配楼却因缺乏建材而停了工。杨至成坐着一辆吉普车四处奔波想办法，他最后找到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裕和，把困难一摆，宋裕和特批给一批建材。材料有了，资金又发生困难，杨至成直奔总后勤部去救援，总后勤部领导给军事科学院增批了一笔经费。为了加快营建速度，杨至成决定办公楼、宿舍楼、食堂一起上。这样施工力量又发生了困难。杨至成先后找到总后勤部营房部和北京市有关建筑部门想办法，都未能解决。最后他一跺脚，坐车南下广东去招工。他找到自己的老战友、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陶铸要建筑工人，陶铸立即调集两个施工队共300人，登车北上进京，开进了厢红旗建设工地。
5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属于院务部门的有院办公室、图书馆、资料处、翻译处、行政处、营房处、供应处、卫生处。
杨至诚极佩服的是叶剑英，说叶帅是当得起大局的人。他私下里和张廷发说叶帅这个人了不起，杨至诚这人说话简单，就那么两句，听的人当时不明究竟，过了若干年，“四人帮”被打倒，大家明白了，才知道杨院长说得真对。军科院的将军们说起这位老院长，不光说他好，主要是说他神奇，身上有着一股子灵气。其实，这灵气就是阅历，就是经验。
在我军诸多的条令条例中，第一代战斗条令是由元帅和我军高级将领亲自领导和具体组织编写的。当时军事科学院参加编写战斗条令的75人中，就有叶剑英元帅，粟裕、王树声两位大将，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王新亭、钟期光五位上将，可以说，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是元帅和高级将领们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编写的。
是年当选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部队代表60人）。
1959年56岁
4月28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任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16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是1954年至1975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此前，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至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军事统辖机关，由主席1人，副主席、委员若干人组成，其成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
职权为统一管辖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国防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国防委员会主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担任，其他成员根据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1954年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国防委员会的职权。根据这部宪法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不过从实际运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这部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1954年9月20日夜，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第二届国防委员会（1959年－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于1959年4月28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2]。
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1962年4月16日任命）
委员101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于学忠、万毅、韦国清、王平、王世泰、王宏坤、王秉璋、王树声、王建安、王新亭、王震、
邓兆祥、邓华、邓宝珊、邓锡侯、孔从周、卢汉、叶飞、刘文辉、刘亚楼、刘善本、刘斐、孙蔚如、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李天佑、李达、李先念、李明扬、李明灏、李聚奎、陈士矩、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明仁、陈绍宽、陈铁、陈赓、陈锡联、吕正操、郑洞国、林维先、林遵、张云逸、张达志、张宗逊、张国华、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罗瑞卿、
周士第、周保中、周纯全、洪学智、赵尔陆、赵寿山、侯镜如、高树勋、唐生智、唐亮、马鸿宾、桑颇·才旺仁增、乌兰夫、徐海东、许世友、许光达、郭天民、鹿钟麟、萧克、萧劲光、陶峙岳、冯白驹、曾泽生、彭绍辉、粟裕、覃异之、贺炳炎、黄永胜、黄正清、黄克诚、傅秋涛、傅钟、杨至成、杨成武、杨勇、杨得志、董其武、詹才芳、廖汉生、裴昌会、蔡廷锴、滕代远、赖传珠、阎红彦、赛福鼎、韩先楚、韩练成、谭政
国庆10周年阅兵结束后，毛泽东与解放军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当看到杨至成站在后排的左上方时，大声招呼他站到自己的身后一起合影。
10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红色风暴（第八集，井冈山斗争故事），作者：杨至诚《毛泽东的“空山计”》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前后〉等。
军事科学院的办公楼、宿舍楼、食堂、门诊部等用房全部按期完工。其质量不仅是一流的，就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不落后。在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杨至成狠抓营区的绿化美化，他找到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张庆孚，搞来许多树苗花草，把昔日的乱葬坟装扮得像个大花园，给科研人员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在大跃进、共产风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中，杨至成四处奔波抓基建。并建立了一些农业生产、副食生产基地，较好地解决了军事科学院人员的副食补助和生活保障问题。
1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写给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军事技术研究馆的建议》提议杨至成担任军事技术研究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说：
根据我军十年训练情况看来，目前全军高级干部对现代战争的各门科学技术知识甚为缺乏。不仅对尖端技术知识不大了解，就是对现有常规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及战斗中的运用亦缺乏应有的研究。合成军队的首长，不大懂得各军种、兵种的专业技术知识，就不能熟练地指挥各军、兵种联合作战；
各军、兵种的专业干部，不了解合成军队的全面知识和各专业之间的技术知识，就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主动地相互配合。为弥补这一缺陷，研究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采用最简便的、最易引起兴趣的方法，直观的方法来解决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在敢想、敢做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打算在军事科学院建立一个“军事技术研究馆”，把我军各军种、兵种现有的主要技术器材和新的技术研究成果（包括常规的和尖端的）模型，用实物、图表、照片、电动解说图等多种形式设置起来，抽调一部分专业技术干部担任教研员。
这样就可以使全军高级干部分批轮流到此馆来研究 究新的专业技术知识；同时也给军事科学院和全军的科学研究人员，以及高等军事学院的学员建立一个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极好条件。
这对提高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研究战术和研究技术密切结合，相互推进，均有重大意义。
军事技术研究馆不同于一般的陈列馆和展览馆，馆内的设备也是机密的、新的军事技术器材。到这个馆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人员，也只能限于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当然从全民战争观点出发，我们也欢迎省、市以上负责干部来研究。
我们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各军种、兵种、总后、装备计划部、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军事技术研究馆的性质、任务及建设规模交换了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军事技术研究馆，从目前我军建设来看，是十分需要的，除表示积极支持赞助外，与会同志并提议及早修建，争取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以前建成，作为向党四十周年的献礼。
军事技术研究馆的规模，根据各军种、兵种、总后等单位初步提的意见，从现有的主要技术器材（常规的、尖端的，我军、友军、敌军的）可在馆内设备的实物、模型、图表、照片以及教研室、小型放映室等所需占用的面积，共约二万至三万平方米（以后随着发展再行扩建）。
建设这样一个军事技术研究馆，仅馆房的基本建设，约需三百至四百五十万元。馆内设备，另由各军兵种，各有关单位自己设计、制作、安装，所需经费再由各单位另行报销。
为加强筹建“军事技术研究馆”的领导，建议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并拟由以下二十二位同志组成：
叶剑英、王树声、张爱萍、刘志坚、张令彬、杨至成、刘道生、王秉璋、匡裕民、邓家泰、徐德操、张迺更、李景瑞、何辉燕、安东、方强、杜屏、贺诚、唐延杰、叶楚屏、贾若瑜、高文智〔1〕。
在筹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由杨至成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叶楚屏、贾若瑜二同志任副主任，拟临时抽调各有关单位的技术干部一两人参加办公室工作。待军委批准后，即开始进行筹建工作。
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原副主任方大愚：还有当时搞营房建设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材料不够用，劳动力也不够用，建筑公司也不够用，不像现在，那时候真困难，那时候办建设必须拿到国家计委同意的，才能拨到材料才能找到建筑公司，但是我们成立的时候，军事科学一片空土，借高等军事学院，就是现在国防大学一个楼叫21号楼，作为院首长办公场所，那时候科学院调来的翻译都很年轻。都住在这边，这面盖房子。印象最深科学院主楼盖起来之后，两个副楼还没有盖完，没盖完这个时候到了困难时期了，59年底到60年初了，北京市没有施工队伍，这个时候叶帅和杨至成同志，找陶铸，说陶书记我们现在房子盖不起来没有办法，不能办公，从广州调来工程施工队伍，帮我们盖两个副楼，是陶铸帮我们干的。他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一把手第一书记。派工程队来，给我们盖。
回忆录《回忆往事——少奇通知在中央苏区》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红旗飘飘》第十三集。
1960年57岁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家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搞好全院人员的生活保障，杨至成领导院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在北京郊区东北旺乡建立了副食生产基地，种菜养猪，一年四季向院食堂提供新鲜蔬菜和肉食。二是在八达岭外延庆县的康庄，建立农业生产基地，种植玉米、大豆和水稻，补助伙食。三是在内蒙古草原建立了牧业基地，放牧了上千只羊和数百头牛。与此同时，还成立一支打猎队，为大家提供肉食品。这些有力措施，在三年困难时期较好地保障了全院人员的生活，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
2月出席在广州军委扩大会，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加强现代技术研究，搞好积极防御，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
3月在贵阳，写诗《与侄女见面后话别》。《与侄女见面后话别》初版为“四旬不见后，老大才相逢。见面不相识，问名忆幼容。乾坤新转换，故土如鸣钟。语罢阳关道，千山又几重。”
8月24日粟裕写信给军科杨至诚副院长，表示不同意为自己建房。
1961年58岁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5月在南昌写诗《在赣江舟中》。
5月18日参观井冈山。题诗《访井冈山》： 井冈山上红旗鲜，东风散清云雾烟。化日春光普四海，罗霄改貌乐新天。 英杰井冈山，革命甚著名。外争七溪岭，内守茆茨坪。艰苦度岁月，运筹费思萦。缔造红根地，万民享繁荣。题词：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高歌悲壮忆先烈。喜看今朝振兴中华，莫忘昔日艰苦岁。列入井冈山碑林。
5月31日在南昌省委滨江招待所写诗《与江西民政厅谢厅长象晃同志合影纪念》。作者自注：我与谢象晃同志是老战友。我在战场负伤，蒙他背我，救下战场。此种革命情感至今难忘。今天南昌重逢，特此合影，以志纪念。
6月写诗《庐山含鄱口》。
6月4日写诗《谢叶长庚同志伴行》。
8月24日于青岛写诗《悼潘世征同志》。
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回忆东北解放——为纪念辽沈战役13周年而作》。
是年写诗《忆长征——为纪念长征27周年而作》，学步毛主席长征诗原韵。
1962年59岁
2月14日于北京写诗《悼李克农同志》。
2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悼李克农同志》。
3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诗作《庐山含鄱口》。
4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诗作《成都草堂——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和《访苏州》。
5月2日在北京写诗《天安门欢庆“五一”节晚会》。
5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诗作《春耕》。
5月23日写诗：观赣剧《西域行》有感。
6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观赣剧《西域行》有感。
6月16日《北京晚报》发表诗作《咏雪》。
6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诗作《在赣江舟中》。
6月26日、7月22日 朱德先后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诚谈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的历史。谈话首先回溯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成绩与教训，接着讲了南昌起义发动的原因、起义军南下的过程，指出：“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还讲了起义军余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一九二八年初发动湘南起义的过程和同年四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过程，以及会师后开创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几次著名的战斗。这篇谈话纪要以《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为题编入《朱德选集》。
7月31日中国青年报3 4版《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
7月写诗《诗四首》：《参观南昌东校场》、《参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遗址有感》、《茨坪》、《全国解放》。第八期《解放军文艺》刊载。
9月13日《解放军报》发表诗作《中秋》。
是年，他就接受了编写全军后勤历史的任务。这个工作是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后，经叶剑英具体作了指示，总政肖华主任出面组织，总后邱会作、贺诚、唐天际、韩振纪等人参加，由杨至成具体组织实施的。
9月，杨至成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62.09-1965.05），仍分管院务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狠抓学院的生活保障和行政管理工作。大家说，杨至成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首府（瑞金、延安）的两个最高军事学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都管过院务工作，现又在军事学院分管院务工作，真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杨至成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不久，由于劳累过度，身体很快地垮了下来，心脏病和高血压发展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经常昏倒。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他挂职休养一段时间。
1957年8月，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58年3月1日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学院主要培养三军军职以上干部，1963年3月扩大到正师职以上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高级参谋及军事理论人员。教学内容初期以方面军战役为主，后改为战役行动中军的作战指挥为主。1968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高等军事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高等军事学院撤销。
院长
刘伯承（1957.09-1958.11，未到职）
叶剑英（1958.11-1962.09）
陈伯钧（1962.09-1965.05）
李聚奎（1966.04-1969，已到职，未见正式任命）
刘 忠（革委会主任，1968.01-1969.12）
政治委员
刘伯承（1957.09-1958.11，未到职）
李志民（1959.01-1969）
副院长
陈伯钧（1957.09-1962.09）
刘 忠（1961.05-1969）
杨至诚（1962.09-1965.05）
解 方（1964.03-1967.06）
张力平（革委会副主任，1968.01-1969.12）
安 东（革委会副主任，1968.01-1969.12）
副政治委员
李志民（1957.09-1959.01）
王宗槐（1962.09-1969）
林 浩（1964.03-1966.11）
是年，《解放军报》发表《访韶山冲》。
1963年60岁
1月4日写诗《六十生日感怀》。他把它写成条幅挂在客厅，经常用来勉励自己，教育儿孙。
生在光绪癸卯春，父亡母养抚成人。
少而入伍黄埔校，壮大参加南昌军。
内战十年蹈火焰，长征二万历艰辛。
一生革命不苟喘，期待儿孙更日新。
4月6日写诗《桂林山水》。
4月8日写诗《七星岩》、《芦笛岩》。
4月12日写诗《漓江》、《叠彩山》、《柳州果园》。命名为《广西行》6首。
是年写诗《谒悼邓萍同志及卫生员墓》。
4月26日写诗《参观红岩纪念馆》（二首）。
4月28日写诗《渝黔道上》。
5月1日写诗《贵州吟》。
5月6日写诗《舟过三峡》。
5月7日在武汉曹家花园招待所写诗《过三峡到武汉》。
5月8日在武汉曹家花园写诗《东湖》。
5月21日写诗《飞过乌江》。
5月23日写诗《洛阳游》。
5月24日写诗《龙门》（三首）。
5月25日写诗《步杜甫公龙门诗韵》。
5月26日写诗《参观拖拉机厂》、《洛阳河上四代桥》。
5月28日写诗《三门峡》（两首）。
6月2日写诗《登高观徐州市景》、《游云龙山》。
6月3日写诗《参观西楚项羽戏马台有感》（两首）。
6月6日写诗《游大明湖畔》、《将军下地割麦》（两首）。
6月20日在青岛写诗《青岛吟》（十首）。
6月22日写诗《海上晨雾早霞》。
6月23日写诗《朝霞》。
6月27日写诗《北海舰上》、《钓鱼观感》、《麦收》。
6月22日写诗《回贵阳》、《重到遵义》。
7月在青岛写诗《端阳》、《胶州湾行》、《颂霓虹灯下哨兵》。
8月写诗《纪念“八一”》、看电影《甲午风云》有感。
10月1日写诗《国庆颂》。
10月《河南日报》发表《和胡金金游龙门诗韵》
10月写词《长相思·黑奴恨》。
10月17日合为《贵州行》（五首）《渝黔道上》《贵州吟》《飞过乌江》《回贵阳》《重到遵义》在《贵州日报》发表。
12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悼罗帅》。
1963年杨至成的心脏病、高血压等病症日益严重，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军委批准他挂职休养。60年代初，他挂职休养，有了较多的时间，于是便投入了对书诗字画的研究和创作，几年下来，成绩颇丰。仅就诗歌而言，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写了80多首，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诗言志。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杨至成对革命战争、对祖国大好山河、对革命战友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所发出的由衷赞叹和寄予的深厚感情。从而我们可以这么评价他：杨至成既是一位将军，一位后勤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
是年，从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中将1963年书写的一幅杨至成诗词手迹中征集得到的。唐天际中将有“将军书法家”之誉，他与杨至成将军又是后勤战线的老战友。这幅手迹，保存了50年，其诗、书合璧，辉映成趣，弥足珍贵，它见证了两位将军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战友情谊。《纪念八一节》：
“气爽秋高风怒号，云横沧海狂澜消。
三军有训坚如铁，万众皆兵高似潮。
四海九州红旆亮，三山五岳碧畴饶。
擎天立柱倍雄伟，传统光辉日月昭。”
杨至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的身体刚好一点，就接受了编写全军后勤史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批准，在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组织领导下，由杨至成具体领导实施，1964年成立了后勤史编写办公室，列出了编写工作规划。杨至成领导大家对红军时期做过后勤工作的655人进行排队，然后一个个进行采访，到1965年已搜集到几百万字的资料。杨至成接受了中央军委布置的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的任务,搜集了大量的后勤史资料,这是杨至成将军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加强军队和国防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指导编写人员对人民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后勤工作进行客观分析，认真总结，以期为军队后勤建设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1964年61岁
1月31日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体现——记1928年3月红二连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
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大会今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幕。这次会演将检阅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所取得的成绩；
并通过观摩演出，评选节目，总结和交流经验，开展比学赶帮活动，进一步推进文艺创作，繁荣部队文化艺术。
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出席了开幕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上将在开幕式上讲话。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萧劲光海军大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李聚奎上将、李志民上将、苏振华海军上将、杨至成上将、廖汉生中将、刘志坚中将、成钧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有关方面负责人林默涵、徐光霄、阳翰笙、吕骥、赵树理、张光年、戴爱莲、赵鼎新等，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演出了精彩的歌舞节目。罗瑞卿大将、萧劲光大将等出席全军文艺会演开幕式，并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同参加开幕式演出的总政歌舞团的同志合影。
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大会（音乐、舞蹈、曲艺、杂技部分），今晚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贺龙、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剧场内高悬着巨大的横幅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 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在乐队高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以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致闭幕词。出席闭幕式的还有：王树声大将、张爱萍上将、杨成武上将、李天佑上将、王新亭上将、傅钟上将、李聚奎上将、谢富治上将、李志民上将、杨至成上将、梁必业中将、徐立清中将、萧向荣中将、杜义德海军中将、曹里怀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以及文艺界人士田汉、阳翰笙、吕骥等也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后，参加会演的各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精彩的歌舞、曲艺、杂技节目。在全军文艺汇演大会的闭幕仪式上，周恩来、贺龙、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参加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和演员们合影。
1964年重访赣南，杨至诚着重谈了八一起义部队在赣南整训和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的问题。
这篇访谈记录名为《赣南忆旧》，和陈毅同志的访谈记录文稿一同发表在《中央苏区风云录》一书中。杨至诚谈到了在寻乌项山罗福嶂决策去东固的问题。他说：“部队在寻乌边界（项山）罗福嶂休息了一天，前委开了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改编为3个纵队，决定第一纵队由林彪负责；
第二纵队由胡少海负责；第三纵队由伍中豪负责。会上还讨论了部队去东固的问题，项山至罗福嶂这一段，是一个转折点，很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火柴），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还常讲：‘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可见，毛泽东同志对罗福嶂会议印象很深，评价很高。
罗福嶂会议后，部队离开寻乌，经武平入会昌，走武阳过河到瑞金。……我们在大柏地开会，一边烤火烧红薯芋吃，一边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所以大柏地也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后来写了一首词以示纪念。大柏地战斗后，部队向宁都前进，由黄陂到东固，和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会合后，部队离开东固，插到广昌、石城，然后到瑞金的壬田出发进福建，在长汀的长岭寨打死郭风鸣。随后红军又从闽西回师赣南，开始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新战斗。”
杨至诚同志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副官，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当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作为过来人，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叙述为一个又一个重要转折，应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叹。
编写全军后勤历史工作从1964年开始，成立了办公室。这个工作是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后，经叶剑英具体作了指示，总政肖华主任出面组织，总后邱会作、贺诚、唐天际、韩振纪等人参加，由杨至成具体组织实施的。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抽调人员组成编写组，然后下部队实地调查和采访，并到国家和军委档案馆广泛查阅收集各种资料、材料。
他们对红军时期做过后勤工作的655名老同志排了队，一个一个有计划地展开采访，不长时间就搜集到了八百万字的资料，经过调查访问、查阅资料、广泛征集、搜集到了宝贵资料，为我军抢救了大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为后来的后勤史和后勤史教材的编写打下了丰富坚实的史料基础。杨至成作为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开创人，对搜集到的资料作了客观的、权威的分析，指导编写组的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认真地总结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军的后勤历史，以期为我军、为世界军事后勤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后勤史的编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已初见成效，搭起了基本框架，虽然因“文革”开始而未能全部完成，但它却为我军抢救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后勤史料。杨至成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他接受了中央军委布置的组织编写全军后勤史的任务。
11月8日写诗自勉：
《红叶》
“天高云淡三秋凉，一派苍林叶换装。
远望西山红若火，管教日月耀明光。”
是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5年62岁
1月3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部队代表120人）。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16人）。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65年1月3日选出。共有116名组成人员，其中委员长1名，副委员长18名，秘书长1名，委员96名。任期由1965年1月至1975年1月，期间共召开33次会议。常委会组成情况如下：
委员长（1人）：朱德
副委员长（18人）：彭真、刘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女）、黄炎培、陈叔通、李雪峰、徐向前、杨明轩、程潜、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林枫、刘宁一、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逝世。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逝世。
1967年8月22日，杨明轩逝世。
1968年4月9日，程潜逝世。
1969年4月3日，张治中逝世。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女）逝世。
秘书长（1人）：刘宁一（兼）
委员（96人，按姓名笔划排列）：
马纯古、王世泰、王昆仑、王淦昌、王维舟、区棠亮、贝时璋、邓初民、邓颖超、孔原、古大存、卢汉、帅孟奇、叶剑英、叶渚沛、史良、刘长胜、刘亚雄、刘澜波、庄希泉、许广平、朱良才、华罗庚、严济慈、李达、李延禄、杨之华、杨至成、杨尚昆、杨蕴玉、吴玉章、
吴有训、吴冷西、吴耀宗、张云逸、张苏、张经武、张难先、张鋆、陈少敏、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奇涵、陈垣、邵力子、武新宇、范文澜、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林锵云、罗叔章、罗琼、竺可桢、季方、周礼、周纯全、周叔弢、孟继懋、施复亮、赵九章、赵寿山、
赵忠尧、赵毅敏、南汉宸、胡子昂、胡乔木、胡厥文、胡愈之、胡耀邦、俞霭峰、郭建、唐生智、钱崇澍、钱瑛、徐子荣、徐立清、徐冰、徐特立、梁思成、章士钊、萧劲光、梅龚彬、曹孟君、龚饮冰、童第周、曾志、谢扶民、谢南光、彭绍辉、韩光、粟裕、蔡廷锴、蔡畅、熊克武
1965年6月20日，赵寿山逝世。
1965年12月28日，钱崇澍逝世。
1966年8月24日，李达逝世。
1966年11月4日，古大存逝世。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逝世。
1967年1月7日，曹孟君逝世。
1967年1月20日，刘长胜逝世。
1967年1月27日，南汉宸逝世。
1967年2月3日，杨至成逝世。
1967年12月2日，陈劭先逝世。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逝世。
赵九章于1968年10月26日逝世。
徐特立于1968年11月28日逝世。
许广平于1968年3月3日逝世。
蔡廷锴于1968年4月25日逝世。
陈其瑗于1968年5月30日逝世。
张难先于1968年9月11日逝世。
徐子荣于1969年6月20日逝世。
谢南光于1969年7月26日逝世。
范文澜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
施复亮于1970年11月12日逝世。
陈其尤于1970年12月10日逝世。
林锵云于1970年12月2日逝世。
王维舟于1970年1月10日逝世。
唐生智于1970年4月6日逝世。
熊克武于1970年9月2日逝世。
张经武于1971年10月27日逝世。
叶渚沛于1971年11月24日逝世。
陈垣于1971年6月21日逝世。
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
徐冰于1972年3月22日逝世。
杨之华于1973年10月20日逝世。
章士钊于1973年7月1日逝世。
钱瑛于1973年7月26日逝世。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逝世。
1974年5月13日，卢汉逝世。
1974年7月31日，谢扶民逝世。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逝世。
1月4日担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20人）。
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5年－197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于1965年1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根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任命[3]。
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
委员106人：
方强、王平、王世泰、王宏坤、王诤、王秉璋、王建安、王树声、王恩茂、王新亭、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兆祥、邓宝珊、孔从周、卢汉、叶飞、刘文辉、刘兴元、刘亚楼、刘志坚、
刘培善、刘善本、刘斐、许世友、许光达、吕正操、孙大光、孙志远、孙蔚如、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李天佑、李达、李成芳、李先念、李寿轩、李作鹏、李明扬、李明灏、李涛、李聚奎、杨成武、杨至成、杨勇、杨得志、吴克华、吴法宪、邱会作、邱创成、张云逸、
张达志、张宗逊、张国华、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陈士矩、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明仁、陈绍宽、陈铁、陈锡联、郑洞国、林维先、林遵、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赵寿山、侯镜如、高树勋、郭天民、唐生智、唐亮、秦基伟、徐海东、桑颇·才旺仁增、陶峙岳、
鹿钟麟、阎红彦、萧华、萧克、萧劲光、萧望东、崔田民、曾泽生、谢富治、彭绍辉、黄永胜、黄新廷、董其武、韩先楚、粟裕、覃异之、程子华、傅秋涛、傅钟、赖传珠、詹才芳、赛福鼎、廖汉生、裴昌会、滕代远
5月7日写诗《吊刘亚楼同志》。
5月8日杨至诚等到机场迎接刘亚楼的骨灰从上海运抵北京。
12月24日列名赖传珠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
是年编成有70余首的《杨至成诗稿》，未能看到出版的那一天。
1966年 63岁
3月7日于北京程家花园写诗《回忆长征》。
3月8日写诗《“三八”妇女节》（三首）、《南越妇女在战场》。
4月29日写诗《晚年自勉》。
5月1日写诗《“五一”》、《“五一”颐和园联欢》。
5月8日写诗《牡丹花》。
是年写诗《随笔写景》、《雪》、《颂王杰》和词《蝶恋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至成受到很大冲击，被扣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政治帽子，使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损害。他和夫人唐慧文都受到冲击和批判。
看到一批批老首长、老同事被打倒，他心里极端痛苦，心脏病更加严重。文革运动兴起后，中央文革成员长兼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是刘志坚。萧华和刘志坚专门请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给军队作报告，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并和文化部长谢镗忠（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机关组组长）、宣传部长李曼村一起，策划了多起打倒军队干部的事件。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斗死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上将、一机部部长）、杨至诚（上将、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文年生（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等一批人，包括许光达、谭政、肖向荣、肖望东、邱会作等受到严重摧残的就更多了。连红卫兵都把总政称作是“阎王殿”。
1967年64岁
2月3日在北京病逝。
2月6日上午，杨至成同志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在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忙事务中，作为主祭人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中央和其他有关方面的领导人还有李富春副总理、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粟裕大将、李天佑、彭绍辉、王新亭上将、张池明中将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主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致悼词。
《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总理行踪：2月3日陪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2月4日派人查因连遭批斗致死的赵尔陆的死因后催要尸体解剖化验的结果。6日，参加赵尔陆和杨至诚的追悼会。2月6日致信毛泽东：“有些紧急问题，如接管津、京两公安局，某些中央部门和某些省市夺权等，需向主席请示。建议今日午后能约常委四同志和陈毅、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各同志一谈”。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悼词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成同志，久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67年2月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64岁。
悼词接着介绍了杨至成的简历：“他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我军的一位老干部。1903年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1926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红军政治指导员、连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长、总兵站站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部部长，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悼词评价说：“杨至成同志40年如一日，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为我军的后勤工作和后勤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军的一个损失。”
《中国侗族军事史》编写组由吴跃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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