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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文化史》是一本全面介绍纸张从诞生到它在全球的发展历程的文化专著。全书以纸张的原材料和技术演变为线索，巨细靡遗又饶富兴味地探究纸张所及的各个领域，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者详细描绘了人与纸张的关系，思考这些关系背后的关键价值。它不止是一部技术史，同时也是经济、政治、艺术和庶民的历史。在电子媒体当道的今日，本书将帮助你重新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文化本质。
文 ／ 罗塔尔·穆勒
纸千变万化。人们不仅无法对它的用途一概而论，就连追踪它的起源也十分困难。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纸起源于中国。但与欧洲的印刷机不一样，我们无法追溯人们发明出纸的确切日期。
公元105年，当时的宫廷官员蔡伦在皇帝的资助下，以低廉的成本制造出了可供书写的大幅面纸张。但这并不能算是从无到有的全新发明，它其实是在一种古老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形成的。现代历史学家试图追踪历史悠久、循序发展而来的造纸术的起源。他们找到了一种“原生纸”：这种纸是人们通过模仿毛毡的制造方法，从植物纤维、丝绸或棉絮中提取出来的，但它和书写纸还相差很远。一种工艺技术一旦出现在世界上之后，人们再回过去看它，常常会觉得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但其实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最初的中国造纸术可以这样概述：中国造纸匠通常将构树的韧皮作为造纸的原材料。他们将构树的韧皮浸泡在木灰水中，经过一定时间的处理，直到其中的纤维相互分离。若要将这些分离的纤维做成纸张的话，需要用到滤网，这种滤网是将棉布或者麻布绑在一个木制边框上制成，能够漂浮在水上，也被称为“抄纸帘”。工匠将纤维铺在抄纸帘上，用手均匀摊开。随后将抄纸帘连同形成的纸层从水中取出，晒干，接着便可以开始造下一张纸了。因此中国造纸匠每天只能产出几十张纸。
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善，主要在于他扩大了造纸的原材料基础。根据约公元450年间撰写的一本史书记载，蔡伦将麻布、破布以及破渔网作为原材料用于造纸，但总体来说，造纸术是在民间长期发展而成的。随着灵活便携的竹筛的运用，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再加上纸的用途日益广泛，造纸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人们不仅仅将它当作书写材料，还拿它来糊裱门窗，做成灯笼、纸花，或是扇子和雨伞。有证据表明公元9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厕纸了。到了10世纪，纸币已经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工具。
一个古老的阿拉伯故事描述了纸从东方第一次传播到西方的过程。故事说，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和突厥军队展开了一场战争，当时的突厥军队有一些中国的援军相助。在这场战争中，一些中国的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阿拉伯人将这些工匠从塔什干战场的塔拉兹河岸带到了撒马尔罕，并强迫他们透露造纸技术的秘密。从那时起，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这些阿拉伯人在8世纪早期就已经征服的地方，人们开始造纸。其质量一点不比中国所产的纸张逊色。
当代纸张研究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是：中亚的军事冲突加速了纸的传播，不过这一传播可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军事史上记载的对东方秘密知识的加速传播和武力征服，是以贸易史上长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运动为背景的。丝绸之路在纸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这批中国造纸工匠被俘虏之前，纸就已经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传到了中亚。因此，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纸张之路。从这个角度看，造纸术更像是一种缓慢渗透到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技术，而不是一种在特定日期习得的技术。中国纸被纳入长途贸易，引发了当专有知识以商品形式转移时通常会发生的双重步骤：首先进口一种商品，然后是生产这种商品的技术。进口商品的耗费巨大，必须经过漫长的旅途，这使得这种引进方式变得十分有吸引力。
最开始，阿拉伯造纸工匠可能一直是使用浮筛，后来才一步步地通过“抄纸”替代了这种“浇铸”工艺。但不管对造纸技术做了哪些细节上的修改，阿拉伯的造纸工匠们都需要让纸的生产技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他们需要尽量减少水的用量，并找到其他材料来代替中国造纸术中主要使用的原料—构树的韧皮。在这种压力之下，破布、旧织物、绳索这些在中国至多起辅助作用的原料，变成了阿拉伯造纸中的核心原料。
于是一种物质循环的基本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一模型中，人们不是仅仅通过改变废弃物的物理形态来获得材料，比如金属，而是制造出了一种结构完全不同的材料。从此以后，纸成为一种人造材料，其原料本身就是文明的产物。尽管中国用的构树和埃及用的纸莎草也不是纯“天然”的，毕竟它们也是人工栽培的植物。但使用破布造纸打破了自然条件的束缚，使人们不再受限于只有在中国南方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才能生长的构树，或者埃及纸莎草。破布等原材料在人类生活的地方随处可见，只要他们需要穿衣，并进行交易。一旦造纸的原材料不再受到当地的自然条件限制，造纸技术便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它在作为长途贸易商品时就已经拥有的游牧民族随遇而安的特征，也融入了它的物质结构中，在克服区域生产界限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公元8世纪，巴格达出现了造纸坊，接着开罗和叙利亚也有了造纸坊。公元10世纪以来，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哈马的人也开始造纸，并很快开始出口纸张。公元11世纪，有一位波斯人报告说，在开罗，商贩们用纸包裹他们的商品，而早在公元10世纪，叙利亚不仅仅向北非出口纸张，也输出了造纸技术。
随着使用本身已是文明产物的材料来造纸，纸张逐渐失去了与天然原材料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原材料基础是无限的。由于这些原材料来自城市和乡村，而不是田野和树林，所以从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一直到19世纪，造纸一直和人口发展以及纺织制造等因素密不可分，再加之它对绳索和索具的需求，造纸和贸易与航海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纸是如何到达撒马尔罕，又是如何在整个阿拉伯帝国传播的，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详细地追溯。维也纳宫廷图书馆的馆长、东方学家约瑟夫·冯·卡拉巴克（Joseph von Karabacek）对此功不可没。1877—1878年的冬天，埃及中部城市法尤姆附近以及赫尔莫普利斯两地发现了两万多张纸的残片。卡拉巴克的论文《阿拉伯残片》（Das arabishe Papier，1887）正是基于这两万多张残片的研究写成。后来这些残片被奥地利的莱纳大公（Erzherzog Rainer）收进他的纸莎草文献收藏中。
卡拉巴克翻译了这些来自8—14世纪的残片，向世人描述了这些残片上丰富的字体、颜色和格式。他还提到了一种非常轻薄的“鸽纸”，人们一方面用它来“飞鸽传书”，另一方面也很喜欢用它来写情书。此外，卡拉巴克还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文士工作者》（Umdat-al-kuttab），这是唯一一篇流传至今的、在11世纪撰写的关于阿拉伯造纸工匠的文章。最后，他在一次展览中向公众展示了其中的一些残片，并编制了一个目录，记录了纸的广泛用途和地理分布。
同一时间，奥地利植物学家尤利乌斯·威斯纳（Julius Wiesner）利用植物生理学研究的显微镜法分析了阿拉伯纸的材料特性。他和卡拉巴克同时发表了研究成果。两人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却得到了同一个结论：阿拉伯不仅是纸从中国传向欧洲的中转站，而且阿拉伯人还不断地改进了造纸技术，对13世纪以来欧洲造纸厂的兴起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卡拉巴克试图证明，用亚麻破布以及大麻纤维制造的“布浆纸”源于阿拉伯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是欧洲造纸业的典范。这项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阿拉伯纸的研究，采用了类似历史文物和科学微观的方法，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回应。但这几乎没有影响到欧洲人的普遍认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填补学科空白，不如说是在打破一种旧有的传播范式。
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将他写的关于阿拉伯纸的论文称为一项“历史学和古文物学的研究”，这个副标题有一种纲领性的气息。这意味着，这篇文章会用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同样细致和翔实准确的方法来描述阿拉伯纸。卡拉巴克认为阿拉伯纸是欧洲纸的起源。而对阿拉伯人来说，他们的纸源于中国纸。这引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尚未为人察觉的巨大认知差异：欧洲近代的纸和古代的莎草纸并不相同。
美国造纸学家达得·亨特（Dard Hunter）在评论老普林尼《自然史》第十三卷中对莎草纸生产工艺的描述时，强调了这两种书写材料的区别。用于书写的莎草纸是由植物制成的。人们先将纸莎草的茎的外皮削去，切成薄片并将其压制后，再通过一种类似于精细木工打磨的方法进行加工，使其表面变得光滑，易于书写。而在造纸术中，纸张则是通过分离原材料纤维得到纸浆，然后经过舀浆、抄纸等步骤，获得了所需要的形态。
德语里“纸”（papier）这个词是从papyrus（纸莎草、莎草纸）一词演变而来的。而莎草纸则通常被称为“尼罗河纸”。所以，人们很容易觉得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繁荣起来的欧洲纸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莎草纸的直系后代，把二者作为同一类东西看待。在老普林尼的作品中，“papyrus”这个词通常是指纸莎草，而由它制成的产品才称之为纸。而与基督教以及修道院文化密切相连的羊皮纸又构成了古代莎草纸和现代纸之间的桥梁，阿拉伯纸反而成了一个配角。即使到了20世纪，人们在回顾纸的历史的时候，也只用了一句话便概括了阿拉伯纸数百年的历史：“造纸技术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的。”
约瑟夫·冯·卡拉巴克等东方学者基于18世纪、19世纪的东方旅行以及考古学发展之后搜集的材料，对阿拉伯纸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并不是纸张经过激烈竞争之后占领的第一个地区。在纸作为书写材料（特别是书法的载体）刚传到阿拉伯的时候，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莎草纸和羊皮纸。羊皮纸尚能和这位新来者共存，成为一种相对独特的传播媒介。但是纸的到来意味着莎草纸生产的持续衰败。在巴格达的第一家造纸坊建立几十年后，有人试图再生产莎草纸，但很快就失败了。尼罗河流域曾经造就了埃及莎草纸的垄断地位和成功，但随着外来纸张的发展，纸张质量不断改善，莎草纸逐渐成了一种阻碍。
公元11世纪，莎草纸的生产在埃及已经销声匿迹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纸的经济优势—尽管最初的时候，两者的价格差异不大，而且纸本身也是一种昂贵的商品。纸在书写材料的竞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要归功于让造纸原材料打破了自然生长周期的束缚。
在纸取代莎草纸的过程中，我们厘清纸张崛起的路径。首先，它作为一种替代品出场，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然后它充分发挥这些功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从而不断刺激人们对它的需求。它并没有给世界创造出新的文字或者书写方式，也没有创造出古代高官的职位，书法也不是因它而产生。它更多的是弥补沟通上的欠缺，比如以传播媒介、统治手段等形式来立足。于是，伴随着纸在空间地理上具有的游牧民族般的特性，纸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用途和功能不断积聚起来。它的推动者，如高官蔡伦以及阿拉伯王国里的哈里发，都来自统治阶级。
早在倭马亚王朝（661—750）时期，这个征服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其统治范围已经从中印边界一度延伸到了北非和西班牙。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掌权后，帝国将都城从大马士革往东迁，最后迁都至公元762年建立的新都巴格达。这个年轻的伊斯兰帝国从波斯文化中学习了行政管理的方法，从拜占庭帝国吸收了古希腊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丰富遗产。而纸这一新兴媒介，则正好帮助他们把希腊遗产复制到阿拉伯文化中。同时，纸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也十分有吸引力。根据历史学家、政治家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的说法，行政系统淘汰羊皮纸转而使用纸张，是在786—809年间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chid）统治时期。人们认为纸更适合于行政和法律系统以及贸易往来，因为写在莎草纸上的字可以擦掉或伪造，写在羊皮纸上的字可以刮掉，而写在纸上的文字很难以这些办法篡改。
伊本·赫勒敦认为，纸的传播一方面是阿拔斯王朝行政系统不断书面化以及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结果，另一方面，纸的传播又促进了行政、文学以及科学的发展。东方学者对伊本·赫勒敦的观点又进一步进行了解释，如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和阿尔弗雷德·冯·克莱默（Alfred von Kremer），后者著有《哈里发时期的东方文化历史》（K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1875）。这些研究为我们打开了鲜为人知的世界。过去我们只知道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没有迅速采纳印刷术，直到18世纪才勉强接受。相比于印刷术缺席所带来的影响，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追溯阿拉伯文化中“印刷术之前的纸”。
人类文明中，文字和数字从未只与一种书写材料绑定在一起。尽管在阿拉伯文化中，纸的出现很快导致了它的竞争对手莎草纸的消失。但是，和纸同时存在、作为书法载体的除了羊皮纸，还有平坦的石块、木头、树皮、棕榈叶、丝绸、黄铜和金箔，或者其他类似骆驼骨头之类的材料。纸一般被人们用于保存那些要复刻到金属或其他材料上的草稿和草图。不过，人们很快开始将纸作为复制《古兰经》的载体，虽然《古兰经》的文本中只提到了莎草纸和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自公元10世纪以来，纸成了《古兰经》在伊斯兰世界中传播的最重要媒介。10世纪早期，阿拔斯王朝宰相、书法家伊本·穆格莱（Ibn Muqla）通过规定不同书写面积的几何比例，发展和统一了阿拉伯文的字体，而纸则成为这种曲线文字的最佳载体。正如人们把祈祷看作一种虔诚的行为一样，在抄写《古兰经》时，为了追求书法的一丝不苟，人们不能选择这些曲线文字的简便写法，即将这些曲线字母连在一起快速书写。就和之前的羊皮纸一样，人们在纸上誊写下珍贵的《古兰经》抄本，然后用金饰装裱。《古兰经》的地位证实了这些装饰过的纸作为文字载体的事实。《古兰经》的诵读和书法就像是一对艺术姊妹，相辅相成。诵读，在人们以口头和书面相结合来传播先知思想的过程中，就像是一种声音的书法。
今天的人们大多是在展示中世纪伊斯兰艺术的博物馆或展览中，从那些带有昂贵装饰的《古兰经》手抄本里看到古老的阿拉伯纸。人们首先会将它与书法和书籍艺术联系在一起。与这一形象相比，纸在当时的行政、法律、贸易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作用则被弱化了。19世纪晚期，人们从开罗旧福斯塔特的伊本·以拉斯犹太教堂（Ben Ezra Synagogue）废墟中，发现了大量应用在这些领域的文献。后来，这些文献大部分被运到了欧洲不同的图书馆中。犹太阿拉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斯洛莫·D.戈廷（Shelomo Dov Goitein）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这些材料，并撰写了一部长达五卷的宏伟巨著，自此将这些“格尼扎文书”（Geniza Documents）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
格尼扎文书大多是残片，有数万张，起源时间可推至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下半叶。纸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阿拉伯语言。中世纪时期，开罗的犹太人并不生活在犹太区，他们需要与穆斯林进行日常的交流，所以这些犹太人就使用了一种混合语—犹太-阿拉伯语。尽管在格尼扎文书中只有少部分记录了“上帝”一词，但因为犹太人认为希伯来语是上帝的语言，所以这一语言的神圣性也扩展到了希伯来文字中，这些文书也因此被保存下来。这些纸片是因为上面的文字而被人敬畏，而与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毫无关系。保存这些纸片并不是为了流传，而是为了防止其毁损。
“格尼扎”一词在希伯来语的字面意思是“隐藏”，指的是犹太教堂里没有窗户的房间，人们在那里储存日常生活中废弃的纸张。所以“格尼扎”并不是档案室，因为档案室不仅储存文件，还会有筛选文件的标准。尽管在格尼扎文书里也有书籍的片段，有包含或不含定价的图书目录，还有借书条，但和档案室相比，格尼扎谈不上是一个图书仓库或图书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废纸篓，即使原本成套的纸张，也会在这个纸篓中失去相互间的联系，变得一片混乱。它们唯一抽象而笼统的共同点是：都是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的。和废纸篓一样，格尼扎并不是一个所有东西有去无回的封闭空间。一代代的人可以交换存放在那里的纸张。根据需要，人们会将还可以写字的纸张取走，用来书写新的东西。单面写满了的合同则会被裁开，用作记笔记的小纸条。
“商务信件，所以没有价值”——西方的传统图书馆就是这样对这些纸张碎片进行分类的。但戈廷并不单单专注于那些珍贵手稿或书籍的残片。约瑟夫·冯·卡拉巴克对阿拉伯纸进行历史文物研究时，不仅在他的著作和展览中收录了写有《古兰经》文字的护身符、绘有骑士的钢笔画或者占星术残稿，同时也收录了收据、土地登记簿和税收登记册残片。隔了两代人后，斯洛莫·D.戈廷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重新构建了那个中世纪阿拉伯纸张流通的世界。
（本文节选自罗塔尔·穆勒 著《纸的文化史》一书，由创美工厂·广东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人文社科 | 翻译 | 历史
《纸的文化史》
【德】罗塔尔·穆勒 著
何潇伊 宋琼 译
创美工厂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2月
罗塔尔·穆勒，德国文学与历史学家。洪堡大学荣誉教授，《南德时报》副刊主编，曾任柏林自由大学文学与比较学研究所讲师、《法兰克福文汇报》文学通讯栏主编。曾于2000年荣获阿尔弗雷德·科尔文学批评奖，2008年获得约翰·海因里希·默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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