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艺术与文学的认知考古学探索

〔内容提要〕商周青铜器纹饰体现出古人关于分类与象征的心智。青铜器纹饰的纹样原型分为现实的物象、想象的物象和“意识变型”的物象。周代青铜器上铭文与纹饰的功能转换，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识”向“人本意识”的转化。汉字的起源可以用认知考古学的方法，从汉字的形、音、意三个造字路径去探索。

曲枫教授新著《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以人类学视角对夏商周的艺术与文学，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旨在揭示夏商周的艺术与文学所反映的“神本意识”向“人本意识”的转化。曲枫是考古学出身的人类学家，还是诗人，在微信里他告诉我，早就不写诗了，但在这本书里，我还是感觉到诗的意味。

作者在这本书的引言里，分别给夏商周三代一个定语，即“传说中的夏、青铜与甲骨的商和文学的周”，反映出作者对夏商周三代的基本看法。介于史前时期与商代之间的夏代，至今没有发现成系统的文字，传世历史文献关于夏代的记载，大都是后代用文字记载的口述传说，不能作为复原夏代历史的可靠证据。这本书对三代艺术与文学的研究，始于商代的甲骨和青铜器，实际上夏代被做了减法。

这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以为，无论是商周时期的艺术，还是文学，都涉及到用一定形式表达一定意义的思维方式，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考古学不但要研究考古遗存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研究考古遗存与人类行为及思想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古遗存探索古代人类的认知，能够将阐释考古遗存引向更为深入的领域。

一

青铜器通常被认为是商周造型与装饰艺术的杰出代表。曲枫说：“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用像‘艺术品’‘礼器’这样类似的名词定义夏商周的青铜，因为它们不仅关乎工艺、美术，更关乎思想、价值、信仰甚至心理、神话与生命意识。说到心理，我们想起了一个完全可以用到我论述中的词：灵魂。就是说，青铜器的出现还关乎那个时代的人的灵魂，当是文化灵魂，并且富有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他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几乎全都落在对于青铜器的解释上。

商周青铜容器的造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器”，《说文解字》“器，皿也”，整体造型与陶器的器形类似；另一类为“物”，《说文解字》“物，万物也”，整体造型模仿某种动物的样子，商周时期模仿动物造型的青铜器有兽、禽与人三类。

曲枫认为：“在萨满观念中，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是相等的，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型。萨满又有动物助手，在由他们所带领的祭仪上，他们和助手戴上动物的皮、面具，运用其他特征以完成向动物的转型。在他们看来，自然环境中的所有现象都被一种生命力或灵魂赋予生命，人和动物的灵魂可以栖居在骨骼等物质之中，灵魂可以与身体分开并且在世界各地旅行，或是上行、下行至上界、下界。”传湖南安化县出土的商代虎食人铜卣，整体作猛虎蹲踞形，虎腿及尾做器足，虎口大张，人在口中神态自若。这件铜器所表现的并非是老虎吃人，而是象征萨满的精神旅行。

商周青铜器纹饰体现出古人关于分类与象征的心智。青铜器纹饰的纹样，大量和主要的是动物纹和几何纹。动物纹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对视觉形式的描述，如牛、虎、鸟等现实中的动物；另一种是对想象形式的创造，如饕餮、龙、凤等现实中没有的动物。同一母题的动物纹，一般分为象形化与符号化两种纹样，所谓“简化”实际也是符号化。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彩陶鱼纹分为象形化鱼纹和几何化鱼纹，同样，庙底沟文化彩陶分为象形化鸟纹和几何化鸟纹。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始艺术，有一种以动物和植物绘画的视觉形式来想象、拟人和象征，使他们成为图腾，还有一种以圆、弧和直线的几何形为基础，这种风格并不是有意如实地传达对动物和植物的自然主义描述，而是为图腾关系的观念提供视觉的标志。无论是中国商周青铜器纹饰，还是史前彩陶，抑或澳大利亚土著原始艺术，都可以反映出具象与抽象是人类所具有的两种思维方式。同一母题具象与抽象的形式，在现实中表达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含义。

商代同一母题的具象纹样或抽象纹样的青铜器，在不同等级墓葬里，表达了不同含义。例如，殷墟五号墓（即学界所谓“妇好墓”）墓主人身份为王族的“妇”和“母”，该墓出土青铜容器多为复层纹饰，具象的饕餮纹、夔龙纹等造型复杂，其周围布满细密的雷纹。郭家湾新村商代墓地为等级较低的家族墓地，大部分墓葬随葬陶器，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数量很少，铜器纹饰只有简化或符号化的饕餮纹，鲜见或不见地纹。据此可知，青铜器上具象的、复杂的纹饰与抽象的、简单的纹饰，分别象征着墓葬死者不同的身份等级。

张光直指出，对社会体系进行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在中国这种分层在三处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的项目中取得表现，即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级体系（导致城市和国家）和萨满阶层以及萨满法器（包括美术宝藏）的独占”，“在分层的宇宙内，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装饰着有关动物形象的礼器——的帮助与他们沟通。在像中国这样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赋予与统治的权力之间划等号的文明之中，对萨满服务的独占与美术宝藏——亦即萨满法器——的占有便是社会上层人士的必要条件”。

曲枫认为，商周的青铜文化虽然是萨满式文明，但不能仅仅用萨满教的宇宙观、灵魂观、迷幻术等一般理论解释商周青铜器，而是需要用神经心理学作进一步解释。他建议用“意识变型”的物象——即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下所看到的物象，解释商周青铜器中那些超现实的具象纹饰和几何形的抽象纹饰。这样，以鼻子为对称轴的饕餮纹、纠缠在一起的龙（或蛇）纹，以及弧线类几何纹（涡纹、四瓣目纹等）、折线类几何纹（云雷纹、菱格纹等），都能够用神经心理学“意识改变状态”模式做出认知方面的解读。

二

牛骨和龟甲在商代被用来作为贞人占卜的道具，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大都刻在牛骨和龟甲上，占卜使用过的牛骨和龟甲，成为记录商代文字的重要载体。《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甲骨文“册”字像用绳子联结的竹木简，“典”字像双手捧着简册，估计商代已经有用笔书写的简册，只是目前考古上还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能够识读的只有1/3。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语古文字，字形基本固定，具有表音功能，能够组成句子表达意思，显然在此之前应当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从考古学文化往上追溯，在河南安阳晚商文化之前，河南郑州二里冈、商城、南关外、小双桥以及河北藁城台西等早商文化遗址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和‘朱书符号’，从形态上看和晚商甲骨文比较接近。这些‘符号’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能为人名或族徽，另一类可能为数字。根据已有的甲骨文知识，人名或族徽很难考释出来的，这类未释字占已发现甲骨文的多数”。

顺着这个思路，还可以上溯到二里头文化。“截至目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数十个‘刻画符号’和两个‘朱书符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形态像‘物’，另一类形态像‘数’，跟早商‘符号’的情况非常相似。”

确切地讲，比商代甲骨文更早的汉语古文字究竟什么样，目前还不清楚。“陕西半坡文化陶器刻符大都是彩陶鱼纹和蛙纹的抽象符号，龙山文化陶器刻符是早期东夷族的遗存，良渚文化的刻符自成系统，而这些刻画符号都跟商代甲骨文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是甲骨文的前身。

汉语古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当下没有考古材料可以说明白，但是，从汉字的造字法也许能够得到某种启示。古文字学家释读商周甲骨文、金文，都离不开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叙》里说的造字法，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汉书·艺文志》说的造字法，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种。转注、假借是用字法不是造字法，应当排除掉。《汉书》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与《说文解字》的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分类相同，只是说法有别。据甲骨文推测，象形字大概是由具象的图画发展来的，象事字大概是由抽象的符号发展来的。象声字以形声字的数量最多，《说文解字》收录小篆9353个，其中形声字就有7000多个，已经辨识的甲骨文也是以形声字为多。象意与会意的意思实际差不多，字意要从字形的构成去领会，比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反正为乏。不难看出，四种造字法有三个造字的路径，即形、音、意，而形、音、意恰好是汉字的三个基本要素。我以为，汉字的起源可以用认知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前面所说的三个造字路径去探索。

甲骨文是商代语言的视觉记录形式，它能够突破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而流传下来，甲骨卜辞里保留了一些最古老的文学作品。“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段描写盼雨的文字，写得多么有趣。

三

曲枫认为，周代长篇铜器铭文出现以后，铜器纹饰随之发生了变化，他说，青铜上的纹饰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特别的语言，充满了人对另一个神灵世界景象的理解。在商代，它是与甲骨文并驾齐驱的一种神秘的情感表达和叙述方式，然而到了周代，当长篇记事铭文在青铜器上流行开来的时候，纹饰此刻成了真正的装饰，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礼貌性纪念。无需多说的是，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一定比铸造纹饰还麻烦，但是，周代人不怕这个麻烦，大量长篇铭文青铜器的发现证明了周人对此项事业的热衷。为什么要把文字以这样费力的方式刻在青铜上，他们自己在文字中从未提到，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到，青铜是一种不易腐朽的物质，周人一定想借此赋予文字以一种不朽的特性。他们的确做到了。正因为他们这样做，今天的我们才能读到这些最古老的书——也是最古老的文学作品，最古老的实物文献。好像可以这样理解，周代青铜器上铭文与纹饰的功能转换，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识向人本意识的转化。

曲枫说青铜器上有“书”，我补充他的说法，青铜器上还有“诗”。王国维最先发现，一些周代青铜器铭文用韵，继王氏《两周金石文韵读》之后，又有一些古文字学家收集了两周青铜器铭文里的韵文，《利簋铭》就是西周最早的一篇韵文。

青铜器铭文押韵均依元音的和谐，元音相同的押韵，元音接近的也可以押韵，这就是所谓的“合韵”，如庚阳合韵、真谆合韵、脂之合韵等，声调不同的也可以押韵。押韵可以通篇铭文用一个韵，也可以换韵。周人利用字的音韵，在句子末尾创造声音和谐，句子形成一定的节奏感，使铭文更加口语化。周代的用韵铜器铭文，开了先秦散文用韵的先河，同时为先秦诗歌的产生提供了语言形式。

《周易》里保留了一些古老的诗歌，比如：“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明显有了“兴”的味道。

我很赞成曲枫说的：“文字的流行意味着史前及历史时代早期象征艺术的式微，商代之后纹饰艺术不再是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主要语言方式。在文字系统中，早期视觉艺术中的象征手法被诗歌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以所谓‘兴’的面目出现。这也许是史前艺术的一次无奈的逃亡，当然也是象征手法的一次成功的移居。因此，直到今天，诗歌仍然具备着与史前艺术相类似的属性，比如：一以贯之的朦胧性、宗教式的崇高、无处不在的隐喻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注重思想性和说理性。《论语》讲述的道理是“礼”，文体为散文，喜欢谈《诗》。《道德经》讲述的道理是“道”，文体为有韵散文，喜欢说民谣。这两部作品是孔子和老子思想的体现，培养出众多的儒生与方士。到了西汉初期，提倡儒术与尊崇黄老相映成趣。

读《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受到启发产生了许多想法，落到文字上的只有以上这些。

（2021年12月11日）

作者：陈　雍，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看原文。

原标题：商周时期艺术与文学的认知考古学探索——《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