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彭春诞辰130周年
1892.4.22－1957.7.19
张彭春——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
文 | 孙平华
中国代表张彭春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他在起草过程中的杰出贡献为中外学者所称道，他也因此而成为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对于张彭春生平的研究，有四个主要来源。
其中，提供最为详细材料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由崔国良和崔红编的《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一书，该书附录中“张彭春年谱”载于第615-710页，由崔国良编撰。这是一份最为详尽的年谱。
第二个来源是由张彭春的女儿张新月和女婿郑师拙编辑的《张彭春生平及著作》，该书提供了张彭春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的生平，但与前面提到的那本相比，该书中的生平较为简单些，也不如前书详尽。
第三个来源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萨姆纳尼·突维斯（Sumner Twiss）教授，他在2009年撰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将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做过专门的论述，并作为专门论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宗教》一书的第14章内容，该文第一部分就是对张彭春的生平背景的介绍，该介绍共有5段文字，前4段介绍了张彭春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主要论著和外交生涯，最后是一个过渡段。
第四个来源是中国人民大学卢建平教授等曾经发表在2003年第6期《人权》杂志上的“中国代表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他们后来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类似的一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张彭春的生平。
这里结合上述主要来源试图全面把握张彭春的生平事迹，尽量做到简单明了、重点突出，根据笔者的理解将张彭春的生平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类说明。
1946年秋，张彭春（右）在美国纽约船上，送兄张伯苓回国时的合影。
一、张彭春的家庭出身背景
张彭春，字仲述，1892年4月22日出生于天津。清朝初期，张彭春的祖辈生活在山东一带运河岸边，依靠在京杭大运河用船运载货物为生，而当时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南北的主要水路交通。后来，定居天津河东一带，经营一家船行，名称为“协兴号”。经过几代经营张氏家族逐渐富裕起来，张彭春的祖父张筱洲（1804-1842）弃商从文，但屡试不中，后不幸早逝。祖父有一个儿子，为独生子，即张彭春的父亲张久庵（1834-1909）。他接受父辈教训，不思功名，不事科举，但醉心骑射，酷爱音乐，吹拉弹唱无所不通，尤其是弹得一手好琵琶，天津人送外号“琵琶张”。当张彭春出生时，他父亲59岁。汉语里“九”成为他的小名，人称“九先生”。张彭春从小跟随其父出入戏院，从小就受到戏剧艺术的启发和熏陶。
1905年，张彭春（后右一）与兄张伯苓（后右二）、父亲张久庵（中坐者）及甥侄合影。
二、东西方文化的教育背景
张彭春190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这所由其胞兄张伯苓创建的学校，1910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学堂。是年张彭春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游学生。进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Clark University）（1910-1913年）。1913年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接着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院（1913-1915年）读研。1915年获得双硕士学位，一个是研究生院的文学硕士学位，另一个是教育学院（教师学院）的教育学硕士学位。1919年，在南开工作了几年之后的张彭春又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2年完成博士论文后，但由于无力支付出版费用，直到1923年出版其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之后，1924年张彭春才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三、作为教育家的教学经历
张彭春硕士毕业之后，便回到南开学校任教（1916-1919年），其间于1917-1918年任南开代理校长，1919年协助其兄筹办南开大学，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张彭春于1923-1926年任清华学堂教务长，并于1923年建议成立清华大学。1926年返回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同时兼任南开大学哲学教授（1926-1937年）。1928-1929年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在南开任教期间，还曾于1931年在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和芝加哥艺术学院（Chicago Art College）任教中国哲学和艺术。
左图：张彭春任南开学校代理校长时（1918）；右图：张彭春任南开学校中学部主任时（1928）
1933-1934年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1936年张彭春作为教育部交流教授访学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在访学期间，曾在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等10所英国大学发表演讲，其中在牛津的3天时间，就发表了4场演讲。1944 -1945年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1957年7月在美逝世。
四、作为艺术家的语言天赋
张彭春早在克拉克大学就读的过程中就创作了英文剧本，这与他从小跟随其父出入剧院的经历不无关联，从小培养的兴趣，使得他能够在大学阶段就在剧本的创作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张彭春不仅创作剧本，还改编了易卜生的剧本等，共原创、改编及导演中英文剧本10多个。
他1915年就在纽约创作了三个英文剧本：The Intruder（一译：《闯入者》（蔡丽文译）；又译《入侵者》（黄燕生译），The Man in Gray（译为：《灰衣人》），The Awakening（译为：《醒》）。1921年他应洪深等约请编写剧本《木兰》，全剧共11幕，2月24日至25日两次在纽约市百老汇大街（Broadway）克尔特剧院（Cort Theater）上演。
另外，在大学就读期间，他还担任克拉克大学演讲队队长，并代表学校参与演讲比赛，并多次获奖。他在南开担任新剧团副团长，培养出了大陆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曹禺，也因在话剧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张彭春被称之为大陆“第一位现代戏剧导演”、“卓有成就的戏剧教育家”、“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他所主编的剧本《新村正》被戏剧史家认为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标志性的著作”。
1935年，张彭春（左一）导演《财狂》时的工作照，这是指导万家宝（曹禺）饰演韩伯康彩排戏的情景。
上述剧本的创作和演出，对教育人民、改造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展现了张彭春作为艺术家的语言才华。他的英语语言天赋还因他常年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得以全面发展，为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作为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7月30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彭春连夜化装逃离天津。也或许是因为受南开新剧团所演出的话剧的反日情绪的影响，张彭春被国民政府委派到英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9月29日开始在伦敦宣传抗战，揭露日军暴行。10月5日，张彭春在英国阿尔伯特皇家大厅由英国《新闻大事纪》组织举行的全国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日本对于平民的战争（Japan’s War on Civilians）。大会由英国宗教界最高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
1938年6月21日张彭春当选为天津惟一一名代表（第一届参政员）出席7月6日至15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10月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12月23日在重庆南开中学发表了“战时外交”的讲演。
1939年1月19日张彭春在美国成立了“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的支持， 并成功游说美国国会，促使其通过了《对日经济制裁案》，美国政府也突然取消《美日商约》。6月被美国克拉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其后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1940-1942年）和驻智利大使（1942-1945年），在任土耳其全权公使期间曾在伊拉克巴格达发表重要讲话（1942年3月），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大会期间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常任代表（1946-1952年）。
1946年1月23日张彭春在经社理事会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做《一种新的忠诚》的讲演。2月7日，张彭春提出创办“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议案。6月4日张彭春在纽约召开的经社理事会会议上发表“经济低压地区的世界意义”的演讲。11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发表讲演，题目是“什么是现代化”。演讲中，他总结道：“个人30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1947-1948年张彭春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和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作为杰出学者的主要论著
张彭春共撰写三部英文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本是他的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内容。该书192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社出版，该文编号为第137号，全文正文共92页，共有8章内容。该书1972年出版了AMS版本。
该书的一些观点具有不少自己的创新，如今读来还很有启发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崔国良对张彭春博士论文的评价如下：“在教育方面，他的博士论文把西方教育理论、思想和做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构想，他注意人才的能力的培养、目标的确定以及实现这个目标所涉及的因材施教的选课方法，教学方法都有其特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所确定的方向：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其高标准应该‘发明新理成为世界学问之先导’；而低标准，应该与西方‘并驾齐驱’，最终培养出创造型领袖型的人才。在方法上，他主张‘以动作为主、学科为副’，即把‘活的人’作为教育的对象，把学科作为培养人的能力的手段。这些思想目前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另外，有两本是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其中一本是1934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何去？何从？》，另一本是1936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在十字路口》。这两本书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详细地介绍给了西方社会，为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提供了宝贵文献资料，至今仍有很强的可读性。
张彭春著作China at the crossroads（《中国在十字路口》）
他发表的演讲和报告被收入《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一书中的就有100多个，包括1942年使用英文在巴格达所进行的两场演讲和报告、1946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的三次发言等。
他不仅是一个多产的杰出学者，而且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被西方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格林顿称之为“多才多艺者”。
他既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又精通伊斯兰文化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他善于在其论著及演讲中灵活运用儒家哲学思想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七、作为哲学家的多元主义者
张彭春擅长哲学思维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于1913-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对教育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哲学观的形成主要应归因于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个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杜威教授的得意门生，他所采取的批判反思与强调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正是受到其导师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批判反思注重思维的逻辑和科学的方法，而强调实践则注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从张彭春的演讲和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杜威的哲学观对他的影响。如张彭春在其博士论文的第五章“现代化教育方法的先见经验”中对杜威的连续性哲学概念进行了剖析，并对杜威的教育理想进行了评价，认为：“其他现代哲学家都不能像杜威教授那样清楚地陈述哲学思想与教育努力的固有统一。”张彭春进一步援引了杜威对哲学与教育理论的一段论述：“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设想为形成基本素质、智力和感情的过程，以自然和人类为目标，哲学甚至可以定义为教育的一般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张彭春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至于西方学者认为“惯于运用儒家思想”成为张彭春个人的人格特征。
这一点在他的论著和演讲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证据，他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经常运用儒家的经典名言、策略和方法，调和冲突、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正如联合国人权司首任司长汉弗莱对张彭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协调的艺术大师，拥有一整套儒家的经典名言，他经常能够提供规则以使得人权委员会能够摆脱僵局。”
另外，张彭春还对西方哲学、伊斯兰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一切都对他多元主义哲学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作为宣言起草人的主要贡献
1947年1月，在由18个国家组成的人权委员会召开的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张彭春当选为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起草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人权委员会第三届会议、联大第三委员会会议的讨论。
张彭春（前排左一）与世界人权委员会主席、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前排左二）在世界人权会议上
早在人权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张彭春就强调：“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儒家学说，早已为欧洲哲人所倾服。19世纪的欧洲人民虽然走向狭隘之路，并以自我为中心，但经过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应以博大的眼光来看世界性的大问题。”因此他主张《世界人权宣言》应融合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学说。
张彭春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超群智慧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做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1、提出整体起草方案，首先为《宣言》准确定性；2、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融入儒家思想；3、坚持人权的普遍性，解决有关人权来源的论争；4、主张简洁而易于把握的原则，使宣言具有严谨的结构；5、利用超凡智慧，创造性地打破僵局并化解矛盾；6、凭借渊博学识，主导着起草过程中的话语权；7、重视经社文权利，提出彼此宽容及和谐社会理念；8、从哲学高角度思考问题，向世界阐述了中国人权观。
总之，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所推崇。
结束语
张彭春的哲学论辩对手，时任联大第三委员会主席的马立克。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前夕，于1948年12月9日在联大第180次全体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国代表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贡献：“即使是说出那些为我们最初工作做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数百位个人和数百个机构的名字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必须提及张彭春博士，他是人权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一位杰出的副主席。他经常引用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每次都是成功地开阔我们的视野，而且他借助其特殊的起草天才，能够愉快地调整我们的许多条款。”
张彭春（左）与马立克交谈
1957年7月19日，由于心脏病突发，张彭春在美国新泽西州逝世，享年65岁。
“他没能亲眼看到随后国际人权两公约的通过，这两个公约使得《世界人权宣言》具有了约束力，而这两个公约是他所提出的在全世界执行人权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获悉张彭春去世的消息，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感到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张彭春去世了。在理事会所有代表中，我感到他是我在精神上和学识上交流最多的一位，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他是一位学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位艺术大师。尽管他有这些出众的天赋，他的外交职责也行使得很好。与那些随波逐流者相比，他堪称一位巨人。”
1956年，张彭春和亲友们在纽约。右起：张彭春、柳无忌、高蔼鸿（柳夫人）、柳广南（柳女）、蔡秀珠（张彭春夫人，抱张元平）、张新月（次女，抱郑宗舜）、郑师拙（婿）、高玛吉（长媳，抱张元苓）、张远峰（次子）、张明珉（长女）、翟汉平（次媳）、张辰中（长男）。
总之，尽管张彭春在参与起草之前从未在人权或法学领域有多少学术成就，但作为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和语言艺术大师，他的亲身经历和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炸毁南开大学的切肤之痛，以及他在国民外交中所从事的人权活动，使得他加深了对人的尊严的理解、对人权原则的领悟。
他对起草宣言的贡献不是偶然的，其贡献不仅归功于他自身的聪明才智、饱学深思、宽泛视野，还有赖于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精通、对英语语言的超凡驾驭能力。另外，还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滋养和培育，他那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名言的风格，正好说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自身所受到的巨大影响。
他在起草过程中，时而提出建议和方案供采纳，时而提出问题供进一步研讨和澄清；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他时而给出善意的规劝，时而陈述自己的哲学主张。他在起草过程中充分表现出的那种高屋建瓴的姿态和游刃有余的工作能力，为主导起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贡献就是中华文明、民族智慧和优秀文化传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本文作者简介：
孙平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人权法学博士（系大陆首位人权法学博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孙平华教授对张彭春及其在世界人权体系构建中的贡献有深入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世界人权宣言〉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2014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张彭春：世界人权体系的重要设计师》（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22年《世界合作共赢的中国贡献—张彭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发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另有两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1）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in China 和 2）Historic Achievement of a Common Standard: Pengchun Chang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s，均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以及一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成果：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已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2021年10月在张伯苓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庆祝大会上，荣获 “伯苓研究贡献奖”。
本文原刊于《人权》杂志2011年第6期，转载自“张伯苓研究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