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还没来得及回家看望父母，就被派到了另一个更加残酷的战场。
因为“不准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的命令，所有战士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
他们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将军的带领下，奔赴了下一个未知的战场。
图｜张蕴钰
摆在众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选址
为了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为了保家卫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在面对实力较强的美军时，志愿军毫不畏惧，打得美军节节败退，美国为了挽回战局，多次想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2年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访问”完朝鲜之后，便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
1955年，江山岛和大陈岛解放后，美国国会也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这样的政策下，美国军方制定了多种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方案。
而美国如此肆无忌惮的对大陆进行威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和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能力去遏制核武器。
为此，1956年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图｜1955年张蕴钰在大连
1958年5月22日，在周总理的全面部署下，我党专门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并最终敲定开始进行原子弹研究工作，随之成立原子弹研制机构、建立核试验场等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
8月，陈赓将军向党中央推荐张蕴钰将军担任原子弹试验基地领导，经过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慎重考虑，最终批准了陈赓将军的推荐。
事后，陈赓找到张蕴钰，郑重其事地对张蕴钰说：
“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干，中国应该有原子弹。”
大脑袋、黑脸盘、络腮胡，这是张蕴钰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是相处之后就会发现，这位身材魁梧、常年在战场上奔波的将士，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博览中外的文人，熟读孙子兵法，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与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图｜张蕴钰
1955年，张蕴钰抗美援朝归来，先是担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后调任第三兵团参谋长。接到命令的张蕴钰，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回答说：“服从命令。”
多年后，张蕴钰的儿子回忆父亲接到命令的那天，他说：
“父亲在陈赓大将那里领受了任务之后，二话没说就去了西北戈壁，哪怕他内心忐忑，但父亲知道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完成使命。”
从此，张蕴钰带着“去西北部署并组建核武器研究基地”的绝密命令，在西北的茫茫戈壁上奉献着余生。
图｜陈赓
接到任务后，张蕴钰便开始收集核试验的有关资料、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国防部也组织了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负责寻找适合的原子弹试验场区。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之后，甘肃敦煌被初步定为核试验场区，于是专家队伍便开始进行相应的地质测绘和通讯建设。
但是，张蕴钰在考察之后发现，敦煌古城遗址众多，汉代的古长城、烽火台、有着千年历史的佛塔……一旦将核试验场设在这里，千年文明将会毁于一旦。
除此之外，这里距离敦煌市非常近，爆炸中心在敦煌西北方向140公里，指挥区距敦煌80公里，生活区距敦煌10公里。
图｜罗布泊位置
所以，一旦将核试验设在这里，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健康会受到威胁，到最后，就算核试验成功了，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大。
其次，搞建设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可当时附近唯一的堰塘水早已枯竭，只剩下一片荒原，而且这里土质疏松，根本不适合进行工程建设。
但当时苏联专家却表示，按照当时中国的水平，只需一个20000吨级的核试验场，因此将核试验区选定为甘肃敦煌。
苏联的理由，让张蕴钰非常生气，他说：“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目标定在20000吨之内？20000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20000吨支撑不了一个6亿人的民族。”
图｜张蕴钰（中）带领小分队首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选点
而张蕴钰的质疑，则让傲慢的苏联专家表示：“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如果你们自己能行，就自己来吧。”
随后，张蕴钰和技术人员经过全方位的分析和权衡，得出了结论：否定现定场址，请求另选新址。
随后，张蕴钰亲自到北京，在陈赓将军召开的办公会上，向国防部领导详细汇报了敦煌和实验区的真实情况，并向国防部提出了另选新址重新建场的请求。
陈赓回复道：“那里不行，你们再找一个嘛。”
图｜张蕴钰
1958年12月22日，张蕴钰带领着勘察小分队开进罗布泊，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连续奔波数天之后，张蕴钰发现这里广阔、荒凉，正是建设核试验场的理想场地，最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考察，新场址定在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地区。
艰难的生存环境
从此以后，张蕴钰带领着战士们踏上了艰难的修建核试验区之路，1959年5月下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马兰基地。
马兰基地，位于罗布泊的腹地，马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绽放。张蕴钰带领着志愿军战士、工人就像马兰草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一场没有烽火硝烟、没有金戈铁马的战斗。
图｜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前线指挥部部分领导照片：从右到左毕庆堂、张爱萍、刘西尧、刘柏罗、张蕴钰、苑华冰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张蕴钰将军为什么要定于罗布泊西北地区，张蕴钰非常开心地说：“宽广啊！爆炸中心往东去，四百多里没有人烟。南面实际上是戈壁滩，那里有个罗布泊湖。西面靠铁可里克，有村民，约200多公里，是下风向，没有事。核试验、导弹、地下核试验都在那里。”
虽然这里适合进行核试验，但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并不适合在这里生存。因此，刚到罗布泊，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如何生存。
没有房屋，张蕴钰将军就带着大家搭帐篷、挖地窑、搭建简易的营房，先解决大家最基本的居住问题。
由于孔雀河含碱量较大，刚开始饮用时，很容易出现腹泻、腹胀等问题，但是好在这些症状比较容易治愈，慢慢的大家也都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图｜身穿防护服的司令员-张蕴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新的问题再次摆在大家面前，那就是水源枯竭。当时，张蕴钰带领的队伍大约有五万人，就算只是饮用，每天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而且马兰基地距离城市较远，补给时间相隔时间长，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滴水胜滴油”的说法。
平日里，战士们为了节省水源，接一盆水往往是循环使用，洗脸、洗手、洗脚、洗衣服，把一盆水用出了多盆水的效果。
有时水供应不上，基地的人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那段时间，“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成为了基地全体同志最响亮的口号。
身为司令员的张蕴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搞特殊，反而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不用盆，只用一个小茶缸，先洗脸、再刷牙，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他的习惯，即使后来离开了马兰基地，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张蕴钰的这个习惯都没有改正过来，常常遭到孩子们的“嘲笑”。
图｜参加大陆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除此之外，因为距离市中心较远，即使是新鲜的蔬菜，到了这里，也会变质。因此，战士们使用的蔬菜只有榨菜和葱头，至于肉类更是不敢想，时间长了，许多战士都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张蕴钰，想尽一切办法，到处找人说情，最后终于托人从兰州买来一些鱼肝油丸，发给科研人员和部队，当作营养品食用。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基地也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人员被调走，供给的标准也开始降低。可就算这样，张蕴钰也没有退缩的意思。
那时，由于基地车辆较少，口粮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战士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图｜张蕴钰司令员参加劳动修建工号
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即使每个人都过得艰难，但大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去那的初心，骨子里的善良，让他们在面对比自己幼小的生命时，依然保持着一份热爱。
1959年6月13日，基地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在马兰的一个地窖中举行。当时，刚好有一窝刚刚破壳而出的小燕子。
张蕴钰看到后，特地站在地窖门口，细心地叮嘱着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松一点儿，嗓门压低一点儿，别惊扰了燕子。”
谁曾想，一个堂堂的司令员，竟也关注着这么幼小的生命。不仅如此，张蕴钰还经常对大家讲：“我们是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我们更要知道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
图｜聂荣臻、张蕴钰和科研人员合影
或许是受张蕴钰的影响，核试验基地的人感情都开始变得深沉、细腻。小鸟受伤了，被暴风雨吹到了基地的气象帐篷里，战士们精心照顾，之后又把小鸟放回到大自然；黄羊到哨所找水，即使哨所也非常缺水，但战士们还是会偷偷把水桶放到门外……
这样艰苦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62年，才慢慢开始改善。
1962年底，周总理在乌鲁木齐曾做过短暂的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总理站起身来，对着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艰苦，任务也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图｜毛主席和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让在马兰基地奋战的战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家干劲十足。从1962年到1963年以后，张蕴钰和战士们干劲十足，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就修筑了540公里长的路，盖起了自来水厂、电厂、宿舍楼等，原本荒凉的戈壁滩，顿时有了生活气息。
在大家的努力下，核试验基地的指挥、通信、检测、观察等基础设施都逐步完工，看着逐步完工的设施，张蕴钰激动地说：“就等原子弹爆炸了。”
几十年后，张蕴钰回忆起这段日子时，依旧热泪盈眶：“黄沙满天飞，极度缺水，好多人嘴唇干裂，又是营养不良，又是夜盲症，他们问我，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图｜在核试验基地的张蕴钰司令员
张蕴钰便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一年搞不成我等一年，两年搞不成我还等，什么时候搞成了，我张蕴钰才离开这里，中国必须得有原子弹。”
除了艰苦的环境，在建设过程中，基地的所有人员还曾面临过一次巨大的危机。
再次面临巨大挑战
正当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活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苏关系破裂。
1957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规定生效后，初期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到了1958年，苏联却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个要求被大陆严厉拒绝，此后，苏联便对大陆采取消极态度。
图｜中国首次核试验爆炸中心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际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在华全部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破裂，给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核武器研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意味着大陆的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零开始，除了核武器，也给中国其他的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961年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内，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主张“下马”的人，强调因为苏联的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复杂，仅仅凭大陆当时并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难以造出“两弹”，此外，造“两弹”所需要的花销也太大。
对于这个主张，聂荣臻极力反对，甚至公开表示：“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他说，“‘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
图｜苏联援华专家撤走前夕留影
直到10月份，在中央军委发出“尖端要搞，不能放松”的政策之后，这项争论才彻底停止。当时，这股波动也传播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让当时正干劲十足的基地建设的战士们，情绪和心理都受到了影响。
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在听到这样的言论之后，却突然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凭着这份信念和坚持，张蕴钰始终坚守在前线，统筹着全军。1963年12月底，在张蕴钰的带领下，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全部完成，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只等着与“神弹”拥抱。张蕴钰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下了一首《七绝·开屏村》：
孔雀河流汉代水，玉门关度今世风。
楼兰城颓甲子废，开屏村响计时钟。
图｜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塔架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发射，直冲云霄的蘑菇云，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1975年10月，张蕴钰再次领导核试验工作，先后在这片土地上艰苦奋战了十几年，为大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打上甘岭，一搞核试验。”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的从容淡定，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哪一件事，在今天看来，都令人无比的震撼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