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30日晚，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上面写道“血吸虫病重大疫区江西余江成为首个消灭血吸虫病的行政县”。
3年前，毛主席曾来杭州调研血吸虫病的情况，了解到青壮年感染之后丧失劳动力，寝食难安。
读完该篇报道，毛主席像个小孩一样欢声笑语，夜不能寐。第二天早晨，诗兴大发，欣然提笔，一气呵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从不愿意发表诗词的毛主席，竟然一改以往风格，主动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写信，明确希望这两首诗能刊登出去。
血吸虫病为什么会让毛主席如此惦记呢？作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伟人，不管敌人有多少把戏，他都能当成“纸老虎”一笑置之。
可面对血吸虫，毛主席曾在多次大会上反复号召全党全员联合起来消灭它。究其原因，只因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1949年，上海渡江战役即将打响，我军在附近水域进行泅渡训练，结果一向生龙活虎的人民子弟兵，居然有三万多人出现了发热、咳嗽、腹痛等症状，直接影响战斗力，后来经查明是被血吸虫所感染。
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医治，一旦感染男的不育、女的不孕，还得丧失劳动能力，且有较高的死亡率。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一个人没有了劳动能力，跟瘫痪在床也就没了区别。
据史料记载，江西某村，仅百余年时间，因血吸虫病的肆虐，上千人的村庄，到1954年全村只剩2人。
而血吸虫的传染性更是防不胜防，唯一宿主是钉螺，但是牛羊等家禽也会被感染，排出的粪便进入河流又能把水质污染，人和动物都无一幸免。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进行了全国摸排，调查结果显示，血吸虫病覆盖南方12余省，有1亿人直接或者间接生活在血吸虫病的风险之中，当时大陆一共才5亿人口，意味着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看到这样的数据，一向把群众的一切放在第一位的毛主席能不忧心忡忡吗？
1951年9月9日，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提出了目标，明确了任务，要举全国之力消灭它。
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辩证法告诉我们有三个阶段，事前、事中、事后。
面对血吸虫病的防治，也是同样的道理。
①事前：控制源头②事中：切断传播途径③事后：研究治疗方案。
当时全国上下集思广益，想出了不少好的法子，尤其是针对唯一的宿主钉螺。
据记载，用药物消灭钉螺的成本每亩高达五百元，南方12省份如果都采用这种方式，大陆正值百废待兴之际是拿不出这笔钱的。
怎么办呢？毛主席亲自指示，“要充分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实施人工灭螺”。
那个时候，一把锄头一把锹，生产队鼓足干劲，掘出一锄头土一锄头土，把钉螺埋了。面对一些河流，则改弯为直，通过增大水流来降低血吸虫寄生的概率。
开头提到的江西余江，当时投入了人力4万人，一起掘地挖沟，仅用了两年时间就灭了三次钉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万人分毫不取，齐刷刷地挥舞着锄头，这样的凝聚力何其壮哉！
当然，传染病的防治少不了医生的付出，面对农村医生的严重缺乏，毛主席于1965年作出了“六二六”指示，培养出了一大批“赤脚医生”。
在我们今天看来，赤脚医生似乎是个贬义词，但是在当时那个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年代，农村治病大都还在延续鲁迅笔下用“血馒头”做药引子的治疗方式，有了赤脚医生的出现，才让农村医疗慢慢走向了现在的正规化。
我们熟知的李兰娟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赤脚医生”。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决策，采用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有机结合的措施，全员参与，才打赢了抗击血吸虫病这场战役。
到1950年代末，成绩很显著。到1985年，南方诸省均宣布消灭血吸虫病，而如今，已经可以彻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