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英博物馆宣布将把赛克勒家族的冠名从其所赞助的展厅等空间中移除。此前，众多欧美博物馆被指控为与赛克勒家族保持距离，而后者创立的制药公司助长了阿片类药物被滥用的危机。
赛克勒，这个罪恶的名字，收藏了太多太多中国的青铜器。最近的一份声明也使大英博物馆成为最新一家与赛克勒家族断绝关系的重要文化机构。
弗瑞尔赛克勒美术馆藏青铜器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其以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渊源。特别是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更是作为重要的文献，能填补很多历史的空白。自古以来，传统收藏就有“金石字画”的排序，青铜器摆在第一位，并被誉为国之重器。
今天的故事就先从这三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开始。这三段铭文分别来自三个“重器”，令方彝、作册大方鼎和士上盉。据传，此三器与其他一些青铜器均于1929年在洛阳马坡出土，而现在，他们一起躺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展厅里，供世界游人瞻仰。
让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许多藏家无法亲眼得见的这三件绝世珍品。
第一件：令方彝 高34.1厘米，口长19.3厘米，口宽17.7厘米，八面出扉棱，密布纹饰。器腹为向下的饕餮纹，器盖为四阿式，如屋顶状，装饰有向上的饕餮纹，其铭文记载了西周初年的重要史实，涉及西周政治制度、官僚制度等方面，其中的人物更是与历史关系重大——周公，到底是哪个周公？明保，到底是不是周公的儿子？而本器的制作者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专家学者至今还没有给出一个准确可信的答案。
第二件：作册大方鼎 其实并不大，只有26.4厘米高，口径19.7×14.8厘米，口沿下一头双身的蛇纹和密布三边的乳钉纹非常独特。世人熟知的后母戊大方鼎之所以称“大”，是因为其形制宏伟。而作册大方鼎的“大”，却是制作者的名字，他的官职为作册——史官一类。关于此鼎的年代，一般公认系康王时期，因为铭文中明确提到了武王、成王，并为他们制作祭祀用品。
大地上司——皇天尹太保——赏赐大一匹白马，大特地制作了这个小小的方鼎来祭祀他的祖父——祖丁。此鼎与令方彝一同出土，而令制作方彝是为了祭祀他的父亲——父丁，加之两器铭文最后都有一个小鸟与“丙册”合文图案的族徽，于是很容易就使人认定令与大是父子一家人，世袭担任作册一职。当然对此也有一说。
第三件：士上盉 虽然与前两期同出，但似乎不是一样的东西，它的族徽显示为“臣辰册先”，其铭文记载了周天王进行龠祭、祼祭等仪式，记载了宗周、成周等重要地名。盉是一种酒器，有三足的，如长囟盉、卫盉等，有四足的，如士上盉、克盉等。
这三件西周早期的重器，在器形上虽然都算不上大，但是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可供研究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是极其丰富的。
你以为这就完了？这才只是个开始。
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与赛克勒美术馆以亚洲艺术品馆藏闻名，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集中地之一。弗瑞尔美术馆最著名的藏品就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丰富的青铜器馆藏占全美的五分之一，数量和质量都名列世界前茅。咱们接着瞧。在弗瑞尔赛克勒美术馆的青铜展厅，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尊、鼎、簋、彝等依次摆在展柜中，我们来慢慢欣赏这些国内无法看到的久违的国宝。
子乍弄鸟尊
通高26.5厘米，宽22.8厘米 山西太原出土，全器铸成凶猛的小鸟，鸟首与身分体，用榫卯结合。鸟尊通体乌黑发亮，据传发掘自赵襄子之墓。
尖喙，可开合，鸟首饰羽纹，回纹和点纹。颈部饰变形夔纹，内填回纹，肩部饰夔龙纹，背部是高浮雕羽纹，腹部饰鳞纹和夔纹，足部是云纹，
鸟首背后错金四字“子乍弄鸟”
根据后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的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子乍弄鸟”尊很可能是晋卿赵简子或赵襄子自用的酒器。
错银几何纹青铜扁壶 战国
体型浑圆，前后呈扁形，身上布满繁复美丽的错金银纹饰。整只铜壶造型讲究、纹饰精美。
夔纹象尊 商代
象体丰满，长长的大鼻子往上过头后卷曲向前伸展，两颗尖尖的大象牙露出口外。全身饰满精美的纹饰，有兽面纹、夔纹、四瓣花纹，均以云雷纹衬托。象鼻中空，兼作尊流。在象的背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口，口上有一盖。盖上连铸有一站立的小象为盖钮。
站立版“马踏飞燕”
四虎青铜鎛
通高38．5厘米，鎛体呈椭圆的合瓦形，上下各有一道缀以乳钉的带饰，鎛体前后还有凸起的鸟纹为棱脊。在鎛的两侧翼还装饰着四只张口卷尾、形态逼真的变形立体虎，这四只虎两两相追，构成鎛两侧的扉棱。
貘尊 西周酒器
器体中空，背部开方口，口上还应有一盖，可惜已经遗失了。这件青铜器的定名曾一度令专家们困惑。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省宝鸡市西周早期茹家庄2号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相同形制的青铜器物，而且还保存着器盖。
形状似羊非羊，似猪非猪，考古学家对定名一直把握不准，初时因观其似羊，故起名“羊尊”，并一直延续这个称谓。直到1993年，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到宝鸡考察，经过仔细观察，反复琢磨，认为还是定名为“貘尊”更为准确。
商末周初酒器
高51．1厘米，宽35厘米，重23．8千克，传1928年宝鸡戴家湾出土。器身呈扁圆形，垂腹，高圈足。盖上有菌状左手，两端有牛形兽首。提梁置于器身纵向，与器身相交处有兽首，耸立的双角犹如伸开的巴掌。
更为奇特地是从鹿的颈部斜伸出四条较长的歧头扉脊，究竟其装饰的作用还是有实用性尚不清楚。该器通身还是有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凤鸟纹。此器形体巨大，造型复杂，纹饰精美，是商周铜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乳钉四耳簋
高23.5厘米，宽36.5厘米，重8.53千克
深腹直壁，圈足较高。簋身对称分布有四耳和四条短扉棱，垂珥较长。耳上各饰有6只浮雕牛头纹，正面一大两小，背面一小，垂珥两侧各还有一小牛头。除此而外，器身纹饰规整，分别为上下各三道尖刺乳钉纹和一周直棱纹，圈足饰有拱身卷尾的龙纹。该器造型庄重，典雅大方，纹饰构思巧妙，形象生动，是西周早期铜器的精品。据传1928年军阀党毓琨在宝鸡戴家湾地区大肆盗掘，获取大量珍贵青铜器，本器即为其中的一件。
人面盉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只此一件，世间再无第二件相似之物
这件铜盉，原来周身布满铜锈，花纹特征模糊不清，经过仔细洗刷和修整，才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使学术界为之震惊。人面盉通高18.1厘米，盖作成人面的形状，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兽角，人面仰天朝上，器盖与器身连起来看，如同一个仰卧的人头，形态甚为奇异。器身显得较低矮，口径12厘米，腹部鼓出，最宽处为20.8厘米。
在两旁近颈处有两只兽面状贯耳，恰与人面双耳巧妙相对；另有一个流（出水管）；器底圈足边镂三孔，一孔在流之下，其他两孔分别在盖耳和贯耳之下。可用以系绳提携，因常年埋于地下的缘故，这种质地的“提梁”自然已腐朽无存。在盉的腹部和器盖的两角之间，主要是有商代常见的龙纹和夔纹，圈足上则铸饰云雷纹。
鸟兽觥 商代晚期酒器
该器造型极为奇特，盖前端为双目圆睁、张口咧齿的虎首，后端是鸟喙高耸的鴞首纹。整个器身为一与虎头相背的禽鸟，鸟的长颈及头部取代了原来的位置，器腹饰有伸展的羽翼，圈足上饰有蜷曲的双腿。整个铜器造型简单明快，凶猛的老虎与安详的禽鸟一静一动，相得益彰。该类造型的觥仅此一件。
鴞卣 商代晚期酒器
该器造型十分奇特，为两只相背而立的鴞鸟，四足内空，提梁佚失。盖面顶端有四坡钮，两面为鸟头，鸟喙突出器表。器身为鴞身，伸开的双翅上还加饰两只鸟纹。器底饰蟠龙纹。该器与传统礼器的庄严肃穆、浑厚凝重不同，以两只体型肥硕、憨态可掬的鴞鸟为原型，令人耳目一新。
蟠龙纹青铜盘
西周，高12.3、口径32.4厘米。敞口、浅腹、折沿、高圈足。盘内饰浅浮雕蟠龙纹，龙首居中，龙身盘曲、饰方格菱纹。盘沿有三组鱼、龙、鸟纹饰。器外壁饰一周龙纹和三角形纹，圈足饰龙纹。应属吴越国的器物。
镶嵌龙纹铜柲玉戈
商代晚期 长35.4厘米。玉戈直刃弧背，表面有阴刻线的兽面纹，虎背上有锯齿状扉棱。铜柄上有龠，下有鐏，表面用绿松石镶嵌出兽面纹、龙纹、蕉叶纹等纹饰。其奇特之处在于：铜、玉结合的兵器较少，而铜质的柲更为稀见，所以尤其珍贵。
方鴞 商代晚期酒器
通高41厘米，宽25.1厘米，重9.1千克。器身为长圆形，束颈、鼓腹，口沿上有一对高耸的伞状立柱，四足为三棱锥状，器盖微拱呈弧形，盖上有一立鸟形钮。器身纹饰可分为三段：口沿下是一周三角蝉纹，颈部饰一周龙纹，腹身是大兽面纹。器内铸铭文一字。该器器形宏大，纹饰繁缛，铸造精良。
凤柱斝 商代晚期酒器
该器敞口，颈部较高，底部微圜，三棱锥形足。颈部及器身是兽面纹，并分布有五道短棱脊，兽首形鋬。沿上有高耸的两个长方形立柱，柱端各置一个立体的凤鸟。鸟头上有绽开的羽冠，脑后并有一长冠透逸而下，尖嚎、圆睛、长颈，身披细鳞形羽片，尾翎短挺，显得十分机警可爱。
太保簋 西周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
与太保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小臣犀尊、太保簋、大史卣等共七件青铜器，后来人们把在梁山发现的这七件青铜器称为“梁山七器”。而且现藏美国费里尔美术馆的太保簋，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太保卣，现存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太保盉，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太保鼎。也都与此有关。
真的是无以言表之美。这么多国宝流失海外，不管其他，首先我们自己记住它，认识它，就是对它们最好的热爱。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不管它们藏于哪里，始终都替中华文明闪耀着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