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条第4款）授权国会制定“在合众国内一致适用的、有关破产的法律”；国会于1800年、1841年、1867年、1874年、1898年、1938年、1978年、1994年和2005年分别修订和通过破产法。华尔街银行和大型信用卡公司在最近几部破产法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用卡行业针对2005年破产法的游说费用超过1亿美元；华尔街捐助竞选活动的费用惊人，这确保他们对此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无须如此大手笔地进行游说。）

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通常它们破产的目的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依据破产法（主要是由信用卡公司和银行一手炮制而成的），当涉及债务清偿顺位时，劳动合同通常都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而劳动合同涉及工人报酬问题。这意味着公司甚至可以将威胁破产作为撒手锏，迫使工会成员在早已达成共识的工资问题上做出牺牲。2003年，美洲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卡蒂威胁进行破产，迫使美洲航空公司几家大工会做出让步，同意接受近20亿美元的减薪协议。
卡蒂鼓吹着“共同牺牲”的必要性，却没有透露他暗地里建立了一项特殊的公司高管养老金计划。该养老基金的资金存入一家信托机构，在公司破产时不会受到影响。由于有这一秘密计划，卡蒂辞职时拿到了将近1200万美元的报酬。 尽管员工做出让步，美洲航空公司2011年还是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当时，公司拒绝履行劳资协议，并且冻结员工的养老金计划。
2013年，美洲航空公司破产重组成功，向债权人偿还所有债务，并支付利息。甚至连股东在公司破产重组后都变得更加有钱。（当年年末美洲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公司合并，公司股价随之上扬。）更有甚者，主导公司破产重组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霍尔顿拿到了超过199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金。所有人都捞到了好处，但就是没有美洲航空公司员工的份。美洲航空公司员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和福利待遇大幅缩水。
“共同牺牲”也不过如此。 最为严重的未能偿还债务的案例发生在2008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当时华尔街几近崩溃。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购买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高风险产品，例如次贷、债务抵押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尽管这几家银行将大量高风险产品出售给不够警觉的投资者，它们还留存了许多产品并在账簿上按全值记账。当债务泡沫爆裂时，大银行和众多投资者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下几乎一文不值的欠条。
一些评论人士（包括我在内）敦促迫使银行破产，以此解决它们存在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破产案。雷曼兄弟公司资产超过6910亿美元，但仍然资不抵债。这一事件撼动了整个华尔街，为此即将卸任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出面，说服国会注资数千亿美元用于保护其他大银行。
此外，美联储还向大银行提供估计83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保尔森财长和他的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并没有明确表示大银行大到不能倒。确切地说，这些银行太大，无法进行破产重组。华尔街几近崩溃，由此产生的实际负担落在了小投资者和私房屋主的肩上。随着房价一落千丈，许多私房屋主发现所欠的抵押贷款甚至高过房屋本身的价值，而且他们不能再次贷款。不过《破产法》第13章（这一法律主要由金融行业起草）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以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迪克·德宾为首的一些国会议员试图修改这一法律，允许陷入困境的私房屋主申请破产。这将为房主提供有力的筹码，进行讨价还价，防止银行或其他贷款服务机构强制收房。如果债权人不同意，他们的案件将交由破产法官处理；破产法官可能会同意减免部分贷款，而不是将人们从家中赶出去。 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但在2009年4月底，当德宾在参议院提交他的修正议案时，金融业开始发威，进行阻挠，称该议案将极大地提高房贷成本。（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当时民主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但最终仅有4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这一法案。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陷入困境的私房屋主毫无议价能力。超过500万人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到2014年，又有200万人即将面临止赎的问题。“共同牺牲”也就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