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献半载郓州情
颜建国
宋朝皇帝所书御碑，传世者很少，今可见者主要是宋神宗为名相韩琦所撰书的《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再就是“瘦金体”创始人宋徽宗所书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写刻石的圣诰《大观圣作碑》。其他所谓御书者，多为臣子所附名，简单信以为真也。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1008年，韩琦的父亲韩国华以太常少卿的身份任泉州知州，韩琦即于此年为韩国华和婢女胡氏所生。也就在此年阴历十月，宋真宗封禅泰山，以图上天保佑宋境平安，回来后为群臣加衔，韩国华被升为谏议大夫。1011年阴历三月，改职新任的韩国华回京途中在建阳驿（今湖北省沙洋县）去世，享年55岁，4岁的韩琦尚不知道父亲的去世就是今生永离。
（安阳韩公祠）
韩国华病世后，韩家生活变得十分困顿，过去的衣食不愁变成了借贷度日。好在韩琦同父异母的大哥韩球被朝廷恩赐了一个小官职，二哥韩瑄懂得操持生活，韩国华的正室罗氏是谏议大夫延吉之女，她依靠娘家的人脉能够协调家族和亲戚关系，使得韩氏家族得以艰难运转。韩琦虽然是婢女胡氏所生，但正妻罗氏对他很是疼爱，几个哥哥也十分关爱这个聪慧的小弟，因此韩琦的幼年和青年是在温馨团结的大家族里成长，使得他心灵阳光而正直。1027年，刚20岁的韩琦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成为基层新干才。
（韩国华墓碑）
韩琦先任淄州通判（今山东省淄博市），后回京任开封府判官、度支判官、右司谏等，成为理财、判案和监察的能手。1040年，称帝一年多的西夏国王李元昊派使者到开封要求帝号，被宋仁宗拒绝后便发兵进攻宋境，意图用武力胁迫封赠，双方战事愈演愈烈。在此危难之际，33岁精于谋略的韩琦作为名臣礼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夏竦的副手经略西北，夏竦的职务是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通判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韩琦的身份是枢密直学士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驻守泾原路(治今甘肃平凉市)；在韩琦以全家人性命为押保荐下，被丞相吕夷简排斥外放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52岁的范仲淹再任天章阁待制调任西北，驻守鄜延路（今陕西省延安市）。
此时，防守西北的名将还有延州知州庞籍，渭州 知州尹洙，他们均是抗击西夏的一方强军。尹洙发现了名将狄青且把他推荐给庞籍、范仲淹和韩琦，文武用策、上下同心，几经数轮反复厮杀，血流成河，持久的西北战事稍有缓和。韩琦、范仲淹在具体战术上，一取攻势，一取守势，虽有分歧，但没有纷争，韩琦后来采用范仲淹筑城渐进的战术，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拖垮了西夏军，朝廷倚二人为西北长城，朝廷内外称二人为御敌“韩、范”。
宋、夏之战，历经数年，双方人员、物资伤损极大，民心不稳。已经继位二十年年龄30多岁的宋仁宗想改变积习，在他的主导和老臣杜衍推动下，朝廷谋划进行改革。1043年，反对变革的老臣平章军国重事、司空吕夷简致仕，杜衍由枢密副使升任枢密使，有了向皇帝直接荐才的权力，于是他推荐韩琦、范仲淹回京任职，朝议批准后，阴历四月韩琦、范仲淹一同回京担任枢密副使，成为杜衍的助手；八月再次调整，反对变革的参知政事王举正以资政殿学士知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范仲淹由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由军队到行政机构工作，具体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再次调整骨干成员，支持变法的富弼为枢密副使，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征求变革要策。范、富、韩等人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1044年五月，庆历新政进入攻坚时，朝廷改任杜衍为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集行政与军权与一身，显示出宋仁宗锐意变革的政治胆识。但好景不长，在宰相夏竦、章得象、参知政事陈执中等官员反对下，大批官员攻击变法，甚至宋仁宗身边的宦官都纷纷说新法不利，劝告皇帝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有结党营私、危及皇权的嫌疑。
1045 年正月，宋仁宗决定废止新法，力推新政的杜衍罢相出知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核心成员范仲淹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按抚使出知邠州（今陕西省彬州市）、富弼罢枢密副使以京东西路按抚使知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推动一年多的变革戛然而止。对于变法派被打击，尚在枢密副使之位的韩琦挺身力争，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为变法派鸣冤和支持尹洙反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洛城 (今甘肃省庄浪县) 而被贬出朝，罢其枢密副使一职，韩琦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由慷慨的朝廷新贵步入黯淡的外放贬途。
1045 年春天，想到父亲去世多年，几位长兄又相继去世，为了便于祭扫，韩琦想把从祖父母以来的坟墓迁葬相州安阳县之新安村（今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水冶镇）。为了完成这个重大工程，韩琦曾上书要求在相州任职，但是朝廷没有批准，只是答应了他回乡安葬先辈的请求。时间紧迫，韩琦请好友富弼撰写了父亲韩国华的神道碑文，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王珪书写，擅长写玉箸篆的才子章友直篆额。忙了近两个月，有些尾工尚没有完成，他便于四月五日到扬州上任。
韩琦在扬州任职 仅仅有两年时间。上一任王逵是个好大喜功的贪官，由于他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上交的赋税也多，虽然御史包拯一直上书揭露他，但是受到宋仁宗和两位宰相庇护，仅仅是把他改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
韩琦在扬州期间，忧患民生，重视教育，成为士民夸赞的好官。此时，25岁的王安石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属于韩琦手下的一般属吏。看到有几次王安石上班迟到，韩琦严厉批评了这位不认真守时的下属。韩琦也重视王安石之才，此年秋天官署后园有芍药一枝分四杈各开一花，花朵上下红中间黄，称为金缠腰，是要出宰相的吉兆，韩琦当天宴请赠花者有扬州通判王珪、淮南判官王安石、路过的监察御史陈升之，结果参加雅集的四人以后全都做过宰相，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坛佳话。
庆历新政的骨干外放后虽尽于职责，已经当政的陈执中、贾昌朝、夏竦等人对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仍十分忌惮，敌视新政的新任参知政事吴育奉命巡视齐鲁盗事，他回京污蔑说强盗不可怕，杜衍在兖州、富弼在郓州深受百姓拥护，已经形成地方势力，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宋仁宗受到暗示，1047年正月，已经70岁的杜衍以太子少师官衔致仕，闲居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此时，范仲淹以给事中身份知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花洲书院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富弼于1047年阴历资政殿学士、给事中、京东东路安抚使身份知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韩琦以资政殿学士、给事中、京东西路安抚使身份接替富弼知郓州。
韩琦到扬州任职时，基本没有带家属。但到郓州任职，他却拖家带口数十人。随着子侄长大，经济难支，于是官衔较高俸禄优厚的韩琦成为他们的就食者。韩琦对侄子侄女视若己出，所有朝廷优待奖赏，他都先考虑侄子，然后才考虑自己的儿子。韩琦一家由广济河、梁山泊、清河乘船到达须城治所，虽然天气炎热，旅途劳顿，韩琦还是一边安置家属一边着手京东西路和郓州的繁忙事物。
当时，黄河水患是郓州首事。和上任富弼一样，韩琦率领懂得水务的部下考察济水、汶河和梁山泊，虽然郡城须城在1002年由二十里之外的凹处迁址汶阳原高处，城内居民已经没了大水淹城之忧，但韩琦还是四处奔走，以图找到治水兴农之良策。在乘船走过梁山泊巨泽时，他忧心忡忡地写下《过梁山泊》一诗：
巨泽渺无际，斋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看到夏天的梁山泊一无边际，自己乘坐的大船也是艰难行进。打鱼大人们听到军士的呼喊吓得躲了起来，远处的飞鸟看到军旗也纷纷飞走。茂密的蒲草遮挡住了行船的航道，远山碧水，就是江北的鄱阳湖。人们喜欢吃清香的菱角，却很少知道在炎炎烈日下，要不怕蚊子和牛虻叮咬辛苦采摘，每一个都浸泡着他们的劳苦和血汗呀。作为封疆大吏，韩琦所见不是歌舞升平、声色犬马，而是积年水患、百姓劳苦，可见其从政理念与人生高德。
郓州为治所的京东西路辖四府、五州、一军，人口众多，面积很大，西部接近太行山，又有大野泽，于是在灾荒年代饥民为盗，一直困扰着地方治安与管理。韩琦在反复考察论证的基础上，便过去以百日为三限不能捕获属吏治罪的办法，让捕盗人员可以用另一件案件的盗匪抵充上一次案件的任务，因此捕盗人员没有了获刑之苦，工作起来更有积极性，治安案件大幅减少，这个办法很快为朝廷所推荐使用，逐渐成为处理治安案件的规制。
郓州重学，始自东汉东平国苍王。唐朝郓人慕韩愈，建有成德堂。宋朝王曾在1038年以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高位通判郓州，为了复兴郓州庙学，他带头捐出俸禄，动员士民建房舍、集经书、置学田，使得郓州文庙成为远近闻名的儒学翘楚。后来，1014年的状元张观以观文殿学士身份知郓州、1024的榜眼郑戬以资政殿学士身份知郓州、同年的状元宋庠以以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身份知郓州，这些文臣都重视了郓州庙学的发展。韩琦的迁任富弼虽然仅仅是1030年的进士，但他参加的茂才异等考试本身就是选拔才能出众的士子，富弼的文武全才是世所公认的，且早年王曾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的时候，富弼曾当过郓州判官，因此对郓州庙学亦是重视有加。
韩琦出任郓州知州，鉴于变法失败，更是感觉到人才对政治制度变革之必要。他认为，学子青少年时期应该受到儒学经典熏陶，这样可以打牢人生地基。及至年长，有了抵抗侵扰的能力，即便有物欲贪念，也可以凭自己的定力予以排除了。韩琦在郓州办学之事，可在其《次韵和兖州王待制过汶上见寄》一诗中视得一斑：
浅局虽难继大才，谿堂佳致亦添来。
奇花并蒂宜新种，芳树连柯得旧栽。
良执假途形咏叹，邻封为治惜淹徊。
想君醉问歌人处，不向风前酹一杯。
韩琦此诗，是他在1047年阴历12月离开郓州时所写。在“庆历新政”中一同被贬的御史王素以天章阁待制身份知兖州，他在改任渭州的途中，经过郓州须城，在住宿的过程中，专门到庙学一游，并把所见写成七律诗，让人捎给在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任职的韩琦。韩琦看到王素的赞诗，于是写诗回赠。
韩琦在诗中自谦和上几任郓州知州相比，自己属于见识和才能都很低微的，但是到任后也很重视庙学建设。在扬州来郓州时，把那里的金缠腰芍药也一同带来，把它们栽在了学堂南面的土堤上，希望文士学子好好读书报效国家。好友王素作为临近的官员改任路上还能到郓州看看，并把所见告诉我，您有大才而屈居低位，实在是时运不济呀。想想我们曾在京中一起赏歌饮酒，现在无奈天各一方，让我们一醉方休，不要再想那些失去的过往吧。韩琦虽然仕途不顺，但他不悲观、不沉沦，他的此诗，虽然不能和同在贬途的好友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欧阳修所写《醉翁亭记》相媲美，但满纸的惜才和豪迈，仍是字里行间飘满和外溢，让人看见火热的心。
1047年夏秋，在郓州文庙读书的年轻士子有刘挚、梁焘、梁彦昌、梁彦通、郭源明、韩铎、董沔等人，后来刘挚、梁焘两人做了宰相，成为“朔党”领袖，可见韩琦在郓州办学的成效。
（国宝级文物贵州省博物馆藏韩琦楷书信札《信宿帖》）
尹洙因为挪用公款为部下还账，被揭发后免职。体弱多病的他被范仲淹接到邓州养病，但因为积重难返，救治无效，于此年阴历四月去世。尹洙没有积攒下财物，于是范仲淹、韩琦出资安葬了尹洙。为了让尹洙妻子儿女有所依靠，韩琦还上书朝廷辩解尹洙挪用公款的内情，希望朝廷推恩其子，安排公职或给予物资帮助，但是朝廷一直没有答应，韩琦就挤出钱财帮助尹洙的家属。在很长时间里，韩琦帮助的好友有十几家、几十人。
作为一个文士，韩琦不仅自己喜欢诗文，在郓州任职期间还编订了哥哥韩琚的诗文集《荆玉集》。韩琚曾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对当时的和尚以化缘为由侵吞财务给予了打击，1040年51岁在两浙转运使任上去世，这样可知韩琚生于990年，在1101年父亲韩国华去世时他已经22岁，是可以担负起一些家庭事务的年纪了。早年韩琚由淄州（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通判丁母亲胡氏之忧时，曾看到哥哥韩琚的部分诗文；回来兄长去世，他又让侄子韩琚的第三子韩直彦搜集存稿，合起来仍命名为《荆玉集》。兄长已逝，其文可见，韩琚自觉承担起抚养教育子侄的责任。
韩琦在郓州任职仅仅半年，此年阴历十二月，因为镇守成徳军的明镐回京任参知政事，于是朝廷调任韩琦为真定路安抚使、知成徳军，再次开启了他保境安民的全新旅程。1048年一月到达成徳军任上后，韩琦即写信告诉杜衍自己的上任情况，对自己的得力助手，小自己30岁已经转任三处安抚使的地方大员，杜衍写诗褒奖与鼓励。看到长者之诗，韩琦写诗为谢：
移帅真定次韵答致政杜公
韩琦
常山画野直天街，寄重如何付不才。
跃马敢辞奔命去，捍羌曾是奋身来。
军中纪律劳人葺，林下樽罍得意开。
引领恩轩无路到，几临风月独徘徊。
常山实指北岳恒山，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家乡，因为避讳宋真宗的名讳赵恒，于是宋朝文士称恒山为常山，可见韩琦为文写诗之缜密。这里把河北和山西分开，高入云端，是兵家必争的三关雄镇，朝廷把这么紧要的战略要地付与自己，才41岁的韩琦倍感压力。带领军士认真训练，面对辽国和西夏的威胁，积极做好反击的准备。要整肃军纪，奖优罚劣，和广大官兵同甘共苦，盼望着有一天打败敌人朝廷封赠将士，想想一时难以获得战果夜不成寐独自在月下思考徘徊。
韩琦在真定路任职仅仅四个月，朝廷为了加强边关守备力量，调整了西北区划，新设魏州、瀛州、镇州、定州四路，韩琦于1048年阴历四月被派往直接与辽国接壤的定州，任定州路都总管兼安抚使兼知定州，成为定州路的军政长官。韩琦在定州任职五年，是他在地方任职最为辉煌的时期，他整顿军队，定州马步兵成为御敌的劲旅；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过去定州人尚武粗放，有了庙学后人们开始变得文质彬彬了；每当有灾情，韩琦首先开官仓救济百姓，人们开始安居乐业。韩琦很多被人称道的严明、爱兵、救民的大德故事，一半以上和定州有关。
1053年正月，韩琦由定州调离到并州任职（今山西省静乐县），定州百姓得知后，纷纷赶来堵住了州衙不让韩琦离职，韩琦见走脱不开，于是劝百姓回去，说自己是不会离开定州的。百姓回去之后，当天夜里，韩琦偷偷带领随从离开定州，第二天，百姓们再来看望韩琦时，发现韩琦已不辞而别了，人们疼哭失声怀念这位“韩青天”。
韩琦在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以武康军节度使的身份任职到1055年二月，因为身体疾患改任家乡相州。后来，他进京任职，1056年八月，任枢密使，成为最高军队长官。1058年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宋仁宗生于1010年，比韩琦还小两岁，他在皇子赵昕早夭后，一直盼子心切，到晚年甚至多次晕厥。步入生命的尾声，宋仁宗更新当好一个守成之君，于是1058年，又悄悄安排富弼为丞相，韩琦为副相，一步步来开改革图强的大旗。鉴于“庆历新政”的教训，这次改革没有大张旗鼓，而是务实按部就班实行，比如改革科举办法、加强对官员考核、改革税法等，都受到了较好成效，人们称富弼、韩琦为贤相，并称“富韩”。
韩琦画像
1061年三月，富弼丁母忧离职，韩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首相，他开始援引欧阳修、吴奎任枢密副使、蔡襄任翰林学士、王素任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等，随着这些骨干力量的到来，“延祐改革”的一些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在后来的英宗被立、神宗继位过程中，韩琦都从大局出发，顺利完成了皇位过度，因此即便在此后的“熙宁变法”中韩琦反对神宗和王安石的急功冒进改革，但在他1075年68岁在相州任上去世后，宋神宗忍悲撰写了《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碑文，盛赞韩琦多年来为“定策元勋之臣”，说他一生的英名，足可与唐朝贤相姚崇相比，朝廷追赠韩琦为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在宋英宗的神庙陪祭。
韩琦在定州的幕属、神宗时的龙图阁直学士陈荐撰写了《宋故司徒兼侍中赠尚书令魏国忠献韩公墓志铭》，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书丹，太师兼侍中的名相文彦博篆盖，太常丞李清臣代表皇帝带着猪羊二牲到灵堂祭拜，宦官张茂则、张怀德亲自参加葬礼和安葬事宜，这在宋朝大臣丧葬中，是规格最高的，甚至可以说，仅此一例。今挖掘可知，韩琦墓志重3吨，长宽各1.55米，厚0.26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大的墓志铭志；志文共6000余字，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墓志铭志之一。最大与最多，石与英名同在，有幸矣。
韩琦去世后，很多佩服他英名的文士写文纪念，如欧阳修曾感叹：“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一百个欧阳修赶不上一个韩琦，这话除非欧阳修自己说，别人谁敢？韩琦在世时，他任职过的州郡人们绘像纪念他，以神人来看待他；当知道他去世后，定州建立起他的纪念祠堂，人们的哭声如天上的雷声，一直持续了数日才渐渐平息下来，来此任职的司马光写文记载这件盛事奇闻。
韩琦家风淳朴，教子有方，他的长子韩忠彦在韩琦去世时为太常丞直龙图阁，知道父亲喜欢才子苏轼的文章，于是为去世的父亲求文，苏轼以《醉白堂记》为题，通过与唐朝诗人白居易对比，赞扬韩琦一生保持安贫乐道的操守，是伊尹、周公一样的旷世贤臣，他含着眼泪写完了这篇纪念文章。韩忠彦还整理父亲的文集《安阳集》，让后人能够通过其文知其人。韩忠彦以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的相位，是神宗、徽宗时期的名相，曾和权臣曾布、蔡京有过抗争，是北宋灭亡前的苦撑者。
在南宋理宗时期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绘像祭祀中，进入两宋贤相名单的就有韩琦、韩忠彦父子两人，可见韩氏一门之忠烈；南宋时期，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也是力图复兴的名相，但是因为急躁冒进而失败，成为被文人污名化的悲情对象，而他的祖父韩嘉彦是韩琦幼子，他曾经娶神宗第三女为妻，是标准的皇亲国戚，可见韩氏一门在两宋之尊荣与延续。
韩琦后世子孙众多，名者如云，功在家国，如近代国母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本名韩教准，家谱记载为韩琦后人，他是过继给宋姓婶舅后才改为宋姓的，因此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三兄弟其实姓韩不姓宋，造化弄人，很多事情我们认为看到的是本质其实是最浅的表皮。韩琦家族墓在2008年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面临被拆除的危险，是温家宝总理过问候得以整体搬迁的。因为后期经费不足，一直处于停停建建的尴尬地位，很为传统文化崇尚者所诟病。
韩琦曾告诫子女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他一直告诫自己和子女为人要“不羞老圃秋容瘦，且看黄花晚节香”。 黄花晚节香，成为后世铮臣自勉的警句。
1072年曾巩任齐州知州，上任途中过郓州须城，资政殿学士邵亢时任郓州知州，曾巩是欧阳修弟子，邵亢为范仲淹荐才，均是韩琦晚辈，因此，他们走在郓州文庙，忆起王曾、韩琦在郓州的办学兴教，不由心生赞叹，曾巩在《郓州新堂》里说：“未应久作林泉生，天子今思旧学臣。”
又过五年，吕公孺以右谏议大夫衔知郓州，他的二哥吕公弼曾任枢密使和韩琦同朝且是儿女亲家，韩琦长子韩忠彦的妻子就是吕公弼之女，苏轼在徐州任上到郓州汇报工作，且拜望京东安抚使吕公孺、好友鲜于子骏、长辈李师中等人，他在《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中感叹：“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此时苏轼才虚岁41岁，如果不是忆起王曾、韩琦、吴奎的郓州旧事，还有着报国安民之志的苏轼咋会有着如此复杂心情呢。
移建的韩琦
韩琦仅在郓州半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弹指之一瞬。时间因为波澜而生动，人生因为走出物欲而精彩。为了让这位宋朝第一贤相光照后人，律己励志，我们可以为这位先贤做的更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