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我刚毕业后就去的工作单位的前同事，他以前是我的小领导，手把手教我开始写财经稿件的人，后来一路升迁，成为部门负责人，最后也成了一个较大的领导。我之所以给他打电话是想问一下他，现在还有没有吃回头草的机会？而结果是，他跟我说，他正在办离职，很快也要走了，去向暂时不明朗。
第二个电话，我是打给我一起举办会议的合伙人。我与他于2021年认识，都是做幼儿园行业的，都是家里托着两个娃，这段时间经常互相诉苦，也互相鼓励。现在这个情况，线下的业务是不可能正常开展了，哪怕我所呆的深圳已经实际上解封，一些线下业务也不可能再正常开展了，总是走走停停，一会好一会坏，无论从现在的工作内容上，还是彻底解封后的前景上，我都觉得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我给他打电话，正是准备告诉他，我所写的主要内容要转型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大学毕业十年来所做的一些关键性的决策。我发现，主要的决策有两类，一类是关于买房子的，一类是关于职业的。整体上看，关于房子的决策都是英明的、正确的，而关于职业的决策，差不多都是错误的，以致于我现在感觉，好像错过了一个时代。
当我意识到错误决策问题的时候，往往又有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负担，进而无法自拔，及至终于拔出来以后，放手去干的时候，却发现随着业务的需要，有些必备的能力和技能我并不具备，来的业务我也接不住，要做新业务就需要招人，而我又没有足够的资本。
我虽然勤于学习，却没有什么可兹证明的专业证书，这让我后面开展业务时非常被动，也很无助。下面就逐一展开分析。我的整个叙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中间杂着关于买房子、职业的各种感悟和经历。（特别说明：我有个小计划，想写一写深圳人的创业、职场、生活的奋斗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可添加我微信（qingting1945）私聊，形式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在线下约个地点见面聊天，然后我自己开始匿名写作，文章将发表在“三石不惑”这个公众号上。作为一个来深圳十年多的外地人，我是把“三石不惑”这个公众号当作精神的家园去经营的。）
第一个决策：2014年我报考了CPA，复习三个月就放弃了
2011年，我在对财务、金融、证券完全不懂的情况下，进入A国有企业从事财经编辑工作，之所以能进来，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字作品。
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写A股上市公司的报道，由于工作需要大量阅读财务报告、招股书，需要具备必要的经济学、财务、投资知识，因此，从参加工作到2014年，我一有时间都在研读投资、财务、金融类书籍，我所住的地方有个社区图书馆，那里面金融、财经类的图书，基本上被我翻了个遍，我自己还买了一大堆人金融财经的书，甚至连《企业会计准则》我都硬着头皮看了一遍，一边学习财务会计知识，一边用学到的知识去写作，我感觉进步还是很快的。
作为一个经济、金融的小白，我在第一个月差点被劝退了，但是两三个月过后进步就是非常突出的，及至一两年就成长为部门骨干。但随着工作重复日复一日的进行，我也难免感到厌倦，也在思考媒体人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媒体人的天性就是各种都懂，各种都不专业，工作进入第三年我就想寻求个专业的持续的方向去深入发展。
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同事，有的去考CFA，有的去考CIIA，我则选择去考CPA。在2014年二月份就买了全部的注会的书，紧锣密鼓地开始看起来。虽说没有基础，但因为工作原因需要，且学了就用，加上当时工作相对比较清闲，我认为复习进度、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复习了三个月，会计财务也看了几遍。
但在这个时候，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发生了：住在一块的女朋友怀孕了。考虑到我年龄也差不多30岁了，家里也老是催结婚，就在2014年奉子成婚了。
想起就要做爸爸了，心情是很兴奋的，接下来就去筹办买房子，要买房子，就去看房子，然后准备结婚，办酒席，准备新的家庭成员，一下子，我复习考CPA的劲头就下来了，慢慢地就放弃了，停止了。
事后想想，当时放弃复习很可能也跟我没有去报考一个辅导班有关，全是自己看书琢磨，遇到困难且外部形势发生变化，很容易动摇考试的信心。后来，我碰到我另外一个同事，她考过了CPA，向我描述那种难以想象的痛苦生活，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报个班应该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我后来去带团队，跟很多小伙伴说，一定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趁自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去考个有价值的证书。在说的时候，我都是拿自己当反例。
第二个决策：2014年7月决定买房
既然要结婚，既然要生孩子，我就决定去买房。那时家里人以及身边人都是不支持、不赞成的，一来，家里实在没钱；二来，当时大家都看空深圳房价，网上充斥着深圳房价要崩盘的新闻。当时我的大领导还写了一篇《深圳的空置率有多高？》的文章，成为那个炎热夏季的爆文。
我当时也是看空深圳的房价。一来，我也受整个氛围的影响；二来，当时的中国股市正开启一轮史无前例的上涨，而且我的绝大部分资金都在股市里。从2011年开始炒股一直都是亏损的，到2014年下半年好不容易看到股市要上涨，如果让我把钱拿出来买房子，我的内心是很抗拒的。
但我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结婚就要落户口，孩子要上家庭户，孩子以后的教育都跟房子、户口挂钩，我当时是集体户，集体户是实现不了这些功能的。由于我也看空深圳的房价，为了避免买完后房价大跌，我首先把关外的区全排除掉，要买在关内。由于工作地在福田，且福田教育也相对较好，我就决定买福田。当时福田的房价，整体上在3万元/平米，按照我当时的资金能力，很多房子也是买不起的，当时，我工作还不到三年，手头也就20万的样子，父母是没有钱支持的，我哥刚买了辆二十多万的车，支持我他还要问别人借钱。既然决定要买，就要有所取舍，我当时定的几个决策依据如下：
- （1）一定要在深圳关内、配套成熟的片区买；
- （2）一定要买带配套学位的房子，教育的配备不追求最好，但绝对不能差，最好中等偏上；
- （3）房子买来后，不一定要自己居住。
- （4）由于不要求自己居住，因此就要求房子要好出租。
在符合这四点的情况下，再结合自己的资金实力，我所能选择的就实在有限，因此当中介介绍这个，介绍那个，推荐这个，推荐那个，我也没有去看的必要。后来发现，很多人反而是看太多了，下不了手。由于可供选择的十分有限，我就选择了在福田的八卦岭片区购买。那里长期是福田的房价洼地，别的地方卖到4万了，它们那边还卖2万出头，且长期横盘。
由于有以上四个买房思路，我看了两三套基本上就定下来了，以致于后来办完过户登记手续后，我媳妇都不知道买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内部的格局如何等等。我当时买房，虽然各种计算，但是最终首付、中介费及各种税费也是花了三、四十万元，整整借了14万。
2014年结婚，媳妇娘家本来是要彩礼的，后来买房子，彩礼的钱也没出，老丈人还倒贴了七八万，剩下的缺口我都是找亲戚、同事借的。当时，我一个月基本工资5000多，加上绩效奖金啥的，一年平均下来每月也就大几千。而当时一个月的房贷是3500元，加上媳妇很快要生宝宝，老妈从老家来深圳带孩子，以及要换首付的借款，开支一下子就上来了。
买完房子后，我们就搬了进去--中国人总是这样，总觉得自己的房子好，总是想着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会心安理得。我们一住进去就是四个人：我、媳妇、媳妇肚子里的宝宝还有从老家过来的我母亲。房子很小，只有30多平，住起来很拥挤。等儿子出生后，东西就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在那里只住了大半年就搬出去住了。出去住的是两房一厅，房租一下子冲到五千，加上房贷3500元，且孩子出生，两位老人都来带孩子，整个的开支就都上来了，我感觉压力很大，就琢磨着换工作。
第三个决策：2016年从国企离职去B上市公司设立的创业公司C
在A公司做财经新闻的时候，我一直想找个专业的领域去深耕，但工作内容使然，让人无法聚集一个领域，而且随着家庭开支的增长，越发觉得工资太低。在2016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了B上市公司设立的创业公司C。
后来我了解了《公司法》，发现C公司是一个很奇特的公司。前几年，中国的上市公司喜欢搞产业投资和并购，设立了不少产业基金、私募基金。私募基金很多都是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它的合伙人是非常多的，基本上是每个人各管一摊，是个大号的业务员。对于基金来说，募投管退都要搞，而每个合伙人都是独立负责自己一块业务。我的理解，其实更像一些事业部制。
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股东是B上市公司设立的基金S的合伙人M，同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X又是C创业公司的实际股东，名义上没有大股东X的名字，但大股东X却是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C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其中，合伙人M是C公司的负责人、总经理，但需要定期向B上市公司设立基金的合伙人会议汇报工作。财务上，C公司的公帐、公章都由S基金的财务部管理，因此，我们C公司员工的薪资发放，都要经过S基金那边几个话事人同意。
另外，C公司的设立，虽然定义为创业公司，但是创立的时候，负责人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在不知道干什么的情况下，就租好了办公室，招了一堆人，我正是作为主要的业务骨干，或者说核心员工之一被招聘进去的。
从2016年8月份入职C公司到2017年7月份C公司宣布大裁员，整个一年都是很动荡的。
- （1）当时整个教育市场虽然热火朝天，但是我所在的C创业公司却不知道做什么，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用来开会，研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午开完会去饭店吃饭，老板埋单，下午继续开，一直开到下班。
- （2）公司人员变动非常频繁。在物理（办公场所）、人员上，继承了上市公司大股东X先前设立的N公司的烂摊子。因此，我们作为新人进入C公司后，伴随着的是原来烂摊子公司的员工的持续离职。人员变动频繁，公司内部也是部门设了又换，换了又设。一个小小的二十多人的公司分成了运营部、设计部、媒体部、研究部和投资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负责人，我则属于媒体部的负责人之一，对你没看错，是之一，因为我头上还有另外两个级别比我高的人，但他们都先后因为公司或个人原因被离职，以致于我成了最终的负责人。但我成了最终的负责人一段时间后，又被夺权，成为一名普通的编辑，在那个沉寂的、极受打压的时期，我发奋图强，勤于研究和写作，最终靠内容又赢得了媒体部的控制权。
- （3）由于上头要求公司明确发展方向，我们的负责人M就带着一堆公司骨干经常开会，研讨公司战略，有时候想清了，有时候又迷糊了，开完会做ppt汇报给基金S，S基金的相关人员不满意，就会拖欠我们C公司的员工薪资。
我从2011年毕业后进入国企，从来没见过公司拖欠工资，基本上都是提前发放，如果是因故不能发放，人事部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员工，绝对不会让员工无端猜疑。但在C公司，每到发薪日，大家都是很忐忑的，都在想啥时候发工资，这是很影响员工的工作士气的。事后想想，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在那个时候，我应该及时地抽身而出。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公司给的工资还可以，另外，我两口子都在这个公司，而且媳妇也怀了二宝。
当时我进这个公司的时候，老板问了家里的情况，而那时媳妇的公司经常加班，她正准备辞职，我就说了实际的情况，老板就让媳妇也一起来公司发展。一方面，我想离职，但又碍于情面。另外一方面，我考虑到写内容的，到哪里工作都是写内容，再说工资只是拖欠，早晚都要发。也是在那个时候（2017年3月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极受打压的时期），我开始撰写了幼教方面的报道，并且阅读量非常好。凭借直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个不错的内容发展方向，于是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去写幼儿园报道上，并且还在研究部负责人的帮助下编写了幼儿园的行业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当时的销量还是不错的--由于整个幼教内容的流量逐渐起来了，当时研究部也写了幼儿园的研究报告，负责人就把媒体部和研究部合并了，并将媒体定位为研究型自媒体。
从3月份到5月份，整个媒体的流量还是很不错的，也来了不少活粉，而且公司的收入也实现了零的突破。我当时觉得，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其一，行业报道以及报告给公众号吸引了大量的、有效的粉丝；
- 其二，为公司实现了销售收入上零的突破，它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当时一天还是能卖好几份报告的。虽然金额不多，但也算上商业模式的打通；
- 其三，从B上市公司对C创业公司的定位看，至少可以实现了B上市公司的部分诉求：为公司找项目，为项目找资金。幼儿园报告吸引过来的就是当时大量要介入幼儿园行业的产业资本，以及想出售幼儿园项目的人。
事实上，正是这部分内容让B上市公司的部分人员看到了C创业公司还有些存在的价值，而我也因为这块内容被B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大会上表扬，当B上市公司的大股东X开始表扬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重新夺回媒体部的权力了。
但B上市公司对创业公司的要求远不止于此，它还要求公司要自负盈亏，而且当时C公司人员二十多人，除了报告收入，其他全是成本。在2017年5月份，为了减少成本，C公司从科技园搬迁到深圳南山区的一个民宅，一堆人躲在民宅办公。在民宅办公了一个多月，C公司正式大裁员，只有我跟我媳妇留了下来，后来我们就去了B上市公司的总部办公。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应该在2017年7-8月份的时候，就选择彻底离职，而不是继续坚守。在总部办公，也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我只是个编辑，负责报告的撰写，但是C公司也就我跟我媳妇两个人，没有其他员工，原来的公司负责人已经离职，而专注于一个如此集中的细分市场，单靠报告是很难自负盈亏的。要自负盈亏必须开展别的业务，比如培训业务，比如投融资对接业务，尤其是培训业务，当时其实正是一片蓝海。
但除了我之外，C公司也不再招人。就业务层面来看，2017年8月份之后，项目方、资金方都来了，我个人也前后对接了不少项目，但幼儿园投并购项目，成交率低，而且也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而我当时要写内容，写报告，还要销售报告，开发票，基本上整个公司一条龙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媳妇在家休产假。我当时也想过离职换个工作，但是舍不得，不光是为了工资。
- 一来，幼儿园内容、报告是我独立开辟出来的一条路，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 二来，我当时想着自己出来创业，或者去别的部门做研究，但是手头上又没有什么积蓄，总希望有人投资，但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就这样，我跟媳妇在这个二人创业的C公司又干了一年，直到2018年5月份。
第四个决策：2018年5月份，我去了B上市公司设立的E投资公司
到2018年5月份，B上市公司也在进行持续的内部调整和优化，由于觉得我还算个人才，B上市公司设立的E投资公司的N总就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做什么他也不清楚。
虽然E公司是投资公司，但是到2018年5月份的时候，很多投资公司都暂停了。本来我比较理想的去处是E公司的研究部，但是它的研究部在2018年都撤掉了，一个投资公司，没有了研究部，项目也不投了，只剩下投的一些项目了，因此，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重点就是去管投后的项目。我就去了E投资公司项目所在地F市的一个乡下的学校W，从此在学校住校。
由于工作内容不清楚，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来回折腾，频繁的出差，也并没有明确的任务，工作一年多，唯一有价值的任务就是对W学校的深度调研。以前投W学校的投资决策人都离职了，留下的都是一堆不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我在这个学校开展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调研了解这个学校。
我在学校住校期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去学校听课，跟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喝酒抽烟、聊天吹牛，然后写报告。除此之外，就是负责投资公司来学校的人员接待。这是我在W学校做过的最有价值的工作。这份调查报告向上反馈的情况得到了E投资公司以及B上市公司高层的重视，上市公司大股东X也看了报告，并且在2019年1月份就亲自去学校调研考察，去了学校的操场、教室、宿舍、食堂等各个环节进行参观考察，从而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我所在的团队，包括我的直属领导今后都要下沉到项目上。
于是，在2019年，我就成了频繁的出差人，大部分时间在F市，一小部分时间再深圳。我的领导在大股东S的要求下也把家搬迁到了F市。这也就有了我的第五个决策：
第五个决策：2019年9月份，从E公司离职创业
我2019年9月份从E公司离职创业，情况是复杂的，总体来看，原因有以下几个：
- 其一，在E公司，我的工作内容不明朗，一会是总监，一会是副总裁，到学校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后面因为要搞师训，我成了培训中心主任，然后又兼任董事长助理（我的领导就是学校的董事长/总裁）。我过去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写作、写报告，去做管理后，很不适应，虽然工资也不低，很多工作也都是自由安排，但是我这个人，却长时间找不到在工作上的成就感，从2018年下半年到我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整个的工作自我效能感很低。
- 其二，我对我过去在幼儿园领域的报道和报告，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念念不忘，贼心不死，仍然时刻惦记着把自己的教育研究事业发扬光大，从此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另外，我这个人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如果长时间不写点东西，就会觉得日子过得很没有意思，也毫无快乐、幸福可言。
- 其三，我两个孩子，当时媳妇在家带孩子，父母帮着看，老人家年龄日益见长，身体大不如前，大娃已经上了幼儿园，二娃刚满两岁，大娃的教育也要提升日程，媳妇一个人顾不过来。还有就是，从2016年之后，媳妇的工作就围绕我打转，当我停止写公众号的时候，她也无所事事了。
- 其四，从工作稳定性来看，领导已经搬到F市了，团队成员也都搬到F市了，领导也说过好几次让我也搬过去F市，甚至还让媳妇来W校上班。我甚是犹豫，媳妇也不愿意搬去F市。长此以往，两地分居，以及工作、生活两相隔离也不合适。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选择了从E公司离职，从F市撤回深圳。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难说这次离职是正确还是错误。
从经济上来看，我辞职创业，收入大大不如在E公司上班，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如果继续在E公司上班，留在F市，大概一个人还是可以继续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这样对家庭和孩子势必有很大的亏欠。碰上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可以想见的是，与家庭、孩子的关系注定是聚少离多的。两个孩子正日益从懵懂无知的状态跨入学前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他们非常需要父母的陪伴。所以，我将我过去的两年称为，丢掉了钱袋子，抓住了两个孩子，尤其是上小学的儿子，他的进步、他的学习劲头给我的感觉是惊艳的。
第六个决策：创业的方向选择了继续深耕幼儿园
2019年10月份，一开始的出来创业的时候，在内容的定位上，我是不清楚做什么的。当时整个学前教育受2018年11月份中央文件的影响，以及转公转普的影响已经哀鸣一片。我的领导跟我讲，你要出来做，一定不要做幼儿园，因为这个赛道已经坍塌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去写幼儿园的内容，而是关注整个泛教育行业，即教育行业内热点的事情我都看，这种情况其实有点像我2016年所在的C创业公司的情况，即什么都关注，在寻求方向。但有时候也会写写幼儿园的内容，而我发现，尽管赛道已经坍塌了，我所写幼儿园的内容的流量还是不错的--这很可能跟我朋友圈中仍有很多人关注幼儿园有关，毕竟之前做幼儿园报道和报告，好友数量也从两三百人一下子增加到4000多人有关。
我觉得对于自媒体而言，首先要有流量，没有流量其他都是免谈。既然有流量，那就继续写，写着写着就迎来了疫情，就到了2020年3-4月份。在2020年3-4月份，看到有其他媒体在调查疫情下行业状况，看到开学遥遥无期的上幼儿园中班的儿子，我就萌生了“做一个关于疫情下民办幼儿园生存状况的调查“的想法，当时做这个调查，也想过找些机构去背书合作，但基本上无人问津，原先关注学前教育的垂直媒体都转向托育了。
我在公众号粉丝只有2000多人的情况下开展了这个调查，利用今日头条的平台和公众号，持续的推广，累计收集了500多份有效问卷，并且我及时将问卷的内容整理成报告，予以免费发放出去。这份调查报告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公众号的粉丝也实现了几倍的增长，并且也引起了很多大众媒体对民办幼儿园状况的关注，事后，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像光明日报、财新杂志、中国经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财经节目都引用了我这份报告的调查数据，甚至连日本的NHK电视台在报道中国幼儿园状况的时候，也引用我的调查数据，一些有双语版本的媒体，还将我的报告翻译成英文对外投放。
从这次调查以后，我把中教投研的内容更进一步聚焦到幼儿园上，专注于幼儿园的报道。但有流量，如何变现依然是个难题。2017年-2018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外部的产业资本要投资幼儿园，要收购幼儿园，当时还是可以向机构们卖幼儿园行业研究报告的。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由于政策持续推进幼儿园民转公，且限制幼儿园的资本化运营，外部资本基本上已不再关注幼儿园，也不再投资、收购幼儿园，甚至，原来幼儿园内部的产业资本也在收缩、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垂直于幼儿园内容服务的媒体就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行业的热点事件、热点新闻也是有很大流量的，粉丝也是会持续增长的，但是却没有什么转化，因为我所提供的行业地区报告对老用户而言已没有什么价值。
另外，不同于2017-2018年，在2020年以及其后，我的粉丝群体的内在性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17-2018年，我的粉丝群体以投资人、投资经理居多，他们都是想介入幼儿园行业的外部的、对行业状况不了解的人。2020年以及其后，我的粉丝群体中投资人、投资经理以非常少，转而以幼儿园行业内部的园长、举办人居多，他们都是资深的行业从业者，现在遇到了政策上的大调整，而对未来感到迷茫，他们关注我，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购买我的产品。
由于粉丝客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来拟定的商业模式也走不通了。我之前想的是，通过撰写大量的、各地的幼儿园行业研究报告，吸引用户，从而扩大以研究为基础的业务，比如投融资并购、可行性报告，以及给幼教产业链上下游做广告。但政策收缩之后，这条路已成了一条死路，连给幼教产业链上下游做广告的机会也没有了。2020年还有不少产业链上的公司寻求广告合作，到2021年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因为整个的市场结构在重构：公办在大幅度扩张，民办在急剧萎缩。在行业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原先民办园需要的课程、教材、玩教具之类的产品服务都在陷入红海一样的厮杀。
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收缩的行业，垂直媒体已没有什么生存空间，现在针对民办幼儿园行业，唯一还能做的就是针对举办人的法律政策、财税培训，因为这是眼下很多民办教育人的痛点，再过一段时间，连这个需求都没有了。现在，连这个业务在疫情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也不能顺利地开展了。
第七个决策：2018年3-4月份，卖房未遂
这个决策是关于换房子的。2017年9月份，女儿出生，当时我们一家我一家四口，加上两位老人，共六个人挤在不到40平米的房子里。我就想把2014年买的房子卖掉，再换个大一点的。关内房子都是要涨一起涨，因此，我要换大房子就只能跑关外去，肯定是不可能在福田了，看龙岗的房价很低，我就去龙岗看了不少房子，同时也把房子挂牌到中介那里。
当时我所住的房子大概能卖200万元，扣掉房贷，以及手头上的继续，按第二套房子看，应该也可以换个三四百万的房子了，三四百万在龙岗还是可以买个三房甚至四房的，我跟媳妇去看了龙岗布吉附近的几个新盘，除了位置太偏，交通不便之外，甚是喜欢。房子很快也有意向的买家，价格也基本谈差不多了，虽然比挂牌价低一些，但是也还是可以了。
但买家很挑剔，只愿意给中介一个点的佣金，而我这边跟中介事前说好了，不负担任何佣金，如果买价理想可以酌情承担。一个点的佣金，中介嫌太低，买家也不愿意妥协，我也不愿意妥协，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看到娃娃日益长大，我又想起了他很快就要上学了。而所看的新的楼盘，只有房子本身让人满意，交通、配套、教育都让人极度不满，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当初买房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娃上户口，给娃上学，跟媳妇合计一下，就决定不再卖了，拿着继续给娃上学。
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也从小房子里搬出来了，租到隔壁一个更大的老旧社区里。房租一下子升到7000元，但是由于深圳房价大涨，租金水涨船高，现在小房子的租金已抵供了。就这样，从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11月份，我都没有关注过深圳的房价。
2019年11月份，原租客不再续租，要搬家，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这房子现在价格大涨，我看了一下新闻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附近搞旧改，规划了一所知名小学的新校区，房价又翻了一倍。我没有想再卖，因为老大就要读小学了，老二也要上幼儿园。
结语
复盘十几年来的一系列决策，整体上看，我关于房子的决策都还算是正确的，可以说是“无为而治“吧！反观我的职业生涯，一直在积极地作为，却越混越差。
之前上班的时候，我总想着创业，做一个自己说了才算的人，总觉得平凡的工作，安放不了我自己躁动的灵魂。当我走上创业的道路时，我发现，自己当老板的时候，说什么都不算，只有别人说了才算。如果你不信，市场先生就会用残忍的现实惩罚你。
大疫之下，普通百姓的两难
疫情快走吧，楼上小孩一天挨四顿，我怕他快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