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腿脚不便不能串门了，每天便以看电视连续剧打发时光。有一段时间看《乡村爱情》，挺长的一部轻喜剧。我没事的时候也陪着母亲断断续续的看了几集。《乡村爱情》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象牙山村的东北小山村。刚开始电视剧讲述的是实打实的爱情：象牙山村的村花王小蒙和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谢永强的爱情故事。但后来这部剧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了象牙山村老一辈的恩怨纠葛上了。
不过几十户人家的一个象牙山村，怎么就有那么多的爱情故事？我村之大，又该有多少故事曾经上演过？
一部电视剧中同村两青年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把我的思绪从象牙山村拉回到了自己的村子，七捞八攘的思考起本村有关的事来。实在是，在我回村居住的日子里，听到了太多或幸福或凄凉的婚恋故事。
有着1500多人口（一度曾达2000多）近30个姓氏的大村，使得彼此的联姻成为了可能。但这种本村联姻结婚的现象，在解放前乃至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三两对：相家男和南家女联了姻，丁家男和相家女成了婚。他们是否是青梅竹马不得而知，但要通过严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是肯定的。而另一对青年男女的婚恋就颇具戏剧性：那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村里开大会动员青壮年参军，一积极分子识字班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谁去当兵就嫁给谁！憨厚老实的丁大个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人从人群里一把推了出来。谁知道，丁大个子当兵几年之后竟然奇迹般全胳膊全腿的回来了，据说那个识字班打心里就没看上丁大个子，然而是在全村人面前说的话，覆水难收也就不得不嫁了。再就是，一家地主在土改复查期间，在第二天就要被打死的时候，连夜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了本村的两个长工。
本村联姻的大量出现，应该是在《婚姻法》颁布实施之后的事情。《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我在政法学院学习的时候，知道这部法律出台前在全国范围内经过了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出台后还专门设立宣传月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了。《婚姻法》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婚姻自由”使得青年男女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有了尚方宝剑。
我的小姑那一代青年，应该就是在新中国《婚姻法》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我的印象里，她和小姑夫的婚恋差不多是开本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之先河。
那年，我大概也不过十多岁，第三生产队回来了一位韩姓退伍军人，他那样的受人尊重，见了我这个二队的小孩却分外的热情，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也受宠若惊。不久之后我便知道了他就是我未来的小姑夫，他还在当兵的时候便以通信的方式与小姑建立了恋爱关系。然而，他们的恋爱却遭到了爷爷的强烈反对。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然爷爷公开反对的理由却是“差辈”，两家老亲屡有联姻的现象，近的也不过就是上一辈的事，论辈分小姑要比小姑夫高上一辈，倘二人结亲，爷爷就要带全家甚至整个族人下降一辈，这让好面子的爷爷如何受得了。记得那些日子里，每天晚上，爷爷总是坐在大门口的过道里，或搓麻绳或打着草苫子，不是阻拦小姑的外出就是在等候外出的小姑，最后终于爆发了“战争”。那天晚上，早已睡下的我被一阵哭喊声惊醒，我睡眼惺忪地趴在窗户上往院子里看，月光里，只见爷爷挥舞着木棍，围着磨盘在追打小姑，爷爷边追边骂，小姑厉声哭叫，母亲在极力保护着小姑，那情景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爷爷的阻挠无疑是徒劳的，小姑到底还是嫁给了小姑夫。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差不多就在那前后，杨家的一位姐姐也嫁给了小姑夫的二弟从而“上位”成了我的婶子，我的邻居姑嬷嬷嫁给了东头子我的一个哥哥“下位”成了我的嫂嫂，石岭庄的南家姐姐嫁给了我的一个族叔从而爬高了一辈……一直以来，我对村里异姓的辈分是怎么排的弄不清楚，有的人为什么一生下来就是爷爷辈，看来正是这种联姻为各姓的“论资排辈”提供了依据。这种“论资排辈”不会像同宗同族那样泾渭分明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另起炉灶重新洗牌的。
后来，同村青年男女的相亲相恋成为一种时尚。那天，我在街上碰到宏祝领着孙子，他让孙子称呼我说：“叫爷爷也行，叫大爷也行。”模棱两可，弄的好问人的孙子没法叫了。宏祝便是那位嫁给我族叔的南家姐姐的弟弟，他那样说似乎也不无道理,有时，“各亲各论”也会为这种异姓联姻的辈分作出折中。在与其说起同村联姻的情况，两人从村东到村西，从村南的村北，粗粗数算了一下，竟有几十户人家，远比外嫁的要多。“一个村的都知道底细。”他这样说。
同村青年男女能够相亲相恋，爱情的力量固然强大，“知道底细”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相识，地相熟，家知底，为同村青年人婚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家风（门风）无疑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拿我小姑夫家来说吧，在他及二弟相继在本村联姻之后，一位我应该叫姨嬷嬷的又嫁给了他的四弟，一位我原本叫妹妹的跟了他的五弟。一门五弟兄倒有四个是与本村人家联姻，这在村里是绝无仅有的。小姑父家人口众多，家境不可谓不困难，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盘点本村婚恋的人家，大多是幸福美满的，即便是当时家境穷一点，后来的日子都能逐渐的好起来。即便有本村本团“亲戚窝”的困扰，难免有些是是非非磕磕绊绊，但婚恋的当事人都能够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极少有离婚的现象。相反，与外村联姻的无论男女，每隔几年总有婚姻破裂的情况发生，而这种情况又尤以近几年见多。
而“知根知底”有时也难免成为家长阻拦子女恋爱的借口，即便是青年男女再怎么相亲相爱，都会被生生打得鸳鸯散。当年我还在村里时就见证过，本队的一对青年男女日久生情谈起恋爱，女方的父亲打女骂男，一时闹得满村风雨，随后便迅速给女儿说了个婆家嫁出了村。而男方呢，依然百折不挠的在本村寻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后来，又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同是本队的另一对青年人已经爱的很深了，还是遭到了女方父亲的一记棒打，不但棒打两人，而且把男方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打碎了。更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在遭到了女方家庭的极力阻拦之后，男青年万念俱焚，一时想不开，竟然跑到几里外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时至今日，早已被尘封的往事，还会不时被村人们记起。
当然，村里传统的外嫁和里娶的依然不在少数。但不管外嫁还是里娶，让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打小就熟悉的环境里重新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人生炼狱。自由恋爱的婚姻，或许因为爱情的力量能够使其很快获释并开始新的生活。而因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难免就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砺炼过程。而那些通过“换亲”“转亲”的婚姻，就少有幸福美满可言。印象中的邻居姑娘，生的文静俊俏活泼爱笑，为了给哥哥换媳妇，委屈地嫁给了比自己大不少的男人，自此人们在她的脸上再难见到笑容，每次回娘家差不多都要哭上几回，她说她在哭自己的“苦命”。同样文静俊俏的梁家女，在外打工时已经找到了心上人，其父为了让她给哥哥换亲，生生拆散一对有情人，把她关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至精神失常成了“疯子”，村人无不为之哀怜。所幸的是，这种不道德的婚姻于今已经绝迹几十年了。
我想，《乡村爱情》之所以拿爱情说事，不仅仅是因为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村庄因爱情（剔除那些不道德的婚姻）而变得丰富多彩，因爱情而变得生动活泼。同村异姓人家通过婚嫁这一渠道加入到了另一个家庭的亲属范畴之中，使得乡村社会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从而演绎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据村里人讲，这些年本村青年谈恋爱的已经很少很少了，出外打工的他们（尤其是女青年）基本上都会在外面自由恋爱找对象，大龄男青年似乎越来越多，他们找对象难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剩下的只有回忆》
村学是一个用来怀念的地方。然而，当着村里再也没有了学校的时候，剩下的也便仅仅是回忆了。
村里没有学校该有二十几年了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盖的那所学校，如今已被人租用做了养鸡场。而记忆中的那所学校消亡的时间则更长，那个在我童年少年印象中广阔而敞亮的校园，如今早已湮没在一片村居之中。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春日，我从祖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又一次朝着位于家东的村学走去。这条路的南面当年是一片空旷的乱石岗，北面沿路从西往东，依次是李家、周家、梁家，然后又是几户李姓人家，再往东便是村学了。然而，如今这里早已是排排整齐的村居，条条畅通的水泥街道，哪里还有村学的影子？想找一处参照物都不能够，再难以想像当年村学的影子。
好在村学东北面不远处的水库还在，从水库到村学的那条原本暴露在田野中的路还在，尽管它早已加宽了硬化了并且已成为村中主街，但它毕竟可以作为昔日村学的坐标，让我翻开记忆中的扉页。
——几十间老旧房屋东西向一字排开，最西面是仅能住一人的老师宿舍兼伙房，三间办公室在中间位置，教室从西向东依次是低年级至高年级。后来办初中，又在南面操场以东的位置加盖了几间石头瓦房。学校没有围墙，如果说西边的一道棘子档算作墙的话，东边的一排厕所也可以说是一道屏障，这样整个学校似乎也像是一个大院子了。校园中央一棵槐树上悬挂着一口老钟，每天清晨，悠扬的钟声就会准时响彻在村庄的上空，如同文明的血液奔腾，在天地间缭绕……
记得我上小学的那年，想必是教室尚未倒出来的缘故，先是在村中韩家门前的一棵大杨树下上了几天课，不久之后便搬到了学校靠近伙房的那间教室。教室并不宽敞，更说不上亮堂，课桌是用木板垫起来的，学生要从家里捎板凳。但我们坐在那里，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汲取着全新的知识，分明就是沐浴在春日的阳光里。“下雨了，下雨了，我要长大……”琅琅上口的那篇课文让我生发出多少遐想。即便是在学背语录大唱语录歌的日子里，也是那样的如饥似渴，在很短的时间里，《老三篇》从头到尾便能一字不错的背下来，红宝书里的语录歌每一首都能有声有色的咏唱。学背语录的时候自然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记忆，不知如今已经进了镇养老院的加全同学还能否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天上课，老师让你站起来背语录，老师起了头：“什么叫工作——背！”你随着背了句“什么叫工作”便再没有下文，脸憋的通红。突然，听到你大声地唱起来：“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旋律抑扬顿挫，且一发而不可收。
对我来说，那样的一个年月自然也不乏灰色的记忆。语录背熟了，课本翻烂了，有一次课堂上闲得无聊，不谙世事的我竟然把课本上一个太阳的插图，像模像样的给画上了人的五官。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随即被告发，于是，一顶吓人的帽子——“丑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戴到了我的头上，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负责人点了名。就在那几天我逃学了。学校西面李家的门前有一处不大的竹林，上学的时候我便躲进那里，透过稀疏的竹子，看到小伙伴们你呼我喊的走进教室，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无论如何，那时的学校对每一个学龄孩子都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似乎没有不乐意上学的孩子和不乐意让孩子上学的家长，有的学生因种种原因学习不好一再留级也不愿离开校园，到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学生足有二三百多个，学校曾因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而不得不借民房。除了众多的本村民办教师以外，一个时期里公办教师竟有五六位之多，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之前，曾有一位姓黄的公办教师当校长，大哥的毕业证就是黄校长给签发的。
当年，并没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但村里办学的热情真的没得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积极响应“村村办初中”的号召，于一个寒冷的季节，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盖起了几间在当时村里最漂亮的石头瓦房。原来的操场太小，村人们出工出力，很快就在学校的西面新开辟了一处大操场。在盖教室辟操场的过程中，作为学生的我们也都积极地投入了进去。现在讲“以劳树德”，那个时候的我们皆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无论课余时间还是劳动课，搬瓦递砖，平整操场，为建设校园不惜出力流汗。
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里到底培养了多少学生，并没有人具体统计过。但如今村里四五十岁直至七十岁的人，无一不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后来学校里的那些民办教师，也大都是这所学校培养的。1977年恢复招生制度，作为第一个考上学的我，是多么的感念这个学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此后的几年里，又有不下十几个学生考上大学、中专或者技校，都多少佐证了这所学校不俗的表现。
当然，仅靠考上多少学生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在有村学的时候，村里的那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多么的让人留恋！那时啊，每当村学的上学钟声响起，村人们谁不是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
面对再无任何迹象可寻的学校，我感到茫然。在退休回村居住的日子里，我也曾对学校消亡的原因与村人们探究过，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都是理由，似乎也都很正常。但当我在每天早晨和下午黄昏，看到一些家长骑着电动车、三轮车，跑很远的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特别是在了解到“读书无用论”被村人们普遍认同，看到许多像绪增大叔家的孙子那样，初中还没上完就厌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复杂的。
我不知道家东那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是何时被村居逐渐占领的，据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初便在小南岭上新建了学校并搬迁了过来。这里是村庄的制高点，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但又有谁会想到，几十年后这里会变成一处养鸡场。
雨中的村庄，是如此的寂静。我站在新建学校而今变成养鸡场的所在，远远的眺望家东那个湮没一片村居中的老校址，看着路边摆放的那个印有“杀鸡”字样的招牌，怅然所失，若有所思。如果村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把那种崇尚教育和文化的浓厚氛围重新找回，继续下去呢？
作者：李宗江（山东.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