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下滑，让产科医院受到重大冲击。图为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医院新生儿科，护士在给新生儿抚触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资料在2014至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营运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资料，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变化的地方。
产科曾经「一床难求」 被迫庭院中加床位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2016年的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导铺天盖地。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中国出生率崩跌，当年红极一时的产科从人头攒动，变成难得看到几个人。图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内，医务人员准备为孕妇做胎心监测
产妇数断崖式下跌几年跌剩五分一
2019年是猪年，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2017鸡年。2016年朝阳妇幼保健院全年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分析，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产妇数量断崖式下跌，几年跌到只剩当年的五分之一。图为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妇幼保健院的医务工作者为新生儿做护理
医师无奈：3成工资蒸发了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至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师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
「现在很少见到24、5岁的初产妇了」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24、5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
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体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说，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私密整形、产后医美…医院转型求生
公、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
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出生率下滑，医师的荷包也变薄了。图为广东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内的新生儿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准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有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医院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