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陌尘，原名王向晖，1970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98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英雄文化: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息壤
——徐贵祥小说《狗阵》的英雄理想
■王陌尘
徐贵祥是一个经过战火淬炼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者，纸上的战争写得既富谋略，又极具战术手段；他也是一个继承“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思考者，其一系列作品反思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如何救中国”这一核心问题。作家二〇一五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好一朵茉莉花》，几乎同在追问：中国为什么会积贫积弱？二〇二一年，《好一朵茉莉花》续写后更名为《狗阵》，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中的小镇蛾眉，是旧中国的缩影，百姓无信仰，国家一盘沙。作品明写狗，暗写人，在小镇的人和狗普遍对侵略者和顺如泥的时候，敢于反抗的狗茉莉花是一只年老、丑陋、半瞎的哑巴狗；而站起来救蛾眉的英雄庄临川则是一个外表儒雅的小老头。作家在这两个老弱的形象上寄托了自己对于英雄的独特理想和对于被历史湮没的英雄文化的渴望。
一、从雪无痕到茉莉花
历史的天空这本深厚、博大的无字书，里面蕴藏着无尽的人世沧桑、无穷的人生滋味。从徐贵祥抗战题材长篇《历史的天空》中，可以看出作家借助战争写人生、写人性的自觉意识和在战争书写中展现人生百态的创作雄心。他的系列抗战小说被称为“新抗战小说”，其新意正在于作品对于英雄的理解不再拘囿于传统革命文学的概念，而是从中华民族的英雄文化息壤中呼唤英雄、激活英雄。可以说，《历史的天空》是作家找到的通灵宝玉，那么多英雄的身影在其间熠熠生辉。评论家们普遍注意到《历史的天空》中的英雄跨越了出身、党派，无论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工人、农民，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只要是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而战斗，都是抗日英雄。但作品中还有一个活跃的身影——雪无痕往往为人所忽略。在这条像真正的战士一样战斗的狗身上，凝聚了英雄的诸多品质，作家时时以抒情诗般的笔触礼赞它：
哦，这个饱经沧桑大智大勇的生灵，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大难不死的爱国者，这个轻义重利忠贞不屈的畜生，这个从未胆怯屡建功勋的卓越士兵……
哦，雪无痕啊雪无痕，你将是我灵魂的一面旗帜和唯一的知音啊。
雪无痕是老七十九军的灵魂，是这支在屈辱和苦难中浸泡的军队的唯一的见证者。在历史的天空下，它似一支壮丽、激越的副调，以昂扬的抒情性应和着作品的主旋律。如果说雪无痕是从历史的纵深处射出的一道闪电，划亮了一个战火纷飞、热血沸腾的时代，那么“茉莉花”则成为《狗阵》中的主旋律，它似探入历史深处的黑色的眼睛，以冷峻的思索拂去抒情的腔调，以思想的锋芒辉耀世界。
汪曾祺说短篇小说要做减法，最理想的减法就是将结构、情节、形象、语言等减为寓言。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阿Q是作为某种中国式的态度与行为方式的寓言出现的”，“阿Q在寓言的意义上就是中国本身”。寓言性使作品中的形象更具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性、象征性，从而形成了作品含混性、开放性的审美特质。《狗阵》也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作品结构一目了然，以茉莉花和四条日本军犬的三次较量为主干，以蛾眉镇各色人等和蛾眉狗、日本狗为铺垫，通过对茉莉花与狗、与人之间互相纠结、碰撞、影响的关系的描写，赋予了这个形象多重象征含义。
《历史的天空》既写进了雪无痕矫健、英勇的青年时代，也写到了它“不浮不躁，超凡脱俗”、“安安静静地伏在自己的地盘上”的暮年。“茉莉花”则近乎老年的雪无痕，青春的激情从它身上已然退去，曾经经历的战火烽烟并没有给它留下光荣的印记。在人们眼中，它只是一只普通的老狗，日日在世豪中学门口的大树下“打坐”，度过平常的日子。它“打坐”的时候，“不仅身体不动，尾巴不动，就连脑袋也不动”，“泥菩萨一般”。
雪无痕多次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与敌人拼死搏杀。从军长武培梅、团长石云彪到新主人陈墨涵，雪无痕与他们同心勠力、并肩战斗。但在蛾眉这个强敌环伺却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茉莉花”最初是个孤独的战士，独自为了蛾眉的尊严而战。它的主人庄临川、姚独眼已经从战场上败退下来，藏身于这个被侵占的小镇。鲁迅杂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为敢于担当的英雄绝不是聪明的中国人。聪明人往往善于审时度势，有漂亮话而无行动。英雄总有点傻气，他不计利害得失，为公义而战。但在一群奴才和聪明人中间，很可能会被利用或者背叛。蛾眉人和蛾眉狗兼具聪明人和奴才的特性，日本人眼中的他们“看风使舵，你站着他蹲着，你讲话他听着，你给钱他拿着，你倒酒他喝着”。“茉莉花”则是那个遇到敌人一往无前的傻子。作品去除了这个形象身上一切聪明的特征，着意描写它“泥菩萨”“老和尚”“石头”般木讷的姿势，让这只又瞎又哑、又老又丑的狗一次次面对强敌，成为这个失败的地方首先站起来抵抗的中坚力量。“茉莉花”身上这种遇到强敌不退缩、不逃跑的精神，体现出中华文化所弘扬的松、竹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这是一种越在苦寒环境中越见其品质的精神，是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茉莉花”的三场战斗是极具英雄感召力的战斗，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蛾眉的文化环境。前两场战斗极富戏剧性。作品对主战场的描写极其简省，往往只抓住战斗的紧要关头，捕捉其中最精彩的场面描写一二；却用了大量的闲笔描写战场之外的生活场景，细述日本人和狗是如何自大骄狂，而蛾眉人和狗又是如何奴颜婢膝。这些主战场外的铺垫突显了“茉莉花”战斗的意义，它特立独行的战斗姿态起到了唤醒民众、激励民众的作用。首战对象军犬瀑布“宛如正在散步的骏马”，蛾眉狗看见了都“夹着尾巴一溜烟逃跑”。但瀑布看见打坐的“茉莉花”，“好像中了魔一样，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掉头就跑。”狭路相逢勇者胜，“茉莉花”赢得离奇，却赢得振奋人心。再战川芎，川芎更加敏捷凶猛，只一个回合就把瀑布撕得血肉模糊。“茉莉花”面对猛扑而来的敌人，“好像一片被狂风席卷的树叶，斜斜地离开了地面，落在身后的墙角里”。川芎一头撞在地上，“把嘴撞得稀烂，鼻梁骨都摔断了”。“茉莉花”以巧制胜，本能地躲过强敌。这次胜利在蛾眉引起强烈震动，日本人要杀死所有蛾眉狗；头面人物害怕报复，主张杀死“茉莉花”；有关抵抗组织“蛾眉纵队”的传闻也开始出现。
三战雄狮、狂飙却如雪无痕迎战姚葫芦一样，是一场生死搏击。在这场战斗中，“茉莉花”不再和敌人单打独斗，而是成为一群狗的领头者。与雪无痕生命的最后一战如一首壮烈的英雄史诗不同，“茉莉花”最后一战的仪式感仍存在于场外的铺垫、烘托。姚独眼将蛾眉劫后余生的三十只狗全刷上了黑漆，使它们在外形上和“茉莉花”一样。除去五只狗临阵脱逃，剩下二十五只狗排成狗阵。最后和“茉莉花”共同作战的只剩下六只狗。如果说“茉莉花”是天生的英雄，那么这六只狗就是以英雄的思想、信仰锻造出的觉醒者。
当“茉莉花”和雄狮战斗的时候，蛾眉镇响起了竹笛吹奏的“好一朵茉莉花”的歌声。这首旋律优美的民歌此时却成了战歌，激励着“茉莉花”心中的斗志；也将狗与人的战斗结合在了一起，催动人们行动起来，保卫乡土。“茉莉花”没有雪无痕那样高贵的姿势、潜藏的勇力，但它和雪无痕一样有宁死不屈的精神！雄狮咬断了它的右前腿，它将断腿插入了咬住它的脖子的狂飙的腹部。蛾眉上空飘荡着的“好一朵茉莉花”的歌声让侵略者感到恐惧，它是对像“茉莉花”这样的烈士的颂扬，更唤醒了人们对这片美丽却灾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之情。比之《历史的天空》随处洋溢着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狗阵》是沉静而多思的，只有“好一朵茉莉花”的歌声为这部色调暗淡的作品增添了些许生动的亮色。
二、从阿Q走向谭嗣同
《狗阵》将传统习俗对狗的认识与对人性的考量结合起来，明写狗，暗写人，彼此相互影响、对比、映衬，狗能拟人化，人也可以狗化，产生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阅读效果。作品颇具鲁迅之风，读到蛾眉镇，似乎看到了阿Q生活的未庄。和鲁迅许多小说以故乡浙江绍兴为背景、未庄只是乌有之乡一样，徐贵祥同样在自己的家乡安徽陆安州设想了蛾眉这个人性的实验场。虽然未庄是乡村，阿Q以务农为业，而蛾眉是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小镇，镇长袁芦轩、屠夫许甲、布店老板吕上清等头面人物都是有些产业的买卖人。在未庄和蛾眉这样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鱼米之乡，当地人和阿Q一样“真能做”，动物一样本能地从大地上获取生存资源。即使知道日本人半夜进了城，人们也没打算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依旧大早起来做买卖：“北边刘三家的油锅支起来了，西边张家恒的豆腐坊开了半边门。”这两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有着相似的守旧性、封闭性，无论是革命的风暴还是外敌的入侵都不能改变人们固有的捐钱纳粮、吃饭睡觉的生活信念。
蛾眉人和阿Q一样，在精神上有着坚韧的自足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些高于生活，蛾眉人在无底线的忍耐中获得生活自足感的情形却颇能反映中国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心理。吕上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蛾眉即将面临的兵燹之祸，以为蛾眉历来是个没有大的灾祸的祥瑞之地。而无灾的原因在于当地人不去主动招灾，对路过的各路军队“顶不济出点粮草也打发了”。“咱这地界，只要不去招惹，想必他们也不会自找麻烦。”
蛾眉人心中没有国，只有眼前的日子。只要日子还能过下去，为了让自己的日子能过下去，他们“麻木而残忍。但这是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常态……”蛾眉人并不在意国亡了。他们不仅没有当亡国奴的耻辱感，反而主动花钱消灾，自觉交齐大洋送给日本人，换回太阳旗挂在门口。同胞的鲜血不仅没有激起他们的仇恨，反倒让他们感到幸运，“庆幸日本人在别的地方杀人放火，到蛾眉却是彬彬有礼”。当他们发现日本人来了以后生意更多了，钱更好赚了，不禁“且惊且喜”“喜出望外”，对侵略者表现出“真诚的感激”。连蛾眉狗对侵略者也“有敬畏，也有羡慕，还有爱戴”。麻木的蛾眉人和狗一样，只要有肉骨头吃，就会摇尾讨好。让蛾眉人仇恨的是对他们安稳日子的破坏，他们对破坏当前“王道乐土”的好日子的傻子表现残忍。当他们感到“茉莉花”战死川芎可能会引起日本人的报复时，纷纷谋划如何杀死“茉莉花”以平息日本人的愤怒。许甲说：“自古杀人偿命，河岸先生的狗是被世豪中学的狗弄死的，把那条狗交给河岸先生，是杀是剐随他的便，不就两清了吗？”袁芦轩说：“……可以把它弄死，把它的皮交给河岸先生……”更有甚者提议把“茉莉花”的主人姚独眼交给日本人，任凭日本人收拾。
如果说鲁迅是带着哀、怒之情揭批阿Q的种种丑态，《狗阵》在写人们劣根性的同时还写他们潜在的英雄精神。作家深知改造国民性的艰难。蛾眉人这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私利、不知公义的精神疾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追求现世安稳、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已然成为人们尊奉的生活智慧。但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英雄的基因，它潜伏在人们身上，只是被对生活的热望遮盖了。程抱一说：“综观中国历史，这种来自民间的活力未曾短缺过。……当国家即将落入无底深渊，当所有真理被污蔑殆尽，所有人类价值遭到践踏，是他们挽救了这个古老民族免于灭绝。……”中华文化中世代相传的这种“正气”——英雄之气既存在于那些伟大的殉道者身上，也存在于普通民众身上；既存在于儒家、道家思想中，也存在于民间文化中。《狗阵》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以庄临川为首的世豪中学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蛾眉的头面人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英雄文化的不同体现。
袁芦轩、许甲、张家恒等头面人物也都浸润在以《水浒》《三国》为代表的民间侠义道文化中。张家恒还能说两段书。屠夫许甲是个夯直、莽撞、有点胆量的人，他身上不乏聂政、樊哙、张飞等屠夫出身的草莽英雄的影子。日本人进陆安州的第一天，敢在街上走动的只有许甲。当有人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于中国人怕死的时候，许甲不乐意了，“惹恼了我许甲，杀猪刀一拎，砍他个鬼子”。听到河岸把日本称作中国的大哥，许甲也一腔愤怒：“看来还是要……要……磨刀啊！”其他头面人物和许甲一样，在“茉莉花”的胜利面前，也会情不自禁地兴奋。张家恒更是以古喻今，说一段林冲棒打洪教头，把“茉莉花”当作林冲一样的英雄。但他们内心崇尚的民间正义感远没超出对个人利益的盘算，他们轻易地就背叛了心目中的英雄，更难以出头成为英雄。
对这些只会对强者卑躬屈膝、为虎作伥的蛾眉人，作家改变他们的方法一是逼，以最残酷的境遇逼迫他们放下私心，团结起来。“樱花计划”的真相是将蛾眉夷为平地，把蛾眉人全部消灭在镇上。当敌人的屠刀逼近自己脖子的时候，蛾眉人不得不谋求改变。二是给他们安排一个领头人。和《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一样，这些普通人最初走进革命队伍并没有崇高的理想，身上有很多缺点，但只要能跟在领头人的后面，就有改造成英雄的希望。
《狗阵》的领头人是世豪中学的校长庄临川。河岸明白“如果不能征服世豪中学，即使把蛾眉镇所有的人都征服了，也等于零”。守在学校门口的是老狗“茉莉花”，而守住学校精神的却是校长庄临川。在日本人眼中，蛾眉镇只有世豪中学里有一群有骨气的中国人。但这些知识分子并不都具有领头能力。化学老师蔡捷丰是个热血青年，他谋划过造炸弹炸、敢当面跟河岸争辩，却无力抵挡河岸的文化进攻，几乎被他的小提琴曲、小人书征服了。庄临川是个王阳明式的知行合一的儒者，在蔡捷丰眼中，他就是谭嗣同一样的英雄。作品用鲁迅惯用的勾勒人物特征以传达其神韵的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便写出了这个人的风骨。他外表冰冷，“古板的，不苟言笑的小老头儿”，内心火热；话语不多，却字字铿锵，“读书人并不都是软骨头”；看似温文尔雅，实则肚里有牙。那些头面人物还在互相推托无人肯领头的时候，庄临川带领姚独眼组建的抵抗组织“蛾眉纵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庄临川虽然没有像《八月桂花遍地开》中沈轩辕那样在陆安州排兵布阵，下一盘摧毁敌军的大棋，但他同样是最初的觉醒者，是有着家国情怀的爱国者。沈轩辕说：“陆安州有二百万人口，……大致有八十万口铁锅，……这八十万口铁锅就可以把松冈联队击退。” 庄临川同样看到了团结群众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蛾眉纵队”开始只是个影子部队，这支队伍期待着每个蛾眉人、包括皇协军的加入。庄临川对蔡捷丰说：“那人（领头的人）却在，在你自己心里。”蛾眉人只要站起来了，像“茉莉花”一样不退缩、不逃跑，就是谭嗣同一样的英雄。单靠一个谭嗣同并不能改变国运，如果人人心中的谭嗣同都觉醒了，国家就有希望了。
三、从孤胆英雄变为领头人
河岸指出中国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科技落后或发达，而在于世道人心。”鸦片战争以来影响国运的几次大战的失利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因为民心的丧失。《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占领军首领松冈不仅没把沈轩辕提出的陆安州可聚集起八十万只铁锅的战斗力的问题放在心上，就连二百万人冲着他们吐唾沫这样微弱的敌意也并不在意。他自信地问：“谁能把二百万老百姓聚集起来冒着生命危险来向‘皇军’吐唾沫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志士仁人用鲜血、用生命矢志求索的。王富仁说：“中国近现代的革新者以及鲁迅，无一不是也不能不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们正是在民族的危难面前，为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走向革新的道路的。”鲁迅决意用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以为要救国首先要立人，要救治阿Q那样麻木的灵魂，让他们成为夏瑜那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生命。从这点来说，《狗阵》的立意与鲁迅是一致的。
鲁迅把自己定为“历史的中间物”，他的历史使命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改编秋瑾的故事题名为《药》，暗寓秋瑾这样的志士本该是救国家于危难的良药。可是在滋生阿Q的文化土壤中，秋瑾、谭嗣同们“不但其理想价值在不理解、无反应中消解为无，而且被视为‘疯子’被彻底排斥，甚至成为被任意伤害和杀害的‘正当理由’”。“茉莉花”同样面临着这种被排斥、被伤害甚至被杀害的危险。但不同于鲁迅感受到的英雄在文化荒原中的寂寞，“茉莉花”虽然是在独自战斗，但围着它的并不是铁板一块的麻木的看客，还有庄临川、姚独眼等志同道合者。
为了保护英雄，激活英雄文化，徐贵祥在创作中一以贯之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成分，坚持用英雄精神感染普通人、用英雄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从而从文化层面改造看客圈子，使英雄不再因为是少数而有被大众“吃掉”的危险。
传统文化中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样避祸保身、逃避社会责任的思想在蛾眉的头面人物身上表现得很充分，作品处处把他们的躲、逃行径和狗“大气也不敢出，更不要说叫两声”的贪生怕死、毫无血性混杂在一起写，讥刺这种低贱可怜的生存状态。但这些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活态度并不是个性使然，而是源于自身所处的文化，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国之弱，根子在于文化的虚妄”。正是这种“只培养奴隶，不提倡个性，更谈不上创造”的奴性文化造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只考虑个人生计而无群体意识、只关注强弱之势而乏公正之心、只图眼前的苟且而无责任理想的精神状态。
鲁迅深感奴性文化造成的社会黑暗，但在夏瑜坟上还是放上了红白花圈，他明白对于寂寞前驱的猛士来说，希望是多么重要！而对于蛾眉头面人物那样的在义、利之间摇摆不定的普通人，这种希望与光明正是激励他们靠近英雄的重要推动力。徐贵祥说：“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作品不能一味地展示血雨腥风，而是要洋溢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节，也能让人看到希望与光明。”《狗阵》中只有侵略者才是真正的敌人，中国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包括皇协军在内都是同胞。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还没有信仰，但内心仍保留着英雄的种子，只要以适当的方式培育，必然可以长成主导心灵的力量。庄临川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力量，设想了“蛾眉纵队”这个可以寄托英雄梦想的队伍，用它召唤那些迷茫或者走在迷途中的人们。皇协军团长张贵得知樱花计划的真相后，决定不再干残害同胞的事，拉着部队加入“蛾眉纵队”；蛾眉的头面人物虽然自己不敢领头，但一直盼着有人领头大干一场，在大祸临头之际也投奔了过去。庄临川由训练狗阵到拉起了“人阵”，将“蛾眉纵队”由传说发展成一支真实的部队，以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这就是领头人的力量！这力量不在于他自己傻子一样砸向那墙，而是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起来一起战斗。“茉莉花”的最后一场战斗就是这种信念的象征，它以领头者的姿态打败了比自己强得多的敌人。
即使作品有意强调“茉莉花”只是一条普通的狗，庄临川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当他们焕发出英雄光彩的时候还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徐贵祥说：“写战争就是为了寻找英雄，所以在战争文学里边，我要塑造那种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爱国情，有担当、有作为、有政治谋略的人物。”英雄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也达成了常人难以实现的愿望。《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在生活上有诸多毛病，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才的战斗者、指挥者；《八月桂花遍地开》中沈轩辕更是一个“完人——零缺点的人”，以致有批评家认为这个人物“多智而近妖” 。《狗阵》中“茉莉花”也是一个战无不胜的英雄。只是它的胜利靠的不是勇力，也不是智慧，而是不怒自威的气质、快速反应的本能。在川芎踏出战鼓般的足音扑向它的时候，那恰到好处的躲闪如有神助，契天时合地利，让敌人一扑而亡。“茉莉花”对群狗的影响也很神奇。它吓退了瀑布后，蛾眉的狗又敢上街了，连桂山家的病狗都好了，敢叫了。众狗自觉地以“茉莉花”为领袖，听到姚独眼的五音笛声，“茉莉花”打坐如老和尚，三十只狗以同样的姿态打坐，如等待检阅的仪仗兵。
徐贵祥善于用浓墨重彩描画英雄形象，但他并没有把英雄写成神话。他坦言如今市场上充斥着缺乏常识的抗日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军事历史和军事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敌人都写得不堪一击，以此显示我方神勇无比。在他看来，这样的“爱国”是民族自大的表现，这样塑造的虚假的英雄完全有损于英雄形象。为此他说：“我给自己提出三个要求，写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把敌人写透了，与之博弈的抗战英雄们也就有了立足之地，高大而实在，既不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神，也不是呼风唤雨飞檐走壁的仙，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在同活生生的敌人的博弈中冉冉升起的民族精英。”
庄临川与河岸的交锋就是高手的对决。徐贵祥笔下的日本军官大都是中国通，他们童年在中国度过，深谙中国人、中国文化，知道如何让中国人为己所用。河岸一到蛾眉地界就知道哪些人必要打压、哪些人可以收买、哪些人则需要争取。对投降的皇协军，他是在南京参与屠城的野兽，是战无不胜的勇士；对蛾眉的头面人物，他是舍得花钱建立“王道乐土”的“先生”；对世豪中学的老师，他则使尽怀柔手段，打着改造中国落后文化的幌子进行欺骗……只有在这样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下，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庄临川的智慧、胆识才显得非同一般，他的振臂一呼也才更具力挽狂澜的意义。
《狗阵》中作家对英雄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英雄是要具备勇于牺牲的品格，但他绝不止于甘当一个牺牲者。英雄更要有振臂一呼的勇气和魄力，要用他内心的火种点燃每个人心中的火种；要用他内心的正气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正气。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民众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仍然是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问题。因此，将英雄文化的种子植入大众的内心，对写作者来说仍是一项英雄的事业。
四、结语
《狗阵》上承“五四”问题小说，但它提出的并非社会生活一隅的问题，而是作家在对抗战历史的研究中发现的对军事产生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名上过战场的军人，徐贵祥尤其不能容忍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当年竟然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作家是带着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寻找中国当年何以积贫积弱的答案的。《狗阵》中，许甲和蛾眉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中国远有关羽张飞赵子龙，近有岳飞秦琼穆桂英，但当他们看到“茉莉花”诱杀了川芎、日本人的手摸到枪上的时候，纷纷找借口偷偷逃跑，很少人肯留下来保护自己的英雄。在作家看来，这不只是英雄个人的悲哀，更是英雄文化衰落的表现。
鲁迅说过中国历史上不缺乏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把他们看作中国的脊梁。但太多秋瑾、谭嗣同们的牺牲必然使民众更恐惧，社会更黑暗。《狗阵》重新剖析了英雄的责任，以为他们不该像谭嗣同那样试图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结果却在麻木民众的哄笑中悲哀地赴死；而是要像庄临川那样成为发动、组织群众的领头人，最终能够带领一群觉醒的人去共同战斗。“蛾眉纵队”是一支虚幻的部队，但却不是一支虚妄的部队。它建立在中国传统英雄文化的基础上，是人们内心英雄精神的象征。无数的人加入这支队伍的过程，也是英雄文化不断被激活的过程。当这支队伍蔚为壮观的时候，中国必将迎来新的胜利，中华民族必将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刊发于《解放军文艺》2022年第3期
篇名书法 | 黄国荣
原文编辑 |殷 实
统筹审校 | 谌 督
核 发 | 文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