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品
《鸭镇往事》
曹寇
本期作者
作家，著有小说集《喜欢死了》《越来越》《屋顶长的一棵树》，长篇小说《十七年表》等。
特邀嘉宾：桫椤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研
究员
《鸭镇往事》一如作者之前的作品，直接掀开尘世的盖子，直视并呈现生活的诡秘逻辑与命运的骇人真相，有一种直抵灵魂的冲击力。父女俩的骨架吊在集体化年代修建的公房里，相信这个场景会令每一个读到此处的读者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觉。那也并不是单纯的恐怖，而是既惨又痛更悲的阴沉况味。作者曾做过教师的个人经验进入“鸭镇”的故事中，在看似地方性和私人化的叙事中构建的却像是历史叙事——中师毕业、函授或自考文凭、三轮蹦蹦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这些鸭镇上的地方知识其实是相对于如今的公共历史知识，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物。曹寇曾说：“一篇小说如果丧失了诚实性，它就完全不能成立”，并进一步解释说“诚实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真”，这些“历史知识”无疑都在为“真”赋形，作者透过一个乡村中学的精微伦理对一个时代做了精妙的审美还原。
时间在这篇小说中极其重要，非线性叙述之外，大时代不仅仅提供了叙事背景，也成为人物命运的推手：社会变革激活了年轻人走出乡村的梦想，刘利民依靠姑夫、钱晓华依靠丈夫；杜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由成长经历导致的性格和家庭限制了她；外来的彭飞利用并欺骗了她的期待与善良，最终将她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发生在杜娟及其父亲身上的悲剧，绝不能用“性格决定命运”来简单化。正是在时代与个体、现实与理想、城市与乡村的精神夹缝中，作者完成了对一个被自我羁绊、被人性中伤、又被世界抛弃的弱者的悯惜与凭吊。
赵天成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阅读《鸭镇往事》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一些经典作品。小说有两个结尾，内层（往事）的终局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惊悚，杜娟和她父亲的尸骨，小半年后才被意外发现。外层的结束如同鲁迅的《在酒楼上》，两个老男人在鸭镇重逢，“搞酒”回首从前。鸭镇就是鲁镇、S城，往事浸在杯中，都是消沉、丧气、破碎的片段。曾经年轻的主人公们，试图改变命运，活成不同的人，最后都如蚊蝇，不过飞了一个小圈子，随即停在原地。
小说耐人寻味、也最具个人风格的，是人物的关系结构。在我看来，曹寇是当代小说家中的杜琪峰，即最会拍（写）群戏、擅长场面调度的作者之一。与以往作品一脉相承，《鸭镇往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也都是在特定关系群（如《金链汉子之歌》中的黑社会“四人帮”）中存在，但又都有鲜明饱满的个性。小说虽然基本限于刘利民的视角叙述，但实际上有四位主角，两男两女：刘利民、罗东昶、钱晓华、杜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菱形）——两位自中学起就“互相觊觎，你追我赶，互为劲敌”的女子，占据短对角线的两端，相互对位；萍水相逢，却彼此带有微妙敌意的“伪凤凰男”，分居长对角线的两头。四人的亲疏远近，在外力和内力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改变，但终是毫无意义、不可抵达的相互追逐。到了最后，最初距离最远的两人（两点）相交，把二十多年中的情绪和况味全部卷起，鸭镇和往事，便如酒消失于酒中。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曹寇虽写出很多笔调先锋的小说，但《鸭镇往事》却带有现实主义意味，故事性与社会性兼具。时间，是阅读这篇小说的重要线索。故事发生于九十年代末，如果把这篇以男女情欲、生活琐事包裹的小说拆解，安置于文学史脉络中，则可以发觉故事主干其实是80年代高加林进城叙事进入90年代之后的变形。不同的是，女性高加林——杜鹃的城市向往里融合了性别意识、个人成长等个人化的现代性议题，于80年代集体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宏大框架里增添上一抹90年代的况味，也添上些许残忍和离乱。与其说杜鹃爱慕城市大学生，不如说向往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而这份爱意的失败，也正是另一重层面的进城的失败，而90年代末个体已然失去了后退的可能，当高加林可以重新被故乡黄土地接纳，被刘巧珍原谅时，鸭镇的杜鹃则完全无法将自身安然融入旧有环境，情感单薄——“我”不再联系杜鹃，伦理秩序丧失——杜鹃最后的惨痛遭遇，其实都是时间惹的祸，假如时间停驻呢？作者设置一个生活在凝固时间中的人物顾益群，他虽不断留级，但身体健康、淡薄安稳，似乎将一辈子生活在乌托邦中，文末作者感慨：“这个顾益群呀，我还真的很想他。”但时间终将滚滚向前。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曹寇的这篇小说叙事平淡舒缓，口语化叙述之下，基本不存在什么高潮，对世态风情的刻画却非常精彩。一方面，诸如家宴聚会之类的风习活动，呈现地方特色，显得极为有趣。另一方面，对人性欲望的捕捉令人印象深刻。妄图借大学生改变命运的杜鹃和钱晓华，希望借刘利民进入省城生活的邮局姑娘，痴迷钱晓华丰腴肉体的彭飞和罗东昶，期望借姑父一纸调令离开中学的刘利民，意图考取北京学校博士生的彭飞……编织出了小说中的欲望之网，纵横交错。平缓的叙述搭配这一幽深的欲望刻画，不仅无损，反而使其深入人心。问题是，任谁能摆脱这一世态人情？刘利民之所以会在小说结尾想念起顾益群，或许是因为他是故事中极少数无欲无求的人物。而他之所以无欲无求，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顾益群的父母是企业家伉俪，且其智力不足，滞留于校园之中，了无顾虑。而杜鹃等人的不择手段，首先是家庭环境使然，“乱花渐欲迷人眼”，谁能没有波澜？生理的，心理的，总有一部分生产出我们不得见人的私心，而背后操控一切的，总是不可名状的命运。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呈现出多少批判意味（任何批判都是没必要的），反倒是曹寇的创作谈中透露出些许咬牙切齿的滋味，只是“中华田园人”的命名或许痛切，却未免局限，“中华”有陈世美，高加林，西洋有于连和包法利夫人，五十步与百步，彼此彼此罢了。
张一川
应当承认，我们在这篇以“鸭镇”命名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鸭镇的影子，小说中人物的视界如此逼仄，以至于除了发生在学校内部的人事纠葛与明争暗斗，我们再看不到有关鸭镇的任何记忆。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关于龙塘的描写，这是少有的地标，同时又是一座苦难的界碑，其下凝结着小镇与大水搏斗、共生的历史和传说。龙塘的存在印证着当下的冲突（以“龙塘事变”为顶点）不过是历史上无数苦难的又一次回响。
《鸭镇往事》延续了新时期文学的进城叙事的传统，描写了一个跳跃在世纪末的城乡交界处，那是可供小说人物停歇的中转站，但并不是他们托付生命的终点。然而，那些看似拒绝鸭镇、选择进城的人们，实际上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他们的冲突是“唐突”的，他们的爱情也是“潦草”的，他们所能做出的极有限的选择仅仅是在努力淘汰掉身边的竞争者。这种悲剧性在杜娟的命运中臻于极境，进城的努力失败了，而故乡又无法栖居，癫狂燥郁的灵魂最后只得在毁灭中平息下来。而当我们终于从令人疲劳的加速度中抽身而出，或许，所谓的竞争者本应该是我们的同路人？
编辑 | 朱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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