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变不离其宗。一个城市如果是要兼顾生态宜居、宜居宜业的目标，其实都是要吸引人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因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一个特征，就是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2年1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核心支点，成都又肩负起了探索超大城市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新使命。
在成渝地区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如何统筹兼顾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新经济如何推动中西部城市“弯道超车”？这些问题都成为此刻成都乃至所有中国城市值得思考的问题。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红星新闻联合腾讯新闻、新浪微博、成都发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市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发起“城势而上”线上高端论坛第二季，聚焦“两山”理论的城市发展实践。
3月8日，第三场论坛聚焦“如何着力营造宜业优良环境、激发公园城市经济活力”展开对话。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论坛上以“兼顾发展与宜居的公园城市”为主题发表了他的观点。
1、公园城市是新发展阶段必然带来的新要求
生态宜居和城市活力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红星新闻
在您的概念里或者您想象中的公园城市是什么样的？您认为，城市的生态环境和优良的宜居环境，在大城市的发展中具有什么价值？
陆铭：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最为关键的是强调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兼顾经济发展、宜居、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目标。尤其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全国人均GDP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特别是大城市人均GDP水平更高。进入这个阶段以后，人们对于生态宜居环境的要求会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保护本身也可以产生很多经济价值，比如旅游、居住以及相应一些休闲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所以公园城市的提出，也是新的发展阶段所必然带来的新的要求。
至于什么是公园城市，我觉得不能简单从物理形态去理解，具体讨论不同规模的城市、不同条件的城市，以及同一城市内部的不同地方，公园城市实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成都，这样一个自然生态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能有很多自然形态的公园存在，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另外，城市规模大小也不一样。通常来说大城市比较强调人口密度，所以在一些地方可能要集中人口，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留白，来保持宜居的目标。在一些小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对于生态宜居留有的土地相对比较多一点。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地方也有差别。城市的中心城区，要强调高密度高人流，但是在城市的外围地区，生态宜居用地要留得多一点。
所以，我认为公园城市的概念要进行一些区分。类似于像上海这样的地方，现在提出城市的口袋公园建设，这就跟自然生态条件比较好的城市，比如成都，采取了不同的生态发展的物理形态，形成一些差异和参照。所以不同城市不同的阶段，不同城市的区位，它的实现是有所差异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不仅是要“绿色”。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营造宜业优良环境、激发公园城市的经济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您看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才能相得益彰？当今城市经济发展现状下，营造优良宜业环境的关键是什么？
陆铭：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一个城市如果是要兼顾生态宜居、宜居宜业的目标，其实都是要吸引人在城市居住和生活。因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一个特征，就是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整个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在GDP和就业这两个指标中所占的比重都已经超过制造业。而且这个趋势还会进行进一步发展下去，也就是说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比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服务业占比又会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在大城市内部特大和超大城市，服务业占比又会比一般的大城市更加高一点。由于服务业它本身就体现为节能环保，对污染排放相对较低，它本身有利于一个城市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
反过来讲，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生态宜居的环境又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一个城市如果生态宜居的话，就更加能够吸引一些人群进来居住，产生了比较大的人口规模，这样一来，人口规模的集聚又有利于服务业的产生。因为服务业有个特性，它需要人和人之间进行见面，服务业的产品往往是不可以运输和储藏的，所以在人口密度高、人口规模大的地方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比较容易。
另外在一些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投入要素。比如像旅游业，一些大城市本身的旅游业就非常发达，成都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比如一些公园环境等，对于发展休闲类型的产业也非常重要。成都在全国范围内是被认为生活环境和居民满意度幸福感非常好的一个城市。也跟成都在大城市里，相对来讲拥有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有关系。所以生态宜居和一个城市的活力，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以后，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可以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数字经济本身是一个产业链
“东数西算”要求不同城市发挥比较优势协同配合
您近期曾提到“大数据可以为理解城市群和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也能成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和驱动力量”。近期，国家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如何让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推动中西部城市“弯道超车”的新动能？
陆铭：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动能。一些新的经济形态，比如说以大数据驱动的服务业，也在城市蓬勃发展。不仅是大数据本身的相关产业的研究、开发还是应用，也给很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进行赋能，产生了很多新的业态。比如现在对我们生活影响比较大的，像专车司机、外卖等行业，都是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很多制造业也在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改进自己的设计、研发，包括现在元宇宙等一些大数据驱动的新技术还在不断发展和迭代。这都是一些新的发展机遇。
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一个产业的发展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供服务，进行生产，它对于地理空间的依赖性没有传统制造业那么强。这一方面对于一些地理位置相对来没有那么优越的地方来讲，的确是带来新的动能。
但也需要强调另外一点，有一些大数据所产生的一些行业，它本身是一个知识和信息比较密集的行业，所以即便是在一些中西部地区进行发展，有大量大数据驱动的产业，其实仍然是集聚在中西部的大城市，比如说成都就有这样的行业。
一些中小城市，因为缺乏人口规模，所以很可能它们只能更多享受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在消费端能够享受一些溢出效应。从产业集聚角度来看，大城市集聚发展作用更强。
对于如何看待类似于东数西算给一些欠发达地区所带来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体现了不同城市，利用自己不同条件来进行分工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比如现在在大数据相关的产业中，一些存储大数据的基地可能放在比如贵州这样一些地方，建了大数据中心，利用了当地较好的气候条件、地质环境、电价便宜、土地价格便宜的优势。它实际上很像一个大数据仓库。但是对于这些地方的数据的运算、应用，其实还是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这些行业仍然会继续留在大城市，甚至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沿海地区。
所以应该看到数字经济本身是一个产业链，有一些大城市集聚人才，更多开发大数据运算和应用，有一些地方它是更多发挥自己，能源价格、土地价格比较低，地质条件比较好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大数据的存储。不同城市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相互协同配合。
3、公园城市不能简单理解为建造大面积公园和森林
要依靠城市治理达到宜居与活力最佳协调
您之前曾经提到过，清洁的空气和大面积草坪等人们对宜居的传统印象是片面的，更强的经济活力是宜居城市的应有之义。那么要如何让宜居城市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人才，如何让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焕发更多的经济动能？
陆铭：这个问题是人们对于宜居的理解认识更新的问题。我觉得大家不妨这样想，如果我们把宜居按照比较狭隘的概念，理解为大范围的绿地、草坪、绿化。那么这种建设模式，一定是跟人口的高密度是矛盾的。但现代的经济发展，不管是更加宽泛的服务业，它需要人和人之间见面，还是说一些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它需要人和人之间进行交流，进行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它对于人口密度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否则生产效率就提高不起来。
那么这两者的矛盾怎么协调？我觉得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城市建设的时候要进行功能分区，比如说有些地方靠近中心城区，相对来说人口密度高一点，在相对郊区的地方人口密度可以低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建设一些郊野公园。
第二就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哪怕有一些地方人口密度比较高，但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来保持生态宜居、增加绿化的方式，比如垂直绿化，在阳台、建筑外墙进行绿化，或者进行楼顶空中花园建设，其实也是可以保持生态宜居。它仍然可以实现高密度的发展。它跟生态宜居和公园城市的建设其实不矛盾。
第三我觉得是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以后，生态宜居建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减排的概念。在生产环节，可以更多发展环境友好的产业，对于高污染的行业有所控制或者加强管控。比如说在碳排放方面可以有一些新技术，在能源结构方面可以逐渐调低化石能源，增加清洁能源，包括电能、风能、水力发电等，使能源结构发生变化。
在生活方面，可以减少对于汽车的依赖。如果一个城市发展的相对比较高密度，同时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比较发达，人们出行可以减少对于汽车的依赖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甚至在15分钟生活圈打造过程中，可以使大家生活便捷程度提高，减少生活当中的碳排放。还有比如像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改进，进行循环利用，减少污水排放等等。所以城市的宜居，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建造大面积公园和森林。要在活力和宜居方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协调。也恰恰因为城市治理的改进，才能形成对于人口的集聚，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来实现几个目标兼顾和共赢。
4、期待对经济区与行政区进行适度分离探索
城市级别的展会可拓展为双城经济圈展会
您之前强调过行政区划造成的市场分割会导致资源误配。近日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方案》，以“一区一策”支持鼓励成都都市圈、川渝毗邻地区等区域先行先试。您认为，探索经济圈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是否会改善这一局面？在经济圈、城市群如何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
陆铭：我对中国一些城市进行跨行政区域治理改进来促进经济一体化，非常抱有期待。
应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确存在这样一些体制性问题。因为中国行政区划基本上就是配置资源的单位，不管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还是供应公共服务等方面，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地级市或者直辖市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
这样客观上讲会导致各个地方在规划上各自为政，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方面都是大家有什么都要一样，结果导致很多市场分割和经济不够一体化，国内循环不够畅通的局面。比如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断头路，一条路修到城市边界的时候就没有了。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出现产业结构同构的问题。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相交界的地方，出现了资源配置低效率，一体化程度不够强等不尽如人意的一些问题。
从城市的大型化角度来讲，它必然产生都市圈的发展状态。比如以成都为例，未来一定是走向一个都市圈状态，这个都市圈不仅是成都管辖范围之内的地方，还会逐渐跟周围一些其他中小城市形成一个连片的网络化发展的，依托于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状态。
在成都和重庆之间，因为行政管辖，实际上是一个省级的行政边界，这样一来对于一体化会产生一个行政阻隔效应。非常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重视，也意识到需要超越行政管辖边界，来促进经济的一体化。
我认为未来需要建立一种超越行政管辖的一种被我称之为叫“类政府”的，更高级别的行政协调机制。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协调机制，在做规划的时候，不要各自做各自的规划，而可以去做比如成渝双城经济圈这种规划，在产业布局可以进行一些相互的协同操作，形成一些各自有特色的分工。再比如有一些经济活动的举办上，一些展会不一定是一个城市级别的展会，但是可以成为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展会，甚至可以以双城经济圈来带动形成某种展会，比如说西部的展会。
在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两个城市共同进行投入，建成一个能够连接两个城市的，比如高速公路或者轨道交通。这样一来，可以借助于一种一体化的机制，来推进一些公共品的提供和一体化的进程。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地方政府协同发展过程中，一定能够把一些现在存在的问题克服掉，能够有效促进一体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更好地形成成渝地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发展状态。
文章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