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卓言，我们一起终身学习，第236天。
每天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债务与国家的崛起》（上）
关于作者
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英国经济史与金融史学者，曾经长期在金融投资界工作，研究领域为金融对于国家政治与历史的影响，曾在《金融时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关于本书
撰写于2003年，是麦克唐纳潜心多年研究与思考的结果。起初，麦克唐纳的初衷是撰写一部公债史，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发现，公债的诞生，筹集与偿还，与国家的两大基本职能，战争与公共管理密不可分。最终，这本单纯关于公债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同时涉及现代政治与金融制度起源的跨学科著作。
核心内容
为了向成员提供公共服务与保护，国家从一诞生开始就致力于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在向现代化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随着职能与责任的增多，国家的筹款能力和收入规模决定了它们在竞争中的位置。在本书中，作者麦克唐纳独辟蹊径，从金融角度解释了现代化政府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正是公债这种“以时间换取空间”，提前预支未来收入的筹资方式，让欧洲国家逐渐从封建王权统治转向现代化。
前言
大家也许知道，在19世纪，整个人类世界曾经出现过一次重大变化，被称为“大分流”。它指的是，整个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把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抛在身后。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呢？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从地理环境、文化基因、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各个侧面进行了剖析。不过，在这本著作中，麦克唐纳着眼于金融与财政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观点，那就是，西方国家的崛起，得益于它首先建立了强有力的现代化政府与财政制度，而背后的驱动力，居然是债务。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借债说白了是提前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增加了未来的财务风险，还要为此支付额外的利息，这样看来，量入为出，细水长流地花自己的钱，更加稳妥。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国家的统治者欠债，更不是一件好事，通常只有腐败无能、骄奢淫逸的帝王才会欠债。大家都知道，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债台高筑”，就是讲战国时代，东周的末代君主周赧（nǎn）王为了打仗，向富人借了许多钱，结果最后还不上，愤怒的债主为了讨债，聚集到了王宫门口，周赧王只能在宫里修了一座高台，称为“避债台”，躲在上面，让自己听不到债主的叫骂。
在本书中，麦克唐纳把17世纪初，世界上的大国按照财务状况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国库充实的东方大国：明朝国库里的白银有1000多万两、莫卧儿帝国是6000多万两，而奥斯曼土耳其国库里的金砖有1600多万块；而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欧洲国家，像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各城邦等等，无论是年收入还是财政储备，都远远不如东方国家。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负债国，现在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那些曾经富可敌国的大帝国，现在都成了发展中国家。
这个逆转是怎么发生的？本来应该是财政负担的债务，是如何让西方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呢？ 在本书中，麦克唐纳通过讲述4000年来的财政金融演化史，作出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早在12世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学会发行国债，利用财务这根杠杆，实行“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发展模式，通过花未来的钱，解眼下燃眉之急，或者进行投资，实现经济发展，财富增长。这种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效果明显要优于中国等传统东方国家实行的，以税收为单一收入手段的国家财政体系。
下面我将为你讲述，自国家诞生以来，东西方国家解决开支问题的不同思路，以及国债为什么会在欧洲诞生。
从经济学角度讲，国家的本质也是一种交换。人类需要生存繁衍，就要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共同体的第一个主要功能，是要向成员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与服务，比如安全保障、生产资料、公共设施，以及调解仲裁成员之间的纠纷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和设施，肯定需要耗费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和别的共同体进行交换，因此不是免费的，所以需要全体成员分摊来购买，这就形成了国家的公共开支，进而决定了国家存在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筹款。
作者麦克唐纳说，早期文明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尚未形成，但国家的公共开支怎么筹措，就有了最原始的解决方案。《圣经》上记载说，以色列人打了胜仗，就会把俘获的战利品，什么牛羊牲畜、贵重金属，按一个固定比例分一份，给部落里的祭司作为上帝的供品。说白了，这就是建立了原始的国库。这种简陋粗放的处置方法，可能就是早期人类部落向国家过渡阶段，进行公共财政储备，以应付国家开支的雏形。
随着原始部落向早期国家逐渐转变，这个统治者，无论是酋长、首领，还是早期的国王，都会发现，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要和敌对部落打仗，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自己治理下的人口也越来越多，需要储备更多的粮食以防歉收和自然灾害；另外，随着人口增多，耕地面积和城市面积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修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城市道路，以及神庙、宫殿、市场等公共设施。你看看，每一样都要花钱，而且花的都是大钱。
所以说，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就有学者开始考虑关于国家财政的问题。他们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需要在国库中尽可能囤积足够多的钱和实物，用来应付常用开支和突发事件。书中记载，古代印度有一个财政专家考底利耶就说，国家收入应该是年度支出的两倍，在理想情况下，国库里至少应该存着足够20年的花销。
作者说，在这个阶段，早熟的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庞大的官僚机构，向疆域内的所有居民征税，从而积累起海量的财富。根据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拥有1500万到1700万人口的波斯帝国，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国库里就存了400吨黄金，相当于今天的4.5亿美元。这在公元前四世纪，算是当时古代农耕帝国财富聚敛的最高水平。 同样，大陆秦汉时代就确立了国家掌握全部土地人口，按照耕地面积和人口，收取土地税和人头税的财政模式。据记载，汉武帝时期，国家每年收入就能达到惊人的40亿钱，折合黄金将近百吨。
而反观早期的西方国家，由于疆域狭窄，人口相对稀少，无法支撑这样巨大的官僚机构，也就没办法按照人头收税。比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继承马其顿王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父亲腓力二世，由于连年征战，欠下了巨额债务，足足是国库里金银储备的8倍还多。
那怎么办呢？亚历山大想出了一个天才解决方案，没错，就是借债！他以王室拥有的土地作抵押，向贵族借了一笔巨款，用于整军备战，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最后，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用到手的巨额战利品偿还了债务。
同样，曾经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在它发展扩张的早期，也不得不经常举债。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罗马和迦太基打了一场绵延百年的布匿战争。在顶峰时期，双方都动员了将近十万大军，几百艘战舰。为了筹集军费，罗马人想了各种办法，包括货币贬值等等。最终，罗马政府没办法，只能号召全体公民自愿捐出财产，作为给国家的“借款”。当然，在战争结束后，罗马通过掠夺来的战利品，把这些欠款还干净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这笔钱也有上千万美元。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了大约600年的“黑暗时代”。欧洲版图上，出现了一个个由蛮族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部落首领变成了国王，手下的武士变成了各级封建领主。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让整个欧洲迎来了一场文化与技术上的大倒退。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官僚机构没有了，国王很难从自己的百姓那里收到足够的税。同时，由于罗马帝国原有的采矿和金属铸造技术也部分失传了，导致流通中的贵金属货币数量越来越少，成色也越来越差，这进一步限制了欧洲国王和贵族积累财富的能力。
作者麦克唐纳在书中计算了一下公元前4世纪到13世纪，世界上不同文明地区国家的收入水平。如果统一以白银来计算的话，9世纪中期的大陆唐朝，是最富裕的，一年总收入能够达到2145吨白银，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紧随其后，有1260吨。而13世纪初的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分别只有可怜的20.3吨和11.5吨。
然而，就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12世纪，在意大利的小城邦威尼斯，一种全新的金融创新诞生了。大家可能知道，威尼斯凭借着在十字军东征中充当交通和贸易枢纽，逐渐兴旺发达，后来又靠香料和奴隶贸易，以及造船和手工业，成为地中海上知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但书里说，威尼斯在成立之初，可以说是一穷二白，除了打鱼晒盐，几乎没有别的生财之道，但扩建城市、建造商船、维持海军，都要花钱。那怎么办呢？在1164年，威尼斯政府的领导人，当时叫总督，招呼手下的官员们和城里的富商开会：大家一合计，咱们从老祖宗罗马人那里取经吧：罗马人不是一打仗就让大家伙儿捐钱，打完仗用战利品来偿还吗？那咱们按照这个成例，从有钱的富商家族那里借钱，买卖做起来之后，用盈利逐步偿还本息。于是，就有12个富商家族，和威尼斯政府，签订了借款协议，年利率5%。
这笔借款，威尼斯人管它叫公债。后来，这种公债认购很快从自愿变成强制，成了普通威尼斯公民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买了公债，就相当于购买了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户口。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那威尼斯政府会不会赖账不还呢？作者告诉我们，威尼斯当时的政体，是一种共和体制：总督虽然是终身制，但必须由一个立法机关“大会议”选出。这个大会议成员的人数从1200到2000人不等，基本都是威尼斯城内富裕、有地位的绅士商人，可以看做是威尼斯政府债权人的代表，掌握着整座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威尼斯政府对他们不敢怠慢。威尼斯政府很快通过了立法，规定说，偿付公债利息要优先于其他一切政府支出。公债的本金，必须由政府收入的盈余来偿还，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挪用其他必要开支。
有趣的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的限制，还逼得威尼斯人发明公债之后，对它进行了一次产品迭代：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按照《圣经》的教义，严禁基督教教徒彼此放高利贷，但是，利息如果太低，那公债就卖不出去。这威尼斯人可就急了，发动了一批神学家、法学家想办法，钻《圣经》的空子。这帮神学家、法学家合计了半天，想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根据罗马法，把利息解释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的损害赔偿。第二个更绝，就是宣布，公债债务人不用偿还本金，但必须长期，甚至永久向债权人支付利息。这样一来，去掉了本金偿还这个传统借贷关系里最关键的要素，那借贷双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之间的关系，压根就不是债务关系！”
这个发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对于债务人，比如威尼斯政府来说，每年支付一点利息的压力，可比还本金小多了。放债的，从此也就相当于每年都有了一笔固定收入，细水长流。另外，由于当时数学还不发达，这种“不收回本金，持续支付利息的永续公债”，它的收益率比较好计算。一些历史学家盛赞，这种永续公债的诞生，堪称“西方的首次经济学探索”。
所以，从1285年开始，威尼斯政府逐渐把自己背负的普通公债，转化为永续公债。由于威尼斯政府经营有道，支付利息又准时，所以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公债，在居民眼里变成了一种非常好的投资金融产品。 通过这种模式，包括威尼斯在内，意大利各城邦政府的融资能力明显上升，各种生意也越做越大，普通人手里的公债也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买卖。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发行国债，跟一家企业成功上市一样，就是要把未来能够得到的收入部分变现，然后利用这些钱去应急，或者做新的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钱，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单纯把手上的财富变成贵金属，藏在你的国库地窖里，是无法实现其最大价值的。据记载，15世纪初，人口仅有10万多人的小小威尼斯，它的年度总收入，为150万杜卡特金币。大约等于今天的850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和当时的大明帝国相差不多。顺便说一句，当时中国人口约1亿，是威尼斯的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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