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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梁晓声傲立中国文坛引以为傲的资本,是他对雨果文体的活学活用。

后来有评论家,称梁晓声为“中国的巴尔扎克”,此说,令梁晓声都觉得匪夷所思。再怎么着,如果说梁晓声是“中国的雨果”,梁晓声的自我感觉或许还会好一点,偏偏说他与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巴尔扎克有关系,巴尔扎克对人性的赤裸裸的揭露,根本不是梁晓声所喜欢的风格。

对梁晓声的错误认识,正如中国评论界对莫言的误解一样。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一般学者都称莫言模仿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

事实上,莫言对此嗤之以鼻。

莫言说他只读了《百年孤独》前面的一些很少的章节,后面根本读不进去。

莫言真正的模仿对象是前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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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梁晓声也喜欢《静静的顿河》。《人世间》里就多次提到这部小说。

在《人世间》里,周家的三兄妹,其实都有梁晓声的影子。

大儿子秉义有着兵团知青的经历,实际上与梁晓声的个人经历高度吻合。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后来秉义到了中纪委工作,官不小,但又有一种无力感,这基本移用了梁晓声知名度很大、话语权很高但是他在现实中对他的亲人的影响力又很小的这样一个无能为力的事实。

周家女儿周蓉,其实是一个文青,小说在结尾处,她写了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其实就是这一本《人世间》的内容。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正如电影里套电影,梁晓声在《人世间》里采用了小说套小说的架构。在周蓉的这部虚构的小说中,梁晓声引用了这些小说中的章节,阐述了冬梅后来在秉义去世后为什么很快就改嫁的原因。

梁晓声把他不好说的话,给了小说里的周蓉所著作品里的分析中,可见,梁晓声对周蓉的心态是基本认同的,而周蓉的那种追逐梦想、自尊自爱、爱国忧民的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与梁晓声创作诉求有着很大的交集。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可以说,周蓉是梁晓声非常衷爱的人物。不然,梁晓声不会把《人世间》小说里的难以解读的人物心理秘境,交给周蓉去阐述。

很多观众都误会了周蓉,认为她自私,其实周蓉一直有一种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因此不容于现实,她与冯化成的矛盾,也是归因于她洁身自好,看不惯冯不择手段的庸俗、平庸、媚俗的人生哲学与态度。

而秉昆虽然在小说里的人设是一根筋,不算聪明,老实巴交,但他的人生态度,很大部分就是梁晓声本人的。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包括秉昆在小说里的所作所为,很多部分都有一个文青的理想与思想。

比如,小说里提到秉昆在文革期间,把哥哥留下的一箱子书,都读了一个遍,然后小说描写他的读后感:

“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

秉昆的读书感想正是梁晓声本人的。

梁晓声的早期创作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正是他对雨果的叙述方式的沿用。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在《人世间》里,梁晓声多处提及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而且还引用了《悲惨世界》里的喻象与喻体。

小说里描写蔡晓光在1994年左右,曾经用了一句口头禅:“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来表示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小说里写道:“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里哀主教那仁者之口……于是一个时期内,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将‘我是一条虫’五个字赫然印到了名片上。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小说里写到这个“虫”文化像当年的王朔发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一样风靡一时:“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知识分子喜欢的说法。大学的讲台上,经常能听到教授们说自己是一条虫。甚至,小学生的作文中还出现了‘我是一条虫’这样的题目。”

可见,雨果在梁晓声的心目中印象之深。

其实在《悲惨世界》里,米里哀所说的原话是“我是一条蛆”。

《悲惨世界》中的这一章节,可以比拟《红楼梦》的第四回当年被认为是整个小说的总纲一样,也可以说是《悲惨世界》的点题部分。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而在这个点题部分阐述的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梁晓声的小说思想与构成。

《悲惨世界》在这个章节中,总结了人类社会也就是悲惨的世界的三大不幸:“妇女的卖身制度,男子的奴役制度,幼童的不幸生活。”

《人世间》某种程度上,与《悲惨世界》的名字,有着高度相似性。

《悲惨世界》里出现“我是一条蛆”的章节中,雨果提出了革命的价值,认为“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雨果还认为“知识也是一种权力”,书中写道:“人类有一个暴君,那就是蒙昧……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力,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

所以,周家三兄妹,秉义与周蓉都考上了大学,而秉昆也喜欢读书,其实他很有思想,只不过与哥哥、姐姐相比,有一点相形见绌而已。在梁晓声的原著中,秉昆的文艺天赋表现得非同凡响。他说快板,编辑曲艺杂志,组织文艺演出,也曾经风光过,这一切,在电视剧里都已经删除殆尽了,只保留了他主持开办了一个书店这一体现文化含量的情节。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而雨果更强调了“善”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善不能够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有意思的是,《人世间》里也对应地出现了一个投身佛门的大师——萤心,也就是郑娟的弟弟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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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里写到,当周楠在美国被枪击死亡的时候,郑娟一度时期因失子而精神恍惚,后来还是光明用宗教的力量,开导了郑娟,才使郑娟走过了悲伤,渐趋正常。

可以看出,《人世间》里,梁晓声全面地继承了雨果的理念与思想,融入到小说的血脉之中。 这大致可以称着是《人世间》的三大主题:那就是社会变革促进进步,知识改变命运,善良支撑活着。

早期的梁晓声,更多的是对雨果体的模仿。

什么是雨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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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大段大段带有哲学意味的鞭辟入里、犀利如刀的精准喻体。

比如,小说里著名的描写沙威的比喻:“这条狼生的狗崽子,加上一副人的面孔,就是沙威了。”

早期的梁晓声很喜欢这样的语体,我们看一节《雪城》中梁晓声刻意模仿的语句:“三十三岁的女人,“她们是熟透了的果子,生活是果库,家庭是塑料袋,年龄是贮存期。”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凭着这样的雨果体与雨果风的汪洋肆恣、和盘托出的激情描写,梁晓声一时无两,独领风骚。

但是到了《人世间》中,梁晓声抛弃了雨果激情澎湃的语体,不再像他早期的作品那样,为角色与时代代言了。

青春勃发时代的梁晓声,总是隐忍不住地跳上前台,无所不能地用上帝视角与语法,描摹时代,勾勒人物。

而到了《人世间》里,梁晓声已经荡涤了年轻时代好发议论、指手画脚的毛病,变得深沉含蓄得多了。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在《人世间》里,他更多地移用了中国话本小说的语锋,大段大段地实录人物的对话,而对各人的论述,却不加评定,从而丰富了小说内容上的弹性与容量。

《人世间》里的叙述有全知全能的部分,但关于人性的秘密,小说里更多的是隐约其事,模糊心态,只是让各色人物,展示他们外在的语言与对话,而对他们的内心心态,却不置可否,未加揭示。

正是这种早年梁晓声总会一清二楚地予以揭示、而现在在《人世间》里按照中国话本小说里的白描叙事而衍生出的诸多盲点,给予了改编者大显身手的地方。电视剧中,为梁晓声在小说里未加以揭示的空缺部分,都进行了补充与修缮,所以,电视剧看起来,更接人情与地气,这也使得电视剧里增添了许多小说里没有描写的情节与细节。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抛弃了雨果风格,采用中国话本小说叙述形式

而实际上,电视剧也删除了梁晓声在小说原著里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设置的章回。从电视剧的取舍来看,改编者更像是对梁晓声小说的一个评判者,电视剧成功之处,正可以映衬出梁晓声作为一个小说原著作者在独自创作时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加以抒写的弊端,从而使电视剧改编者似乎比梁晓声更为高明。

这或许用一个理由来解释,那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品味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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