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各种罕见病事件屡登热搜，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从高中学历父亲自制“药物”救子；到为救患有“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的孩子，帮助海外代购收寄管制药物氯巴占被判定为贩毒的母亲；再到罕见癫痫疾病患儿家长求药“氯巴占”事件……各种罕见病的舆情事件，让罕见病，特别是儿童罕见病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它是一类疾病的总称，根据中国罕见病/孤儿药定义第三次多学科专家研讨会上发布的《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给出的定义，罕见病是指新生儿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符合其中一项的疾病，即可为罕见病。罕见病虽然发病率极低，但病种多，总的患者数量并不少。目前，全球罕见病病人已超过3亿，中国罕见病患者人数大约在1680万，其中有70%的罕见病都是在儿童时期发病，这让儿童罕见病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40％罕见病患者曾被误诊 提升诊疗能力势在必行
罕见病因为发病比较罕见，在临床上往往存在诊疗困难。“40%左右的罕见病患者都曾被误诊过至少一次，从症状刚刚显现到最后确诊，可能需要经历5—10位医生，每年新增的罕见病患者超过20万人，30%的罕见病患者生命不会超过5岁。”天津市儿童医院院长刘薇在日前召开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透露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2020中国罕见病综合社会调研》中一份针对38634名医务工作者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现状，有4.6％的医务工作者从未听说过罕见病，有60.9％的医务工作者仅听说过罕见病对其并不了解，同时，87.6％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自己并不了解国家关于罕见病的政策。
“罕见病的医疗资源是严重不足的，罕见病的诊断还主要集中在北上广这些大的国家中心、区域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也指出了目前儿童罕见病诊疗资源的现状。
为了提升罕见病的诊疗能力，2018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121种疾病被列入罕见病目录，首次明确了罕见病的病种，让罕见病诊疗有据可依。2019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通知》，宣布建立了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以加强中国的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的诊疗水平。2019年10月开展了罕见病病例诊疗信息登记。2020年2月，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办公室正式成立。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让大陆的罕见病诊疗规范度不断提升，“在美国一个病人确诊平均要4.6年，澳大利亚要4.7年，而自从国家开始重视以来，我们的平均诊断周期已经缩短到3.95年。”倪鑫说。
但与普通疾病相比罕见病的确诊周期依旧很长，“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要对医务工作者进行有效的培训，加强医务工作者对于罕见病以及相关领域知识的了解。”倪鑫说，“另一方面要提升医务人员对罕见病的诊断能力，整合各方面资源，进行多学科诊治，让医生围着病人转，才能尽量减少病人的就诊时间和周期。”
刘薇表示，期待有一天，基层机构可以认知发现罕见病，并能够随访；一、二级医疗机构可以完成儿童罕见病的初级筛查工作并做到疑似转诊；三级医疗机构负责诊断、治疗和网络的传报，而顶层设计是由国家中心来负责，疑难处置和中心共享，罕见病患者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生命周期得到照护。
不到10％的罕见病有药可治 让患者有药可用成为共同期待
诊断困难只是罕见病患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使能够确诊，大部分患者依然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事实上，罕见病药物短缺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大概只有不到10％的罕见病有药可治，罕见病用药面临着患者少、研发周期长、临床数据匮乏、临床入组面临很大挑战、单个市场规模小等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叠加，让许多药企缺乏研发或引进药品的动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颁布了《孤儿药法案》并先后几次进行修订，通过将所有孤儿药的垄断期都设置为7年、给符合条件的药物奖励优先评审券等措施，让药企有利可图，提升药企引进或研发的动力。
近年来，大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加速罕见病药物引进的政策。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和《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明确对于境外已上市的罕见病药品，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以提交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对罕见病药品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建立专门通道进行审评审批，要求药审中心对列入专门通道的罕见病治疗药品在3个月内审结。此外，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还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指导原则，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
为了加速罕见病药物的引进，国家药监局先后发布了两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其中包括37个罕见病治疗药物，得益于这一政策，用于治疗罕见病亨廷顿舞蹈症的氘代丁苯那嗪片，从上市申请到获批上市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彰显了大陆政府加速引进临床急需的罕见病救命药的决心和执行力。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让罕见病患者们看到了“有药可用”的希望，但离真正实现“有药可用”还有一定差距。“仅《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涉及的121种罕见病中，仍然有47种还无药可治。”倪鑫说。
“大陆儿童罕见病药物没有满足临床需求的现象还是非常显著的，罕见病儿童用药还面临着品种剂型匮乏，剂型过少等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学系主任罗小平表示，“罕见病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通过自主研发罕见病药品的方式，只能是远水还救不了近火。大陆先后提出了博鳌模式和大湾区模式，可以实现罕见病药物的直接引进，让患者尽快用上国外已经上市的罕见病用药，解决一部分患者的药物可及性问题。”
不过让罕见病有药可用仍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儿童罕见病药物研发依旧任重道远，我们需要各方的协助，共同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儿童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罗小平说。
高昂药费让患者望药兴叹 多渠道发力提升用药可及性
“救救罕见病杜氏肌营养不良（DMD）孩子吧，他们的药已经到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了，但是价格太贵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位DMD患者思思（化名）的母亲说。
不仅仅是DMD患者负担不起药费，大部分罕见病药物价格都极其昂贵，高昂的医药费让很多罕见病患者家庭无力承担，只能望药兴叹。
据《2019中国罕见病患者综合社会调查》公布的数据显示，对于有未成年患者的家庭来说，愿意支出家庭收入的67.4％进行干预，罕见病患者平均每年购买孤儿药花费超过12万美元（注：约合80万人民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5128元，相差数十倍。让罕见病患者有药可用，用得起药，用的好药成为患者与医生的共同期待。
今年1月1日，随着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正式实施，渤健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由70万一针的天价降到3万一针左右进入医保目录。这一降幅给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在内的多种罕见病患者带来希望。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自2018年成立以来，国家医保局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仅2020年和2021年就分别新增7种罕见病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截至目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罕见病药品已有40余种，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有了显著提升，但对于部分价格特别昂贵的特殊罕见病用药，由于远超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原因，依旧无法被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目前仍有包括依洛硫酸酯酶α在内的年治疗费用超百万的高值罕见病药物缺乏支付保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就在对人大代表的回复中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多层次医保体系，大力推动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的作用，多层次提高参保患者医疗保障水平。无独有偶，在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罕见病用药保障机制，整合医疗保障、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资源，实施综合保障等，多种方式保障罕见病患者用得起药。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表示，大陆已经对多层次支付开展了积极探索，但他坦言国家医保只能保基本，由于医保资金承载能力有限，对高值药品较难承担。而补充医疗、专项资金、慈善和商业保险能筹措的资金总量又有限，这种状态下只能在局部探索中不断尝试。
“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公开透明、独立运行的罕见病诊疗及基金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可以利用平台，积极引导患者注册登记，提供必要的诊疗信息，为罕见病患者提供经济补助、生活辅助、信息与资源、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帮助，慈善机构也可以通过平台去帮助患者，甚至医疗工作者、研究者都可以通过平台去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发现新的手段，利用新的技术，更好地服务这个群体。”史录文说，他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罕见病诊疗技术更加发达、管理更加规范、诊治更加科学、惠及更多人群，让罕见病患者的可获得性更好，相关的药物可及性更高，报销水平更高，经济负担下降，生活质量更优。（刘新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