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抢劫，就是为了进来坐牢、治病。”
坐在审讯桌对面的小伙王新语出惊人
可提前了解过案情的承办检察官却知道这番话背后是王新饱受精神疾病之苦的迷茫与挣扎
“社恐”是什么病？讯问中，王新说自己有严重的“社恐”。“社恐”全称“社交恐惧症”，是恐怖性神经症的一种亚型。在网络上，当代年轻人多拿它来自嘲，借此表达自己对于与他人进行社交的焦虑和恐惧。可对王新来说，这个词却并不是调侃，而是一种直击灵魂的痛苦。“我总是胡思乱想，停不下来，想的东西很杂，脑子里很乱，也很反感身边有人，觉得很吵……”王新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被抓获前的王新在一家理发店里做学徒，能学技术还包吃包住，本来是一项很好的工作。可是因为病情，王新总是无法专心学习，工作上进步很慢，技术得不到提升，总也赚不了钱。这无疑让本就受病情烦扰的他更加沮丧，更想逃离。他说：“所以我想到牢里去，这样就可以暂时逃避外界的一切，逃避人群。”
于是，2021年春节前一天的傍晚，王新开始实施他的“入狱计划”。他随身携带了一把水果刀，找了一家鲜有人光顾的小便利店，准备开始“抢劫”。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王新拿过便利店老板递给他的一条香烟之后，有些胆怯地后退了两步，将口袋里的刀拿出来，随意挥了一下以示“威胁”。做完这套动作，王新对老板说：“我打劫，你快报警。”老板以为王新在开玩笑，没有理睬。王新无奈，干脆直接拿着烟走到了门外，老板见状招呼了一声让他回来付钱。王新“听话”地走回了店里，再一次对老板说：“我打劫，你快报警吧！”老板依然没有理睬，随手就将王新手里的烟拿走放回了货架。没能如愿的王新只能在店门口自行报警。
显然，王新的情形已经远非网络上所说的“社恐”了。王新被抓获后，司法机关请专业鉴定机构对他进行了精神检查。检查结果和王新2019年初自行检查的结果一致，他患有“混合型焦虑障碍”，时常会胡思乱想、感到烦躁等。鉴定结果认为王新对本案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也具有受审能力。2021年3月，公安机关提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新批准逮捕。坐牢能治“社恐”吗？坐牢能治“社恐”吗？这是承办检察官了解案情后产生的第一个疑问，也是本案办理中一个法理与情理交织的难题。根据在案的种种证据，王新的所作所为确实足以构成抢劫罪，依照法律规定，将他关进高墙之中，确实可以惩治犯罪，也是当时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但这样做真的能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帮助这个深陷精神疾病困扰的年轻人吗？这个决定，将影响这个刚满19岁的小伙子的一生。审查逮捕案件的办理时限只有七天，承办检察官马不停蹄地寻找答案。检察官先向为王新进行精神鉴定的专家咨询了这一问题，从医学层面了解这种“治疗方式”的科学性。专家表示，在和王新的沟通中发现，王新意识清楚、注意集中、对答切题、思维连贯、情绪稳定、情感反映适切。尽管受精神症状的影响，王新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但没有发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智能也无异常，尚属轻症。专家认为，以王新目前的状况看，不太可能做出伤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极端行为，针对这样的病人，社会的关爱、家人的关心和有针对性的科学治疗更有利于病症的改善。检察官和精神疾病专家都认为，如果对王新逮捕羁押，他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监管场所内鱼龙混杂，也容易“交叉感染”，反而会导致他的病症加重。如此一来，久押于监管场所反倒可能让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可是去看守所对王新讯问时，王新却态度坚决地要求被羁押，检察官也担心为他办理取保候审后，他会再次犯罪或作出自残行为。
有了专家的认可，检察官对王新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多了几分把握，但真要避免王新自残或伤人事件发生，还需要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王新的父亲王诚。王诚表示，孩子患病后一直抵触和人打交道，对家人也是如此。此前，他以为孩子一直在吃药，病情比较稳定，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让孩子不开心，所以尽量少去打扰孩子，只是定期打个电话、见次面，是以没能及时制止孩子的行为。现在孩子出了事，他一定会对王新加强监护。王新的父亲说虽然自己是来沪务工人员，但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如果检察机关对王新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他一定会照顾好儿子，履行好父亲的职责。不可或缺的环节还有被害人的意见。在此前的电话沟通中，被害人对检察官说，自己完全没有把这次的事件当做抢劫，自始至终也没有感觉到被威胁，他表示：“他（王新）就是个小孩，一定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才会这么做。我没有任何损失，根本都没想过要报警。”因此，他愿意为王新出具谅解书，也希望检察机关不要追究王新的刑事责任。针对这样一起复杂的案件，承办检察官依照法律程序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证审查，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如实向人民监督员讲述了捕与不捕的两难选择。人民监督员一致认为，以王新目前的精神状况，社会和家庭的帮助是必要的，羁押候审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对王新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更为适宜。因此，他们同意对王新不批准逮捕。
2021年3月，检察机关综合多方考量，对王新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对王新变更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王新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牢房，未来将何去何从呢？“社恐”到底该怎么治？在公开听证活动中，检察官不仅听取了人民监督员对于该案办理的意见，还与人民监督员共同研究探讨了王新被取保候审后的去向问题。放任他呆在家里显然是不行的，只会进一步加重他与社会的脱节。巧的是，在这次公开听证活动中，恰好有一位人民监督员来自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她在听证活动中表示，自己可以为王新介绍医院的志愿者工作，让他在医院为就医人员使用智能手机预约、挂号等提供志愿帮助。手机操作app对王新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不会有学习理发那样的压力。而且在面对就医人员的咨询时，大多是一对一沟通，不需要一下子和太多人接触，对于王新来说也可避免大范围社交的困扰。同时，帮助他人后的心理满足感对王新来说也是一种社交后的正向激励。人民监督员建议，以这样温暖柔和的方式，让王新渐渐回归社会之中，重新找到和他人打交道的方法。此外，检察官还联系了心理学专家，多次对王新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正确面对自己的病症，进行科学治疗。在和王新沟通后，他同意了这项工作，并很快上岗，也接受了检察官为他提供的专业心理帮助。为了保证对王新考察帮教措施的效果，检察官和专业心理医生、医护人员、志愿者组建了“王新个案工作微信群”，随时掌握王新的工作表现及精神状况，并视情况动态调整对王新的帮教措施。据群内的反馈，王新在医院的志愿者工作中表现良好，还因为拾金不昧获得了医院和就医人员的表扬。虽然王新还是会有不敢开口、与人说话不敢直视对方等情况发生，但心理专家认为，精神疾病治疗的病程可长可短，应当予以足够的耐心。
2021年6月，该案移送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再次对王新进行了讯问。在这一次的讯问中，王新的表现和此前判若两人。承办检察官还记得在审查逮捕阶段，王新颓废、沮丧的样子，也记得当时的王新非常抵触被取保候审，觉得自己在看守所里挺好。而此时的王新明显振作多了，并且对自己此前的行为深感后悔。他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荒谬，虽然和之前一样认罪认罚，但这一次，他不想再去看守所“治病”了，他体会到生活是美好的，自由是可贵的，希望检察机关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社恐”治好后怎么办？王新的犯罪行为属于重罪案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在办理时，检察官既要依法从严打击、及时有效震慑犯罪，还要避免机械办案，审慎把握案件性质，兼顾法、理、情。因此，检察官从作案动机、作案手段、危害后果等方面对王新的犯罪行为进行综合评估，认定王新的主观恶性不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及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也因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不捕不诉条件，拟对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经再次开展公开听证审查，承办检察官听取了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等多方意见，以确保重罪案件不捕不诉决定符合一般人的社会认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最终，人民监督员、侦察机关、被害人等多方均同意对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王新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承办检察官和王新再次进行了谈话。谈话中，检察官对王新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和法治教育，让他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避免因本次不捕不诉的决定而对法律抱着侥幸心理。王新表示，自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真诚地认罪悔罪。他很感激这段时间以来检察机关和社会各方给他的关爱，他原本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从没想过还能有一次新生的机会。目前他的病症已有所好转，他有信心一定能够治愈自己。王新的父亲也陪伴儿子一同前来，承办检察官也与他进行了充分沟通。王诚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履行好监护职责，陪伴王新回归正常生活。这份不起诉决定书不仅要告知王新，还要送达给被害人。尽管被害人一再表示对这一决定的支持，承办检察官依然对他进行了释法说理，阐明这一决定背后的刑事制度与法律逻辑，希望被害人对不捕不诉决定真正信服。被害人对此表示赞同。至此，因王新的犯罪行为而破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有效修复，这一起荒唐的抢劫案终于尘埃落定。截至目前，承办检察官仍然通过微信工作群持续关注着王新的成长，并为他的学习、就业及治疗提供意见建议和必要的帮助，希望能用检察温暖促使他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群内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也持续为王新后续的生活寻找出路，如为他申请相关补贴、带他前往开放大学咨询可报考的专业、为他联系学技术学手艺的渠道等。如今，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检察官期待王新在新的一年里有新气象，也希望王新的故事能体现检察机关不捕不诉的意义和价值，让不捕不诉决定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上海法治报徐荔蒋芸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