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个晚上，有名男子醉倒在路边。民警不仅守卫了两个多小时，还帮助拨打了两次120。该男子在拒绝援助后死亡。令人惊讶的是，这家人居然向警方起诉，要求赔偿63万多元，并提出了一个奇葩的理由：“警方没有对他强制醒酒！”
（案件来源：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男子崔某喝醉了，躺在路边。5点26分，好心的路人拨打110报警。5时38分，警方带领三名辅警赶到现场。
警察看到崔躺在路上，周围有很多呕吐物。警察怀疑他喝醉了，所以他们试图将其扶起就医。
然而，崔某已经缺乏自制力，双脚无力。他一站起来就滑倒在地，又不断挣扎，救助很难。
因此，警方拨打了120。6点左右，120辆救护车赶到现场。
急救人员、现场警察和辅警两次合作将他抬到担架上，但崔不断剧烈挣扎，嘴里嘟囔着拒绝看医生。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能把醉醺醺的崔某拉上车。120名救护人员无奈地告诉现场警方，醉汉无法被送往医院。在确认醉汉的生命体征正常后，医务人员于6:30左右离开现场。
随后，警方因公务需要离开现场。为了避免崔的遭到其他意外伤害，三名辅警被安排继续看守他。
辅警守到8点左右，发现崔某情况异常，于是通知120救护车再次赶赴现场。8点17分，120名救护人员赶到，确认该男子死亡。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令警方惊讶的是，崔的家人意外地将警方告上了法庭，并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63万余元。
崔的家人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他们认为警察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出事时找到警察是很自然的事。正常人都会知道醉酒躺在路边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和安全。
然而，警方面对醉醺醺的崔，采取被动等待，没有安排庇护场所，没有采取强制醒酒等有效救援措施，导致崔的死亡。警方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崔家的投诉，警方感到非常委屈，并辩称：
首先，强制戒酒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只能针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虽然崔在路边喝醉了，但他的行为并不违法，警方无权强制执行。
第二，在这次事件中，警方规定及时出警。到达现场后，他们两次通知救护车人员到达现场，并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抢救。
医护人员离开后，警力有限的情况下，三名辅警被安排继续照顾他。发现异常后及时通知120。他们充分履行了营救义务，并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崔家的诉讼请求。
看到这里，你认为崔的家人向警方索赔合理吗？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险情况时，人民警察有义务立即予以协助。
为人民服务是警察的宗旨。根据上述规定，警方确实有义务帮助处于困境的人。
然而，这种援助不能是无限的，而只能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只要警方采取的措施达到这一合理限度，就应被视为完全履行了其义务。
具体来说，在本案中，警方接到报警后，在10多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救援。独立救援失败后，他们及时拨打了120。救护车到达后，崔强行挣扎拒绝就医。在救护车确认其生命体征顺利离开后，警方仍安排了三名辅警进行看守，以防发生事故，这一系列行为已达到合理水平。
对于崔家指控警方未实施强制协助，警方有义务提供协助，但无权提供强制协助。
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醒酒等行政强制措施。但是一旦对没有违法行为的崔某实施的话，警察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此，要求警方强制醒酒过于苛刻。
崔是成年人，应该意识到醉酒的有害后果。他喝醉后还拒绝就医，他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
崔的家人也应该知道当他们的亲戚出去喝酒时是否会发生安全事故，然后对整晚没有回来的崔不闻不问。崔死后，却完全把责任归罪于警方的不作为，这让人觉得有点不合理。
法院认为，警方报警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置。救援及时在现场进行，并两次通知120人到达现场，但崔拒绝而未果。对醉酒倒地的崔某已实施合理救助行为，不存在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
崔的家人认为，警方到达现场后，他们消极等待，没有安排庇护所，没有采取强制醒酒等有效救援措施，导致崔的死亡，属于未能充分履行法定救援义务。
对此，法院认为，警方不是专业救援人员，不具备救援醉酒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针对崔某事故现场的情况，应采取何种有效的救援方法，应由专业医疗救援人员进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崔的死亡结果来判断警方是否履行了法律救援义务。
因此，崔的家人认为警方没有充分履行救援义务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接受。
最后，法院驳回了崔家的所有要求。
有人说，有些人总是用“以结果推导过程”的方法来评价事物。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先找到一个负责人来要求赔偿。这种逻辑显然很荒谬，你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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