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漫漫上下五千年，一直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无论是人丁和土地结合的二元税制也好，还是自清朝康熙雍正摊丁入亩后，完全以土地为主的一元税制，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大陆的主要赋税收入都和土地农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统治阶层通过向广大农民征收土地税，从而充实自己的财富，以此来巩固自己政权对于这锦绣山河的统治。
然而自从商鞅变法，秦王扫六合，中国由奴隶社会一步步地变成封建社会后，在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中庸”阶层—地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并以此将土地购入自己的手中，并雇佣农民来为自己劳作，从而获得收益。严谨地来说，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就是天下最大的地主，而封建国家的收入则极度依赖于土地税收。
不过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问题是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解决的。如何平衡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微妙的平衡成了让统治阶层焦头烂额的事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是不可阻止的，这是他们手中巨额财富的输出方式。大量的土地被地主所获得，就造成了农民无地可耕，流离失所的问题。这个时候，依赖于土地税的国家税收就会出现问题，赋税收不上来，国家的财政就会困难，再加上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难民，一步步就会演化成流民、饥民最后变成暴民。
当一个国家出现土地税收困难，无法抑制土地兼并的问题时，这个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割据土地，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农民生活水深火热，最终导致了黄巾起义，直接摧毁了东汉的统治根基，不久后东汉政权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止东汉，大陆大多数封建王朝的兴亡史都有着极其相似的轨迹。从一开始的高度中央集权，到最后中央权力逐渐衰落，无法抑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导致统治基础被摧毁，然后灭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封建社会转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标志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再占据着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晚清政府软弱无能，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对列强的战争赔款成了一笔天文数字。恰逢此时，随着资本主义的传入，地主阶级改良派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求政府自强，进行了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这些意图强国的革命。所以近代晚清政府对于钱是迫切需要的。
不过由于中国的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西方列强对大陆进行了肆无忌惮地资本输出。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剩下了土地税收这一点能够自主掌握，于是迫切需要充实国库的清政府开始了对土地税的疯狂加税，将重担压在了农民的头上。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根本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税收任务，所以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而向地主阶层借贷而生存。
近代的地主阶层基本上是由精明的商人构成，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意识到了土地税的加重给农民阶层带来了供需关系的失衡，所以从前并不被他们所重视的高利贷行业成为了近代地主阶层盈利的新方式。自此之后，地主阶层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
利字当头的豪绅地主和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西方买办勾结在一起，对中国基层的信贷行业进行了垄断。
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向帝国主义过渡后，后者相比前者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垄断性。若是中国的地主阶层所代表的垄断性能让它本身向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范畴演化，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可彼时的中国早已处于帝国主义这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本土地主阶级在对基层信贷行业的垄断中不过是西方的扈从，也正是如此，西方的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完成了对中国资本的入侵。
1939年著名学者陈翰笙在研究了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中国国家只顾着向百姓征税，却又没有深入地面向基层构建起良性的信贷机制，导致了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买办阶层和中国的地主阶层相勾结，垄断了中国基层的信贷机构。不同于武力入侵和政治压迫这种摆在明面上的侵略，这种垄断中国信贷行业的方式，更加地隐蔽，且让人无从置喙，并且侵略性更强。
随着垄断的加剧，慢慢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会完全沦于他手，相当于别人直接控制了整个国家，这种控制是非常难以摆脱的。这就如同当今美国对于韩国的控制，整个韩国的经济基本上都有美国资本的身影在，所谓的韩国财阀也不过是美国所扶持的“傀儡”，和从前中国地主性质无二。
因此中国若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就急需要从农村基层入手，解决基层信贷的问题。需要将西方的帝国主义资本驱逐出去，由自己的政府建立了一个有公信力、良性的基层信贷体制。最早认识到中国基层信贷危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晋察冀边区经营抗日根据地时，就对农村基层进行了深入地了解。基层信贷的高额利息深深地震惊了他，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若不能解决农民的危机，那么实现工农革命的胜利也无从谈起。
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在晋察冀边区的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了“冀南银行”并且自主发行了货币，废除了从前农民所借贷的高利贷，为贫苦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这样一来，晋察冀地区从前所受到的资本入侵基本被扫除，原有的高利息信贷体制被人民政权自主建立的良性小额信贷所取代，这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解放了农民生产力，壮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终于完成，连带着官僚主义这座大山也从中国的身上被移走。中国由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外部环境的因素肃清了，中央人民政府开始着手于对内部基层信贷机制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在时机终于成熟后，对恶性的基层信贷开始动刀。“活跃借贷”的政策在各个基层农村实行。
然而“活跃借贷”这个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农村恶性借贷状况的新政策并没有多大的成效。政策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农民在生活贫困时向大户人家借贷，等到收获丰收的季节，再加倍偿还。但是这样的号召并没有起到效果，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基层农村中虽然有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却不强。在没有土地抵押的前提下，大户人家不肯响应号召，公开抵制这一政策，不愿意借贷于贫苦农民。
学者韩丁曾有一部著作名为《翻身》，这本书受到了李约瑟的推崇，并高度评价其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韩丁在这本书中明确地指出了旧中国的农村状况，大量的农民土地被划分为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这样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抵押，这就势必造成了高利贷的盛行。他指出自从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都是建立在浮萍一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经济沙洲之上的，国民党政府依旧如此，着也是为什么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会最终失败。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韩丁赞不绝口，对于毛主席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所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集体的积累机制还有面向基层农民的国家信贷机制，这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在这一点上国家和政府没有做好，那么势必会导致掠夺性资本对农村的大举入侵，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会因此受到重创，难以为继。他呼吁国家在未来十几二十年的建设中，向农村倾注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帮助农村集体发展，并建立良好的基层信贷机制。
韩丁在他的《大逆转》中写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领导下的中国从被外国经济封锁中白手起家，摆脱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了和西方经济有平等地位的新中国。韩丁认为中国中国道路未来将会是一个更加坚实且有用的发展典范。
毛泽东在1950年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要跟城市一样好”这在当时来说也许是一种理想，不过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这要成为我们所实现的成效，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建设新中国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