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数十万大军在“会师赣南”的既定目标指导下，提出所谓“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策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压缩过来，江西赣南一带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进入最激烈的岁月，特别是中央苏区瑞金北大门广昌，成为红军与敌人抢夺的焦点。
广昌，地处江西东南部赣、闽、粤交通之要冲，倚武夷西麓，据旴江左岸，东与福建建宁、宁化接壤，西与本省宁都县毗连，南邻石城，北接南丰，县境四周环山，构成了与邻县的天然分界。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占领广昌后，一直视之为战略要地，此地一旦失守，临时中央首府瑞金无险可守。为此，得知敌人向广昌进攻时，红军总部即刻向红军各部下达“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死守广昌，寸土必争”的命令，为此，所有的红军主力云集广昌参加这次大决战。是役史称“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纪念碑
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先是对红军的阵地飞机轮番轰炸，猛烈的炮火轰击，红军的不少工事都被摧毁，紧接着大部队向红军冲来，我英勇的红军无不以一当十，勇猛杀敌，一次一次地冲出战壕，向敌人发起冲击，用刺刀拼、马刀砍、枪托砸，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展开了生死肉搏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然而，敌人越打越多，我军慢慢开始露出劣势，当时，红军高级指挥人员李德更是亲自来到广昌以南10公里的战壕内指挥、督战，下令谁敢擅自后退就军法从事。
即使是这样，最后因为广昌既无城堡可守，红军子弹粮食等补给又极其缺乏，军事实力对比十分悬殊，力量差距甚大的情况下广昌失守。广昌保卫战，不仅使红军的力量削弱，让敌军进攻中央苏区更为顺畅，特别是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瑞金、宁都等地危在旦夕，面对这种情况，红军高层被迫决定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漫长的长征路。
后人对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进行总结，固然有敌人强大的客观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失误。在回忆录中说，李德指挥这次战斗时，一个人待在“独立房子”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然而，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
所以在战斗中，他下达的命令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一旦执行不了，便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为此，他得“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他在完全不了解中国情况又没有多少军事才华的情况下，照搬教条和书本，脱离红军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当然，李德是怀着帮助红军打胜仗的良好愿望来到中央苏区的，但是他的错误指挥却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初期，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李德仍实施错误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不过，后来红军领导人认识了他的错误，在遵义会议拨乱反正，撤销他的军事领导权，从此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在此，我们不谈他的错误，他是如何来到临时中央政府首府瑞金的呢?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始在部队服役，参加过一些战斗，后来进过监狱，越狱逃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参加了苏联红军。由于他曾经当过兵，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在部队中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在学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派往中国来到上海。
由于他有丰富的街垒巷战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当时担任临时负责人的博古喜出望外，他把这位老相识留了下来。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这时，迫于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9月，李德化装成神父，以赴潮汕参观古庙为名，由地下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当年，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3000公里左右。担负着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转移干部、信息传递和运送物资的任务。
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声称“不给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凡是邻近苏区的敌占区城镇，对食盐、布匹、煤油、药品等实行限量“公卖”，并断绝赤白地区的交通，人员经过也要严密的盘查，有不少人就在路途中被敌人抓捕。
当时，在福建的长汀、永定和广东的汕头、潮汕等地，出国的人比较多，还是外国传教士进行布道的地方，如长汀就有基督教办的医院等。香港是一个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中转站，经济也比较繁荣，特别是香港、汕头百业并存，华洋杂处，这样，李德采用这样的身份，不容易暴露，然而，他在来到苏区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惊险。
当时，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在汕头开了一家药店，主要是负责安全护送李德等人到达瑞金，由于路途遥远，赶路的时间很长，中途要居住很多天，为了保障安全，采用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各线、站只同所在地领导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
在交通站点的安排上，有的点以家庭形式出现，有的则以店铺或者学校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常用别的身份作掩护，一般化装成商人、画家、探亲或赶集的买卖人；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者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移，保护安全。
在护送李德前往苏区的过程中，由于他是德国人，体貌特征特别，路上不时被盘查。在刚接到李德，护送队的几个人就遇上了险情。当时，小分队带着李德穿行在狭窄的田埂上，准备进山。突然,前方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原来是国民党军在“围剿”地方游击队。幸亏大家警惕性高发现得早，他们赶紧又折回原处，在一间偏僻的房子里潜伏了起来，等平息下来大家才继续上路，至今交通站还留下李德潜伏在此睡过的架子床。
针对这次险情，有的地方大站路上都有严密的岗哨，敌人的封锁线突然加宽了，大路小路都增加了不少岗哨，盘查得特别严。为了绝对的安全起见，护送队制定了一条规则，那就是“三个不过”，即：冒烟的地方不过，鸡鸣狗叫的地方不过，有光亮的地方不过。意思是专门走人迹罕至的大山，山上没有路，密林中除了荆棘就只剩下兽道了。这李德翻山越岭肯定是不行，只见他一路上苦不堪言。
面前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走了没多少路他就有点儿蔫了，变得踉踉跄跄起来，似乎难以坚持，很快就要掉队了，护送队看到他如此，便从把自己的裹腿解下来，结成一条牢实的长绳，绑在李德的腰上，在上坡的时候就拉着他，终于挺了过来。
针对这次秘密苏区之行的难忘岁月，李德在晚年的时候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有专门记述：抵达潮安后，向韩江河畔走去，在联络员的指引下躲进狭窄的船舱。我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2天2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
李德在潮州通过最后的水路交通，随后翻山越岭，特别惊险的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行程数百公里，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历时十多天，都是昼伏夜出，经过无人区与荒山，最终到达苏区。
到了瑞金之后，根据领导的意思，为了保密和安全，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意为李姓的德国人），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自己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后他成为“三人决策团”的一员，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红军的史册。
不过，遵义会议之后，随着红军取得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撤销职务和李德真正心服口服，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淡出领导层的他到达陕北后，在部队里帮助训练过骑兵，后任延安军事学院担任过教授。在抗战期间的1939年他离开中国，结束了他为期七年的中国之行。晚年回老家担任翻译和教师等职务，直到1974年去世。
后人评价李德的苏区之行，若不坐在指挥中央红军的位置上，便不会留如此名声，正如三国时期纸上谈兵的马谡，虽无统兵之才，却是很好参谋，倘若实在不堪将领之才，且不可打肿脸充胖子硬上，不然自己身败名裂，害了一众的无辜人，使红这深陷于危难之间。如果将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例如军事院校的老师，或者翻译之类，即使无法流芳百世，也足以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