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月19日发表题为《<纽约时报>将中国卫生工作者比作阿道夫·艾希曼——一张因中国抗疫成功而精神错乱的报纸的扭曲叙事》的文章，作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前生理学和细胞神经科学专家约翰·沃尔什。全文摘编如下：
1月13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记者袁莉写的一篇文章，将中国西安近日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的幕后公共卫生和医护人员比作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该文认为，这些人是中国数百万专心致志的抗疫工作执行者的典型代表。
在拥有1300万人口的西安，抗击这场疫情的行动在没有死亡病例的情况下收尾。而艾希曼策划的纳粹大屠杀导致数百万犹太人丧生。
袁莉的文章矛头直指数百万开展大规模检测、追踪、隔离和疫苗接种，以及为封控措施服务——包括确保那些被隔离者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工作，中国将确诊病例总数控制在了约10万例。
曾在四川成都生活和执教的彼得·赫斯勒（何伟）在2020年发表于《纽约人》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在文中称，当地一名官员表示，约90%的人赞同封锁措施，有些人会觉得不方便，但大多数人会遵守规则。
赫斯勒在文中写道：“在我看来，这一点也不夸张。这种绝对遵守是封锁措施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此外还有基层官员的献身精神。世卫组织也指出，中国人民对集体行动的坚定承诺，令遏制疫情成为可能。”
《纽约时报》的袁莉是如何将两者相提并论的？其写作方式值得研究。
《纽约时报》文章的网络版标题《数百万大军执行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不惜一切代价》设定了基调和目标。接着，将之与艾希曼相提并论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政府得到了一大群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他们满怀热情地执行（动态清零）政策……西安的悲剧促使一些中国人质疑那些执行隔离规定的人怎么能这样做。”
西安发生了什么悲剧？作者在文章开头部分提到了三件事：首先是一名胸痛男子，他入院时被耽误了数小时，后来死于心脏病，官僚主义的延误与他住在中风险地区有关；第二，一名孕妇因新冠病毒检测结果过期而被推迟入院，她失去了胎儿；第三，一个年轻人违反封控规定，与保安发生争执。
当然，前两起事件都是悲剧性的、不可接受的错误。第三起事件则很难判断。但在一个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面对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致命疫情暴发的威胁，肯定会有一些错误。
尽管如此，前两起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促使官员采取行动。大量投诉促使当局暂时关闭医院，以检查其程序并惩罚相关负责人。一项公告明确指出，决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诿、拒收患者。
在这三个事件的基础上，袁莉继续写道：“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普通人，他的动机来自为个人前途而不遗余力。”
她写道：“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吃惊的是，如此多的官员和平民愿意成为政策的推动者。”
这些未指名道姓的“知识分子”是谁？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海内外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感到自豪。
总而言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用标题以及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奇闻来设定基调。情绪要尽可能地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要把最反常的例外情况写得像平常事那样。最后，在此基础上，假设这些奇闻具有代表性，然后得出牵强的结论。
不过，也有一个亮点。至少在我看来，网上发布的许多评论都认为袁莉的论调毫无根据，甚至荒谬至极。美国人并不像《纽约时报》编辑想的那样容易上当受骗。
这令人可喜，因为美国大众媒体每天对中国进行的妖魔化——不遗余力的《纽约时报》在这方面表现很突出——是冲突和战争的前奏。
正如作家凯特琳·约翰斯通告诉我们的：“他们在投炸弹之前，会先造舆论。”《纽约时报》最近正以反华叙事对美国人进行地毯式轰炸。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