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价值观，无论是经验丰富的侦探，还是有教养的记者，无情的街头男孩，都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大卫·西蒙
编者按：巴尔的摩是全国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人死亡。该市警察局的严重犯罪部门成为政治，腐败和善恶漩涡的中心。大卫·西蒙（David Simon）是第一位被允许不受限制地跟随巴尔的摩警察局严重犯罪部门的记者。1988年，作为一名实习警官，他进入警察局整整一年，用纪录片的技巧写了《杀人之年》一书，美国社会的犯罪现象和警察的执法行为都得到了真实的揭露。这本书和西蒙的其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美剧《火线》、《谋杀组：街头生活》等，被誉为美剧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上海翻译出版社最近推出了最新中文版《杀人之年》，以下是该书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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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来自二十年前的平安夜。我和Roger Nolan，Ruth Carney，Donald Kincaid和Bill Lange一起度过了一夜。我看着谋杀队的恐慌，准备写一个小故事，讲述那些涉嫌谋杀的人如何度过平安夜。也许是出于的头脑，我个人喜欢像平安夜杀人事件这样的故事，而且我非常自我陶醉，因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些读者和我一样感兴趣。
于是我端着一瓶酒来到市政府，走过警卫室，来到了杀人小队。那天晚上发生了一起街头枪击案，一起吸毒过量死亡事件和一起尖锐的凶杀案。随着一天的降临，侦探们忙于手头的工作，电视上有节日音乐，我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卡尼打开了瓶子。
门外传来了电梯门打开的声音，金凯德回来了。他剛剛處理完槍擊案——兇手的槍不被允許，子彈射入受害者的大腿，受害者正在被救出：他應該活到新年。
"我想大多数人现在应该起床了，他们会去圣诞树下，找到老人送给他们的礼物。领带、钱包什么的，"金凯德说，"但是这个可怜的狗混蛋，他的圣诞礼物竟然是一颗子弹。"
我们都笑了。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一刻—— 比尔·兰格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有人能写下我们这一年的故事，那一定是一本好书。"
两年后，比尔·朗吉（Bill Langhi）——上帝保佑他——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个人的情况并不好。虽然我的报纸是有利可图的，但它因拖欠健康保险福利和工会而陷入困境。记者们开始抗议——这种性质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变得相当普遍。我讨厌报纸的老板。突然，一个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留在办公室并离开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我既不会失去工作，也不会离开新闻编辑室一段时间。
这时，我想到了拉姆齐的话。我立即把它交给了巴尔的摩警察局局长爱德华·J·J·迪尔曼（Edward J. J. Dillman）写了一封信，无所畏惧地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的侦探报告一年。
是的，他回信告诉我。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同意我的观点。负责谋杀单位的警长拒绝了我的想法，第二副主任不同意。他们咨询了凶杀案小组的侦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让记者跟进报告不是一件好事。幸运的是，警察是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地方。无论如何，它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问过迪尔曼这件事。他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去世了——事实上，在我完成探险之前。"你想知道他为什么让你进来？"后来，Ricky Jarvie曾经对我说："那个家伙的脑袋里有一个肿瘤。你需要另一个解释吗？"
或。然而，多年后，犯罪调查处处长迪克·朗厄姆（Dick Langham）告诉我，迪尔曼可能有他的理由。在讨论我是否应该被允许举报时，迪尔曼曾说过，当凶杀案小队侦探的岁月是他警察生涯中最愉快和最珍贵的回忆。我宁愿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允许我来报道，即使Jarvi的话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1988年1月，我来到了谋杀队。我的职位是"见习警察"，我的同事是杜达里奥先生手下的19名侦探和警司，他们都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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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有规则。我不能告诉报纸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我必须服从我所追随的侦探或主管的命令;当我不被允许时，我不能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当手稿完成时，它必须由警方的法律部门阅读 - 不是检查书中是否有敏感内容，而是确保我披露的信息不会影响案件。最后，这种担忧被证明是不必要的。
一个接一个的案例，一个接一个的旋转。在侦探们的悉心注视下，我疯狂地记录了他们所说的话，案件的细节，肇事者的个人信息以及我对个人生活的总体印象。我阅读了前一年的所有文件，并特别注意H头文件 - 我作为记者追查的大案子：沃伦住宅区的枪击事件;布隆斯坦谋杀案;1982年墨菲附近的巴克斯代尔大火;以及1983年的哈莱姆公园大屠杀。我几乎不敢相信我能走进行政办公室，随意拿起一份文件的副本，然后好好地阅读它。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没有被赶出犯罪现场和审讯室。我简直不敢相信，警察局的高层没有改变主意，把我赶出了家门。
随着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侦探在一起，他们都放松了警惕。起初，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非常谨慎，我一过身，就会用不同的语气说话。但是，渐渐地，他们停止了在我面前表演，他们变回了他们是谁。
我学会了喝酒。我多次丢失信用卡，因为我一直在喝酒。这些侦探总是建议我一个接一个地喝酒，向我敬酒，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有一次，我们一直喝酒，直到Marcet酒吧关门。我和唐纳德·瓦尔登（Donald Walden）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了。那一次，允许我和他一起工作，但总是有点看不起我的瓦尔登突然对我大喊："好吧，西蒙。，您认为我们还能向您展示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的桌子上写满了笔记，充满了随机记录和令人困惑的细节 - 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我甚至很害怕。最初的想法是，我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时，我的婚姻即将结束，但我每天都要工作。如果侦探下班后去酒吧喝酒，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我通常两班倒。我会在4点.m进入谋杀队，等到黎明离开。有时我会在夜班时和警察一起去喝酒。我们会一直喝到天亮。当我回到家时，我蒙着眼睛睡觉，直到天黑。我神奇地发现，如果你有一天晚上喝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喝了一杯，你会感觉好多了。
我记得那是二月份的一个早晨。我还在宿醉中，没有准时去杀人队上班。然后我接到了瓦尔登湖的电话。他说，他们在水库山路地区发现了一名未成年女孩的尸体。十分钟后，我到达了犯罪现场，看到了拉托尼亚·瓦朗斯（Latonia Valence）被掏空的尸体，这个案件成为整本书的线索。
我开始跟进这个案子，并开始了解它的各个方面。佩莱格里尼，一个刚来的新侦探。阿格顿是谋杀小队中的孤独者，是侦探在案件中的副手。瓦尔登湖，杀人小队的灵魂。我开始少说话，多听。我开始学会在沉默中记笔记，尽量不破坏办公室里微妙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因为我接触到几乎所有的案件，从未离开过办公室，我成了谋杀队的"服务台"：
"巴洛在哪里？"
"他上了法庭。第18码。"
"凯文和他在一起吗？"
"不，他去喝了一杯。
"和谁在一起？"
里克·詹姆斯和琳达。还有贾尔维。"
"谁对昨天的皮尔逊街案负责？"
"阿格顿。他去法医后回家了。他六点钟回来。"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他们的笑柄，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家伙，为他们感到高兴。"你是一只被扔进猫窝的老鼠，"特里·麦克拉尼说。"
唐纳德·斯坦哈格（Donald Steinhage）把我带到尸检室，当他惊恐地看着我时，他微笑着。戴夫·布朗（Dave Brown）带我去了佩恩街对面的餐厅，吃了令人作呕的香肠和鸡蛋，并描述了尸体，以掩盖我的耐力。Ricky Jarvie让我审问他，当审判结束时，他会突然转过身来问我想问什么;如果我在夜班上睡着了，我醒来就会看到他们为我的宝丽来拍照。
六个月后，McCraney给我写了一份工作评估—— 巴尔的摩的所有新警察都讨厌它。"恶作剧者，"他写道，"关心我们的工作，尽管西蒙作为实习警官的工作仍然不清楚。然而，我们还没有了解他的性能力。"
每次回家，我都睡在席梦思的卧室里。它不再是一个家，里面的大部分家具都是我前妻留下的。我在电脑前花费的时间比在电脑前的时间还要多。我会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笔记放在一起，把它们写成一连串的单词，并尝试存档不同的案例、人物和事件。
Latonia Valence的案件仍未解决。我很害怕——不是因为这个城市还有另一个杀手在逃，也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谋杀的小女孩太无辜了。我脑子里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写，没有时间从道德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瓦伦斯案是整本书的线索，它的牢不可破意味着这本书没有高潮，结局将是开放的、虚无主义的、有缺陷的。
我开始喝酒。直到那个夏天，"富有同情心"的侦探用我的信用卡买了很多我再也买不起的酒。我不想面对现实——写这本书——我花了两个星期用录音机采访侦探。那些真正保持警觉的人小心翼翼地说话，他们发现如果他们说错了话，他们可能会被我杀死。
阿格顿又接到了一起未成年女孩的谋杀案，并破案了。没有告诉他，我偷偷见到了死去的小女孩的母亲。后来，这位母亲成为我下一本书《角落》的主角之一。我第一次见到艾拉·汤姆森是在菲亚特街的联排别墅里。她为我打开了门，她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四年后，我碰巧再次见到了她。这是文森特街的娱乐中心。当时，我正要再写一本书，一本连最强的侦探都忍不住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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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报道谋杀小队的那一年里，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我穿得和他们一模一样。在犯罪现场，在法庭上，我会听从他们的指示。我不得不说，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一直在报道巴尔的摩的凶杀案，但我的空间和视角非常有限 - 这只是城市版中的一块"豆腐干"。我只能把人类的悲剧，其中大多数是深色或棕色皮肤的受害者，浓缩成一段沉闷的段落：
昨天，一名22岁的西巴尔的摩男子在他家门前的岔路口被枪杀。这可能是一个涉嫌贩毒的案件。警方表示，他们尚未确定凶手的动机，也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
安托万·汤普森（Antoine Thompson）住在Strikel街1400号街区，被一名被警察叫到的巡逻人员发现......
突然之间，我身处一个大多数记者无法触及甚至被他们遗忘的世界。这不是当时新闻中的谋杀，也不是起源于古希腊的道德悲剧。那年夏天，随着热浪的逼近，身体变得越来越高，我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一个生产枯竭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线。在美国这个腐朽的旧工业区，一切都停止了生长，只有死亡还活着，只有"心碎"还在大量生产。我告訴自己，也許，真正超現實的是我們的生活本身。
同年12月，他们最后一次与"渔夫"交谈。他坚持了下来。拉托尼亚·瓦伦斯（Latonia Valence）之间的争吵仍未报道。然而，到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虚无主义和模棱两可是结束这本书的正确方式。我打电话给我在纽约的编辑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告诉他我认为结局会更好。
"这是事实，"我说。"
他同意我的观点。事实上，他比我更早预见到这一点。他早就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但我写得很慢。我在电脑上活生生地坐了好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本偷蛋的书的第一句话。于是我跑到马凯特酒吧喝了一杯。当我到达时，McCraney已经喝完了八罐啤酒，并且正在享受第九罐啤酒。我告诉他我的困境，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问道："你不是作家吗？"你应该擅长写作。"
当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没有写那么多。
"我知道你应该写什么。
告诉我。
"你不应该写这些案例。那些谋杀案。我的意思是，谋杀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好吧，也许我在胡说八道。"
但我仍然在认真地听着。
"你应该给我们写信。我们这些家伙。你应该写下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互相责骂，我们生气时是什么，我们开玩笑时的样子，以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
我点了点头，好像从一开始就明白了真相。
"我看到当我们互相开玩笑时，你在做笔记。当我们撒尿时，当我们哭泣时，你会做笔记。我们讲了一个黄色的笑话，你把它写下来了。你记录了我们说过和做过的一切。如果你不把我们都写下来，他妈的，我不能饶你。"
他笑了。他嘲笑我，和我一起笑 -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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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初以来，警察和毒贩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无情。在我写完《谋杀之年》五年后，可卡因成为巴尔的摩毒品市场的王牌产品，这座城市也因此而改变。在此之前，巴尔的摩只有十几个贩毒场所，但现在有数百个。与此相关的是，凶杀案的数量也有所上升，从当时的每年约240起上升到300多起。然后，检测率下降，警察局的高层变得紧张起来。最终，紧张变成了恐慌。
自从当地的唐纳德·博默（Donald Bomer）继续负责巴尔的摩警察局以来，该部门变得平庸。博梅鲁上任于1981年，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半退休的人，巴尔的摩的贩毒点很少，快球是一个没有真名的传奇。十年后，毒贩和毒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巴尔的摩警察局仍然保持不变。为了赢得战争，警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因此，巴尔的摩警察局迎来了自1966年以来的第一位外勤局局长，政府授权他不遗余力地清除贩毒场所。
他服从了政府的命令，但以最糟糕的方式。托马斯·弗雷泽（Thomas Frazier）是圣何塞本地人，他来到巴尔的摩警察局，几乎独自摧毁了整个巴尔的摩凶杀案小组。
首先，弗雷泽完全忽略了美国警察局存在的两个等级制度。第一个等级结构是指挥链，警察的级别是其主要参考标准：警察局长听从警察局长的命令，警察局长服从警察局长的命令，警察局长给警察局长，警察局长为副局长擦屁股。这种等级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警察部门还有另一个具有必要性的等级结构，主要参考标准是其员工的专业精神。它存在于警察部门的技术工作中，在一份工作中，警官越有经验，就越受尊重。
这正是衡量侦探的尺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弗雷泽一到巴尔的摩，就宣布他决定采用轮换制度，以振兴警察局。警官不能在同一职位上停留超过三年。
你知道，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来培训一个凶杀案小队的侦探 - 事实上，还有其他部门的调查人员和技术人员 - 能够使用他的破案技能。轮调制度大大损害了谋杀小组成员的专业精神。然而，弗雷泽站出来表示，根据他的个人经验，每个警察在担任相同职位三年后都会感到无聊，并渴望新的挑战。
这一制度的实施，导致许多优秀的侦探离开了派出所。他们中的一些人去了联邦调查局，有些人去了周围的县警察工作。
凶杀单位的侦探水平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有些侦探是天才，有些侦探是合格的，有些侦探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当时，谋杀小队非常受欢迎，因为每个单位都有像瓦尔登，香奈儿，戴维斯和贾尔维这样的人。他们是核心，是灵魂，他们保护着较弱的同事。三十名侦探，六名主管 - 这种配置确保了没有人会被抛在后面，新人可以与退伍军人合作，并且可以随时解决问题。
几年后，巴尔的摩凶杀案组的检出率下降到50%以下，只有一半的被定罪者最终落选。更可悲的是，与任何业务部门一样，一旦专家离开，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在我所处的世界里，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太阳报》最优秀的记者都辞职了，他们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和侦探一样，他们被体制对他们的傲慢所驱赶。
斯特里克，乌隆，阿尔瓦雷斯，佐尔斯，利特温，汤普森，利普曼，海曼 - 他们都是太阳报最好的记者，但他们首先被边缘化，然后被买断合同;他们被抛弃了，最终被24岁的助手所取代——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做，更不用说挑战管理层了。我不知道这么大的举动是什么。最后，《太阳报》的管理层解雇了与重新招聘的优秀记者一样多的记者。当费城管理部门离开该报时，他们在12年内留下了三项普利策奖获奖壮举 - 但在他们到来之前的十二年中，《太阳报》的早报和晚报赢得了三项普利策奖。
有一次，我和Jalvi一起喝了一杯。在谈话中，我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象征意义：在后现代美国，无论你为哪个单位服务，或者你为哪个单位服务——警察、报纸、政党、教会、安然、世通——你最终都会被背叛。
我越想越觉得我是古希腊哲学家。这不就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写的吗？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神不是奥林匹斯，而是团体和公司。无论如何，在一个个人价值观的世界里——无论是经验丰富的侦探、有教养的记者、冷血的街头男孩、第三个代码头、被偷运的东欧性工作者——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在目睹了《太阳报》和谋杀小队所经历的变化之后，我开始为一部新的HBO电视剧《火线》写剧本。好吧，它占用了我剩下的时间。
许多记者认为，他们应该与主题保持距离，并以分析，客观和专业的态度写作。许多记者致力于报道丑闻和人类悲剧，认为对人性的怀疑和同情态度是不够的。当然，他们的工作准确地描述了所报道的事件并具有其意义 - 但即使他们报道了真实事件，他们也没有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叙述揭示更多的真相。
几年前，我读了理查德·本·克莱默（Richard Ben Kramer）的采访。采访他的同事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一种，至少在新闻编辑室，禁忌的爱情。他问克莱默，他是否喜欢他的书《价格》（The Price），这是一本关于总统政治的书，是一本杰作，可以追随报道的总统候选人。
"喜欢他们吗？"克莱默回答说："不，我爱他们。"
哦，是的。如果他不爱他们，他怎么能从他们的角度写这本900页的书呢？一个记者怎么可能对一个多年来一直关注他们并记录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和最悲惨时刻的人漠不关心呢？他怎么可能对他们的个性、尊严或生命价值没有判断力？
我必须承认，我爱我的侦探。
《杀人之年》（《杀人：杀戮街上的一年》），大卫·西蒙，上海翻译出版社，译者：徐占雄，2021-4，ISBN：9787532786619
- 一切都结束了
摄影：Jack Finnigan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