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历史中，定都平城，是北魏皇朝建立的重要标志，并在其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拓跋鲜卑在尝试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长期徘徊于北方农牧交界的区域，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少数族那样，急于贸然地冲向中原。公元3至4世纪，中原文明对鲜卑各族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先是分布在一个漫长的缘边地区，或许是拓跋与匈奴结合得最深，所以他们离开东北后在草原上走得最西，至少在力微时，已迁徙到今之山西与内蒙古的接合部。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就有了代国。代国被前秦灭后，拓跋族没有迁徙，所以前秦瓦解后，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能在此基础上复国，建立了北魏。北魏初期的中心区域当然依旧是雁北一带。
拓跋力微时，曾驻于定襄之盛乐，但似乎那时尚未筑城。拓跋珪初即代王位时，没有确立京都，却在登国元年（386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虽在当年四月已改称魏王，仍无法定都。至皇始元年（396 年）北魏立国初具规模，"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并"初建台省，置百官"。从"治兵于东郊"的情况看，北魏朝廷已有固定的驻地，但拓跋珪尚未有定都的决心。因为在魏军占领邺城后，拓跋珪曾"至邺，巡登台谢，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不过在权衡之下，魏道武帝拓跋珪最终还是舍弃了邺城现成的宫殿，于天兴元年（398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邺与平城相比，太深入于农业区域的腹地了，这对还未完全脱离游牧社会的北魏来说很不适应，所以拓跋珪不得不明智地放弃。而已经立国的北魏，再驻地于草原上的盛乐也显然非长久之计，于是前秦时就为护乌丸府所在的军事重镇，位置在农业区边上，依山带水，面向草原，雄居今之山西通向内蒙古要津上的平城之被定为北魏京都，成了合理的选择。
由于定都与立国的基本构想有关，因此只有国策被认真地讨论过，平城的京都地位才不会动摇。所以明元帝拓跋嗣统治时关于对应灾荒的一次争议最后确立了平城的首都地位。神瑞二年（415年），平城一带"秋谷不登"，处于农耕与畜牧边缘地区的平城当然会有很深的感受。当时太史令王亮等就提出来迁都邺城的建议，虽然王亮的迁都主要理由是"治邺，应大乐五十年"的谶言，但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邺城粮食供应总会比平城好，所以大部分朝臣持赞成态度。
对此，崔浩与特进周澹从少数族如何吸取历史教训进行统治的方略高度提出反对意见，针对少数族统治一个大国的政治要害，因为北魏前期的武功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骑兵，背依草原的平城有利于调动与指挥骑兵，所以"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平城的首都地位经过治国策略的论证，最后得到了巩固。
道武帝是一个很善于在汉族历史中吸取政治经验的人。他听崔浩讲《汉书》，提到"娄敬说汉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者良久。是以诸公主皆嫁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得尚焉"。道武帝学会了利用和亲作政治手段，并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它，让所有公主都去和亲!这是其他皇帝难以做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一个开国皇帝，北魏后来能统一北中国，当与此不无关系。
崔浩等提出的这些意见当然有利于北魏统治，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作为士族代表的考虑。因为首都作为统治中心，离此越近，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就会越强。如果北魏首都设在平城，那么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因天高皇帝远，山东士族的势力可以得到很大保持，如果首都设在邺城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崔浩建议之被采纳，是拓跋统治者和汉士族的一种双利。
应该一提的是，平城作为北魏京都地位的巩固，也和北魏采取不断从新被征服的地域上移民京畿的政策相关。这些被徙之民在平城周围，"计口受田"，从事农、牧业，使作为首都的平城有了充裕的物资保障。
道武帝将平城定为北魏京师，太武帝世北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在此期间，北魏的国势蒸蒸日上，平城作为京都的优越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魏书·太祖纪》所载来看，道武帝在位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进行各项政权建设，尤其是符合一个正统皇朝所必须具备的。二是与上述装点朝廷必要的门面相关，道武帝热心儒学，礼贤士人，因为要建立种种制度都离不开他们。三是武功卓著，这对打天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北魏这样的少数族政权，要建国要壮大就必须先要靠武功。拓跋珪的用兵主要指向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方面是平定内乱及邻近部落，这是一个部族要走向称霸立国所必然会经历的。从登国元年拓跋珪称代王起，此后这类征讨战争几乎年年都有。这时期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当鲜卑族的主体压向南方，对逐鹿中原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时，留下来的大草原不会变成无人区，新的游牧民族会迁徙进去，重复着鲜卑族的老路，也给后者带来新的麻烦，他们就是柔然、高车等部。由于他们虽然都是"东胡之绪余，冒顿之枝叶"，但作为一个族的力量却是新近聚合发展起来的，与纵横已久的鲜卑铁骑相比，力量还相差很大，所以道武帝先去攻打他们，是高明的战略。
其第二个方面是与后燕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魏初，因为同是鲜卑，与慕容垂的后燕还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如共讨库莫奚等。但北魏通过武力征讨逐步壮大起来后，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彼此转向敌对。对后燕来说，防止出现强大的邻国，是安全的要务。对新立国的北魏来说，只有扳倒强大的邻国，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才有保障。两者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是后燕向北魏求马未果，慕容鲜卑虽亦出于游牧部落，但早在西晋末就基本上离开了草原。慕容垂复国后主要统治的又是农业区域，因此急需战马来维持其军队的战斗力。拓跋珪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惜为此与慕容垂翻脸。当时后燕的实力远强于北魏，所以慕容垂执意要趁早除去这个后患。由于慕容垂自己有疾在身，只能遣太子宝及（慕容）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拓跋珪一边采用张衰的计策，故意示弱，一边遣使向后秦求援，当时后燕最强大，二弱合纵符合彼此的利益，姚兴后来也果然起兵。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仗也成了魏、燕间盛衰的转折点。拓跋珪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但对那些俘虏，既带不回平城，又怕放回去增强燕军实力，于是全部坑杀。此举符合当时魏军的利益，也显出拓跋珪野兽般残忍的另一面。这或许是乱世枭雄们往往具有的两面性。
参合坡大败后，慕容垂不顾病体于来年三月亲率大军伐魏。拓跋珪依然是敌进我退，慕容垂攻克平城后只得"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慕容垂死后，继位者慕容宝"好人佞己"，"柔而不断"，国势不振。拓跋珪于公元396年亲勒六军40余万讨慕容宝，于次年十月克中山，398年年初又攻占邺城。至此，华北平原的大部为魏所有。拓跋珪由此为北魏立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无负其为北魏"太祖"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