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国斌向战友讲述他“大难不死”的亲身经历
我一九八二年入伍就在四连，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到营部驭手班喂了半年的骡子。一九八五年二月回到连队，在三排七班当战士。部队第一阶段防御作战时，我在111号阵地六号哨位，坚守一百多天。下来时，全身软得说啥也挪不动。
连队在大坪休整时，我到二班当了副班长。听到要打拔点的消息。起初我没有当回事，防御一百多天都过来了，拔点再咋说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只要不死，熬过这一天就可以回家了。因此，当老指导员宋德全问我想法时，我说，到哪儿都行。可是，连队组织班长骨干看“10. 14”拔点的录像后，我有点怕了，人一下子就炸飞了，突击队实在太危险。我的老乡，二班长马治军对我说：“怕不怕？不怕就跟我到第一突击队去。”我说：“还是害怕咧。”“怕就算了。不要去第二突击队，干脆到后边参加战勤队吧。”就这样，当宋德全第二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就报了战勤队。
战勤队实际就是救护队、担架队。训练时主要是包扎和运送伤员、烈士。三人一组，一个掩护，两个人抬担架。我是组长，装备是一支冲锋枪，一枚光荣弹，一部八六一电台，止血带、急救包。可是在“1. 7”战斗中，除了止血带、急救包，其他都没有用上，就是担架，也是放在隐蔽部里，动也没动。
拔点前武文周（后勤处长、原四连连长）在四连与突击队员马玉革（左一）王全有（右一）牛国斌（中）亲切交谈
“1. 7”战斗那天，战斗还没打响，李秋平、郗文华就牺牲了，董永安负重伤。因此战斗一打响，我们战勤队就冲上去了。第一批是八班长崔义年那一组，第二批就是我们这一组。刚冲出去，就有一个人负伤，我和另一个战士冲上阵地，看到地上躺的战友，赶快趴下摸摸有没有呼吸。按照作战方案，我们首先要救伤员，其次是救烈士。可是，当我们把第一批伤员背下来后，队长、副教导员宋德全告诉我们，先抢救重伤员和烈士，遇到轻伤员，让他们找石缝躲一躲。因为越军炮火太厉害，如果不及时把重伤员和烈士背回来，恐怕就让敌人炮火炸飞了。就这样，我四次上阵地，背回来了三个烈士，一个伤员。
上午八点左右，我第五次站在洞口，准备上阵地，一发六零炮弹从天而降，贴着我的肚皮划了过去，炽热的弹壳把我的衣服从上到下整齐地划开了。当时我心一凉，完了。非死不可，可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原来是个臭弹。不光是我，站在我身边的副教导员宋德全，我们连长马升云，工兵连长鲁先友也都长出了一口气，捡了一条命呀。稳住神了，我才看到自己肚皮被划破了一道长长的口了，血“呼呼”地往外冒，连惊带怕，当时就昏了过去了。战友把我的伤口包扎好后，我就待在洞里再没上阵地。直到下午五点半，我看到马治军下阵地，喊住他。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回来了。
本人档案：牛国斌，二营四连一排二班副班长，战勤队五组组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生，一九八二年十月入伍，一九八四年八月入党，陕西省榆阳区余兴庄乡人。一九八六年八月任四连一排二班副班长，三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