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注：1948年10月）上午,在距锦州城东南20余里的谷家窝棚东南小道上,走来了4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
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岀棉花的破棉袄和一件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肩上披着一条破麻袋,手里拿着一个萝卜在啃着。
这是通讯《范汉杰就擒记》的开篇，1948年10月27日转载于《人民日报》。
文中的“高大个儿”就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范汉杰早知会有此一“劫”。
1948年7月,范汉杰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奉蒋介石之命坐镇锦州。
此时，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内战爆发时的3.14:1变为1.3:1，我军已经将长春城围困，林彪已经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锦州虎视眈眈。
面对如此战争态势，范汉杰还来锦州，难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当然不是，相反，范汉杰对林彪这只“虎”非常惶恐。
他不想到东北来,更不愿去锦州,他心里非常清楚,连陈诚、卫立煌等人都收拾不了东北残局,自忖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
怎么办？不想到锦州任职，总要找个理由。
范汉杰便以家眷在广州尚待安置为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蒋介石也很大方，给了他1个月假，回广州安置家属。
但是不准他辞职。
范汉杰把家属安排好，拖延了1个月，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到锦州.奉命打通沈阳到锦州间的交通并固守锦州。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这句谚语演化自《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依。意思是祸福无门，福与祸的来临没有一定规律。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倚重范汉杰？原来二人有很深的渊源。
1918年,范汉杰调任闽粤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当时蒋介石在总部任上校参谋.两人一起共事,从此二人结缘。
以后，范汉杰得到蒋介石重视，不断升迁，皆得益于二人这段共事期间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从此也可以看出，工作中，搞好同事间的关系多么重要。
因为，指不定哪天，就会得益于某个同事。
1926年冬,北伐军击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孙传芳部以后.武汉政府汪精卫反对蒋介石。
次年春，第11军军长陈铭枢被迫离军，先后率同该军的副军长蒋光鼐、第10师代师长范汉杰等赴南昌投靠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政变后，蒋介石便把范汉杰派往浙江任浙东警备师师长,这是黄埔中第一个任师长的学生，足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
根据老子的思想，祸福相依，祸与福相因而生，互相转化。
对范汉杰来说，彼时被蒋介石倚重是福，而此时到锦州被蒋介石倚重则是“祸”。
范汉杰
是祸躲不过。
1948年9月12日,
我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
,迅速将锦州包围。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将范汉杰指挥的10万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攻克锦州。
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后,范汉杰见大势已去,遂与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等商议,决定弃城突围,到塔山与候镜如东进兵团会合。
14日黄昏,范汉杰急忙带着老婆和卢浚泉、李汝和(锦州指挥所参谋长)等十多名随从人员,从第6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向锦州城东门逃跑。
出城后不久,范汉杰与卢浚泉、李汝和等走散。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述的场景。
范汉杰等人仓皇逃命,当走过西海口去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潜伏哨兵截获。
被俘后，范汉杰非常不服气
:“你们共军打仗很不正规，喜欢偷偷摸摸，要是摆开阵地堂堂正正地打仗，我们不一定会输。”
范汉杰这样说，是基于他的军事经历。
范汉杰认为，他有两把刷子。
1925年，国民革命军成立,范汉杰任国民革命军第7师第29团第1营中校营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1、第2次东征战役。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范汉杰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第29团上校团长,率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和江西德安马回岭战役。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9月,胡宗南、范汉杰率第1军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历时2个多月。
同年11月,淞沪抗战失败后,范汉杰率部退到河南归德、开封、信阳等地区,继续参加抗战。
1938年9月,范汉杰从中央军校教育处长调升第27军军长，率部守备陕东河防。
1939年北渡黄河,进驻山西晋南的太行山区,配合庞炳勋的第40军、孙殿英的新5军和朱德的第18集团军，在中条山、太行山地区先后与日军第20师团、36师团作战,。
在1939年、1940年两年之中,大小战斗数以百计,特别是在1940年5月间长治、高平之役,日军被范汉杰部痛击,伤亡惨重。
日军悲观绝望之际，竟以一个大佐的名字，伪说与范汉杰在东京相识，空投信件许以高官劝降。
范汉杰见信后一笑置之，继续指挥部队连续出击，日军屡屡败北。
范汉杰所部27军一时威震太行，其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为世人所钦敬。
战后，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随从数人到第27军军部慰问,并赠锦旗一面,上书“太行屏障”。
1941年春，疯狂的日军抽调关东军入关，加入晋南大扫荡，范汉杰奉命率27军向长治方向急进，袭击日军侧背，掩护主力行动，以致陷入日军重围。
危急关头，范汉杰集结全军兵力及所有地方团队，与日军血战到底，最终，掩护第一战区大军安然南渡黄河，范汉杰率少数部队杀出重围。
范汉杰在敌众我寡之际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受到最高当局特电嘉奖；
在此役中的过人胆识，连凶恶的敌人也深为惧怕，
被日军称为“大胆将军”
。
锦州战役
抗战胜利后.范汉杰继续在胡宗南的第一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1946年9月,范汉杰受命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积极追随蒋介石参加反动内战。
1947年6月,范汉杰兼任第1兵团司令,指挥6个整编师20个旅共15万人向胶东解放区发动“九月攻势”,后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许世友率领下进行胶东保卫战，4个月中歼灭范汉杰兵团6万多人,国民党军遭受沉重打击。
范汉杰因此被解除了第1兵团司令职务,回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
范汉杰胶东兵败不接受教训。
锦州被俘还是不服。
尤其锦州战役，可能使范汉杰想到了与日军的长治之战，两战在他看来都是“敌众我寡”，而日军武器还优于解放军的武器。
所以，范汉杰对锦州战败不服。
而范汉杰的这种想不通，局限于其当时的思想。
他不明白，在此两战中，其作战对象一方是日军，一方是共产党军队。
日军是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血战到底。
共产党军队，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包括众多国民党官兵都不想内战，不愿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命。
战争胜负，最终决定于人心向背，蒋军必败是历史的必然。
范汉杰当时对这一切还不明白，所以他不服。
范汉杰被俘后，还有一个不服，他说：你们（解放军）俘获我们的将领，喜欢用“活捉”字眼，太难听了,像抓动物一样。
挑字眼，说明范汉杰确实有学问。
而这，是事实。
1896年10月29日，范汉杰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一个书香之家。
其父范之淮是与乡人一起筹办的梓里公学校长。
幼年的范汉杰就在梓里公学就读。
1913年,范汉杰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堂,即任广东陆军测量局三角课课长。
1923年后.范汉杰任桂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作战课长、第6路军司令等职。
1924年春,孙中山开办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
范汉杰决心随孙中山干革命,便辞掉司令不干,于当年6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
范汉杰不当司令当学生，这在当时是没有网络，要是有，肯定是“网红”。
蔡廷锴
当时黄埔军校内缺少地形学教官，而范汉杰精通测量，所以他很快又被军校聘为教官。
这样，范汉杰既是学生又是教官。
这事要是出在现在，肯定又是“热门话题”。
不仅如此，范汉杰还因为其年龄大，被学生尊称为“大哥”。
而他的这些背景，也给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8年,范汉杰被保送到日本考察军事,接着又赴德国留学深造。
回国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等职，从事军事教育。
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
对范汉杰来说，真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挑字眼也是其反动表现。
不管怎么挑字眼，范汉杰确实是被解放军“活捉”了。
范汉杰最终不是有学问吗，但是，我军认为其学问还不够，还缺少重要一科——缺少与人民站在一边的思想教育。
1956年1月,范汉杰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教育。
范汉杰等人被集中到功德林后,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如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陈铭枢、卫立煌、邵力子等人都先后来探望过他们，张治中还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宣布的对国民党战犯“不杀、不审、不判,分批释放,安排就业”的宽大政策。
范汉杰认为自己重生有望,不禁十分激动,把过去长期蓄留的长胡子都剪了。保持写日记、看书的习惯,除学习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书以外，还托人买了高等代数、微积分等书来认真学习。
范汉杰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常对人说:
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这些被俘将领,败兵之将,释回国民党去,抬不起头,生不如死。
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如不被杀也有重生希望，届时可以告老还田,这也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范汉杰患有严重的结核病,而治疗此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和链霉素在当时来说,国内还不能生产。为了给范汉杰治病,有关部门特意派人到香港去给他购买药物,这令范汉杰十分感动,同时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对他们这些战犯的改造和宽大政策是真心实意的。
后来他随其他战犯一起分派到秦城农场劳动时,参加种植果树及葡萄1年多。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释放第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
后来,范汉杰了解到,他本来也是被列入第一批释放的人员,但因民主人士蔡廷锴反对才搁下来,理由是：认为范汉杰当年有出卖第19路军“福建事变”的劣迹。
周恩来
事出有因。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不满蒋介石不抗日,遂率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通电联共反蒋，范汉杰时任19路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1934年1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19路军,并将19路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一律开除学籍并通缉，范汉杰当时也是被通缉者之一、
后来,蔡廷锴派范汉杰前往厦门,找蒋介石的第3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商讨对19路军进行和平改编事宜，以图保存部分抗日力量。
范汉杰还没完成任务,参谋总部机要科长逃亡，造成电码失密,范汉杰身兼参谋处长,被怀疑通敌叛变出卖了19路军。
“福建事变”已成为历史，其功过以及其中内幕情节，史家评说纷纭。
范汉杰到底有没有出卖19路军，不得而知。
但是，根据范汉杰与蒋介石的过往交情，有理由被怀疑。
不管怎么说，有此劣迹也罢，无此劣迹也罢，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中，是没有范汉杰的名字了。
范汉杰感到万分伤感和十分委屈,终日不语。
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做有关蔡廷锴的工作，认为当年19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责怪范汉杰，蔡廷锴表示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同意撤销提案并释放范汉杰。
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获得第二批特赦。
获释后不久,范汉杰就在李以劻（1932年随19路军蔡廷锴将军任侍从参谋）的陪同下,前往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蔡廷锴和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两位原第19路军老上级家“负荆请罪”。
李以劻回忆这次见面时说:
我们到达蔡、蒋两家时,范当即表示过去在第19路军相随时,未能尽忠职守,招致团体失败,有咎内心等语。
当时蔡、蒋均表示,中央领导人都原谅你,特赦你出来,我们乃老袍泽,当能见谅.望今后多多立功,图报国家。
卸去最后一个思想包袱后的范汉杰,心情变得格外轻松。
1961年1月,两批特赦战犯编成一个劳动锻炼组，到北京市南郊红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范汉杰在人民公社园艺队工作,表现得十分积极。
1年后.范汉杰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当范汉杰和李仙洲向周恩来请罪,说自己走错了路，辜负了老师的栽培时,周恩来报以一笑,对他们说:
与黄埔同学分别几十年了,但对你们两位同学记得很清楚,因为你们当时都比我这个老师年纪大,你们两个个子高,所以记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殊途同归,又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之路了,你们要感念共产党对敌对阵营过来的人采取如此宽大的政策,今后应尽力多做于人民有利之事。
范汉杰听罢后频频点头。
1962年2月.范汉杰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分配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负责审阅东征、北伐、抗日方面的稿件。
1964年,范汉杰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常务委员。
1962到1966年,范汉杰审核稿件数十万字,自撰亲历资料数万字。
1976年1月26日.范汉杰病逝于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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