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标志着明朝的灭亡。同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首都北京，多尔衮借吴三桂降清入山海关。在表面上，这两者所造成的“人祸”最终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终结。
然而，李自成在陕西榆林揭竿起义，多尔衮率清军南下辽东边境，这两个覆灭明朝的始作俑者都是被迫的。而逼迫他们起兵的原因，是“人祸”前面的另一个词：天灾。
一、明末天灾自北境始
我国自公元后两千余年以来，历朝中自然灾害爆发的频繁程度最高的非明朝莫属，而明末的天灾最早在万历年间就开始显露。虽然在洪武年后，明朝建立起了完善的赈救制度，然而明末时期内外交困、王朝衰弱，导致制度没能明显解决日益严重的灾荒问题，最终爆发了一场掀灭明朝的战争。
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这场天灾对明朝造成的早期影响。
明末恰好处于“小冰期”的“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这使得明末北境的气候较往年更为寒冷，并且导致水旱灾害频发。而天灾正是在陕西等地爆发，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条件远远落后于关中地区，自然环境也十分恶劣。再加之陕西亦临近北部边境，时常受外族侵扰，明朝在此大量设立军屯以卫边境，边境四镇的补给都由陕西一省支持，财政压力颇大。
陕西由此也是明朝旱情最严重的省份，1616年陕西突发的大旱，致使第二年蓝田县出现了蝗灾，至1643年，陕西近46个州县都出现蝗情，其中蝗灾在1639年到达顶点，这年陕西的农作几乎颗粒无收。这期间，1628年的陕西更出现了水灾和霜灾，随后接连四年，陕西重镇西安旱灾不停，最终导致1633年陕西陷入全省饥荒。
祸不单行，疾疫接踵而至，而灾荒亦使得人对疾疫的抵抗力大大下降。《蒲城县志》记载，在崇祯十四年，因疫病而导致全县人口70%的锐减的现象。灾荒时期更导致狼患迭起，因旱情导致的食物减少，狼群不得不入城为害。《灾祥》里就有记载“崇祯年间在陕西安定，连续数年出现严重狼群食人的现象”。
二、 饥军与流民
灾害发生后，地方第一时间给朝廷“报灾”，然而朝廷经“万历三大征”后已是国库空虚。明朝本完善的“备荒仓储”制度，但这一制度在明末已形同“虚设”，因为在当时，因国库极其捉襟见肘，外加天灾横行，各地甚至都难以找到一个预备仓，这一现象记载于陈子龙的《救荒会策》，可见这是何等的令人绝望。无奈之下，救荒的任务只得由基层的社仓和义仓开始担负。
然而明末朝廷极度腐败，官员出现侵占民间仓本的行为，这极大削弱了百姓捐谷的积极性，最终义仓也无能维持下去。自萨尔浒战败后，朝廷不断调兵边境加派辽饷，当陕西恳求截留辽饷赈灾时，崇祯无奈以军需之名拒绝。国家系统的腐坏同时加剧了赈济的难度，崇祯七年，工部说好拨十万两支援陕西，陕西到手的只有五万两。
明末如此严重的灾荒，还导致了两个特殊群体的出现：“饥军”和“流民”。
明朝为御游牧民族入侵，在长城一线设九边重镇。然九边是荒漠之地，这里大量常驻军队的补给全都仰赖京师及关内支援，据记载，天启年间边境欠饷问题就十分严重。恰逢崇祯这个大号灾荒的年头，粮饷连年不发。《崇祯长编》里面提到“士兵们聚集在将领家门口，把兵甲扔到地上起哄”一事，看起来“饥军”几乎随时有哗变或叛乱的可能。
与此同时，流民现象亦在此时加剧。
明代以来，因赋税徭役繁重导致的逃户问题本就十分严重，灾荒年间不过是促使这个群体数量增多。然而崇祯年间，政府采取由逃户所在的里甲包赔的方法，把赋役摊派到其他不是逃户的人身上，未逃户的负担使得逃户愈多，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只能逼民落草为寇。
前去陕西赈灾的朝廷官员吴甡，在奏疏中就提到“饥民们争相为盗”。而天灾又加剧了这一现象，让明末北境出现大量流民群体，流民不得安抚即很容易造成民变，最终演变成“流寇”。
三、 人祸
崇祯年间全国大部分省份都饱受灾害荼毒，然而赋役不减反增。此时的陕西几乎是明末饥荒最严重的省份，而邻省山西却为自保实行粮食封锁的策略，断绝跟陕西的贸易来往，并彻底禁止河运通行。朝廷赈济迟迟不到，孤立无援的陕西无奈物价疯长，在这样的情形下，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覆体，因而自万历末年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的现象。
▲农民起义军攻打城门图
直至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甚至发生农民抗粮杀官起义一事发生。综其原因，澄城本是土地贫瘠人口凋敝，而县令还不顾百姓死活，对百姓催缴赋税，县民奋起反抗并合力杀死县令，澄城就这样举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祸不单行，1601年的辽东地区亦遭遇大旱灾，让努尔哈赤不得不与明互市并向朝鲜求借粮食，勉强度过灾荒。然而1609年和1613年水灾之际再度引发旱情，连女真部都城建州都遭致饥荒，刚刚建立的国家遭遇天灾如此之重，后金不得不多次求援辽东地方当局。但明朝在处理和女真的关系时动辄用闭市要挟，屡次激化民族矛盾，最终为后续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
▲明朝与后金版图
1626年，后金再逢罕见的雪灾，所属各部连续出现叛乱，自入辽东以来的后金如今已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两年后的1628年，明朝将给草原各部的岁赏革去，后金穷途末路之际无奈冒险西征，越北部长城入掠关中，目标直指宣府大同等地，八旗兵至此对明朝发动全面战争。
明末之际几乎是无年不灾，虽然灾荒引发农民战争，然而中原地区连年不断的灾荒才是使农民起义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明末两线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社会矛盾、腐败等问题层层堆积，而天灾是使其问题激化的导火索。明末统治者起初对农民起义不够重视的态度，也使起义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初时以剿抚手段为主，直到崇祯十二年，才开始全力剿杀起义势力，然而为时已晚，天灾最终把整个明朝推向了覆灭。
参考材料：
《明史》[清]张廷玉
《明实录》[明]官修
《崇祯长编》[清]汪楫
《陕西通志》[明]赵廷瑞
《救灾会策》[明]陈子龙
《蒲州县志》
《安定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