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秋风扫落叶”的强大攻势之下溃不成军，
残留在广西、云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共计3万余人流窜进入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地区，
并在这里滞留了约3年半之久。对于法方公然收留国民党军队入境，新中国方面提出了严正抗议，并且派遣解放军在边境演习示威；可对于这支国民党残部的指挥官黄杰来说，那却是一段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回忆。
图：渡江战役示意图
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黄杰迅速下令：“假道入越”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动之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号称还有200余万人，但却人心涣散，此时蒋介石和李宗仁依然在勾心斗角之中，国民党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也是各有异志，未能组建有效的防御体系，以至于一触即溃。虽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但国民党内部却依然有一些不甘于失败的“孤臣”，依然诚惶诚恐地执行上峰的指令，而黄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国民党将星如云的将军名单之中，黄杰听起来似乎并没有李宗仁、陈诚等人那样赫赫有名，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抗日战争之中，虽然黄杰曾经参加过诸如长城抗战、淞沪会战等重要战役，并且还曾经率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美盟军会师，
但在当时的国民党阵营之中，黄杰也并非什么重量级人物，
他既没有什么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没有什么夺目的才华，在各种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合影之中，黄杰总是被放在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
图：1944年，黄杰与美军会师在缅甸北部
不过，正因为他没有派系，忠心耿耿，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他反而成为了蒋介石最值得信任的后期将领之一。
1949年7月，陈明仁、程潜在湖南通电起义之后，黄杰被升任为湖南省主席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两大职务，
这在资历并不算深的黄杰看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蒋军大量精锐被歼灭的情况之下，黄杰就成为了蒋介石得以器重的为数不多的人选。
图：1944年中美会师，左二为黄杰
在当时的情况下，黄华面对这样的任命很难不感到惶恐万分。蒋介石自知败局已定，已经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强的作战能力，蒋介石对黄杰的期望并不高，与其说让他带着军队“反击”，倒不如说是希望他能够将国民党残部带出大陆，辗转转移到台湾地区。
但要想转移部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国民党的高官们早就乘着飞机逃往台湾，可级别如同黄杰这样直接负责带兵打仗的军官却只能乘坐吉普车带领残部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穿梭。
8月开始，白崇禧手下的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兵团共30万渡江开始南窜，
在撤离途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内部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撤退的意见。
图：李宗仁、蒋介石、白崇禧合影
其中，黄杰、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地区继续负隅顽抗，而其他三位兵团司令的意见则是主张直接撤退到海南岛。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习惯，黄杰的建议终于还是未能被采纳，这也反应了当时白崇禧手下的大部分人还是主张尽快逃往海南岛，然后辗转撤退到台湾。
虽说如此，此时人民解放军的神速动作却不容他们有半分迟疑。
1949年秋冬，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早已经抢在他们的前面横扫广东沿海，切断了他们通往海南岛的退路，
白崇禧的其他几大兵团还没有到达钦州，便相继遭遇毁灭性打击，最后只剩下了黄杰率领的第一兵团。在人民解放军东、南、北三个方面的包围之下，黄杰只能孤军西进，希望能够在广西、云南地区得到支持和帮助。
图：卢汉戎装照
而就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已经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消息传到黄杰这样的“前朝败将”心中，自然是别有一番难过的滋味。原本黄杰的计划是带着国民党军队残部入境云南，可尚未进入，云南省主席卢汉便通电宣布起义，并且扣押了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官，要是再去云南自然无异于自投罗网。
在此等危急关头，黄杰急忙拍了两封电报，分别发给白崇禧和陈诚，请他们分别作出指示。很快，白崇禧回电称：“为适应目前情况，你部应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而陈诚则明确指示：“弟（黄杰）如出北海防城，恐目的难以达到，
不如全力西进，直入安南（越南），
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
图：陈诚
综合这两份指示考虑，黄杰立刻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决定
“假道入越，辗转回台”
，于是黄杰很快写了一封信给法国驻越高级官员，商谈“借道”的相关事宜。12月12日，双方签署了相关协议。按照条约要求，法国方面统一黄杰的残余部队通过中越边境，在指定地点将武器全部缴械封存，而国民党方面这要保证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且必须按照法方指定的路线进入越南。
但就在黄杰下令国民党残部向越南边境集结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迅速尾随而至，并且迅速包围歼灭了国民党14军63师，俘虏了第97军副军长郭文灿。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之下，黄杰急忙命令14军10师进行掩护，在13日早上便下令从爱店进入越南。
爱店与峙马屯，是中越边境两个相对的小山头，彼此相距不过五百米，其中有着一条天然的峡谷，便是中越两国的分界线。12月13日上午9点，黄杰率领手下的官兵们步行经过爱店，此时他的心中无疑是痛苦的，后来，他在日记之中这样写道：
图：越过中越边境的国民党残部正在路边休息
“身为一名军人，如今在艰苦的斗争之中败下阵来，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推卸责任呢？此时在我的内心之中，有着无数的迷茫与痛苦，因为我即将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片土地。不久之后，当我转身回望爱店的一草一木时，我坚定地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
当然，黄杰的誓言日后也未能实现，正如同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变革之中，那些声称要打回去的前朝遗老们，最终只能在新朝代如日中天的光芒之中漂泊他乡，所谓“打回去”的誓言也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遥远而逝去的沧桑往事。
3万国民党军队入境越南，周恩来喊话法国：一切责任法方自负
对于法国当局擅自决定让国民党残部入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发表严正声明，对法国当局作出的错误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同时指出这一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全部由法国当局承担。
图：周恩来正在国务院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近代以来的中法关系。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成为了近代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典型实例，但事实上，法国的总体实力毕竟还是很难和英、美、日等国家相抗衡的，法国侵略者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之中，更多的是那些在上海租界的精致小洋楼，而非是坚船利炮。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纳粹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亡了法国，并且顺势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因此在当时法国在中国自然没有什么任何特殊地位可言，法国流亡政府也成为了其他四大后来的常任理事国（美、英、苏、中）的扶持对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重要会议之中，都没有法国的身影。
图：波茨坦会议
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废除了《辛丑条约》以及近代以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而此时越南北部成为了中国军队的日军受降区。在当时，国民党军队多集中在西南地区，他们将日军投降之后所缴获的武器收集起来，将其中一部分送给了胡志明所领导的越盟武装，以组织法军卷土重来。
从当时的心态上来说，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将法国当局放在眼里，可到了4年之后，黄杰所率领的国民党残部却要被迫寄人篱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法方对于新中国的声明保持了谨慎态度，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国民党政府已经彻底垮台，而老大哥美国态度也十分暧昧，在这个时候明目张胆地与新中国解放军作对，毫无疑问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图：1951年，法国当局为留越高级军官准备的房屋
因此，法方要求进入越南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人全部缴械，
并且在黄杰进入越南境内之后不久，法方就专门派一架专机将其接回河内，将其软禁在一栋洋楼之中，而他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则被法方安排在蒙阳与来姆法两大地区的狭小空间之中。很显然，法方软禁国民党官兵的行动，是向新中国示好的举动。
软禁荒岛，国军官兵被迫“自力更生”
1950年3月，法国当局将黄杰及其手下约3.3万余官兵转移到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后来在黄杰的强烈要求下，全部国民党官兵都来到了富国岛。
这座岛屿位于西贡西南，面积大约有600平方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里曾经是日军的战略物资补给基地，但在日本投降之后，这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了。
图：1951年，在富国岛玩耍的国民党军队家属儿童
尽管被迁移到富国岛是法国当局对他们进行“监视”的一种措施，但能够有一座这样的岛屿落脚，也算是被俘国民党官兵的一种幸运。在这座炎热的岛屿上，他们辛勤开垦土地，建设房屋，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发展。
在越南滞留期间，法国当局曾经想要强迫国民党官兵做苦力，但后来慑于中国人比较团结，所以没敢使用强有力的手段。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也为了能够创造收益，黄杰先后允许2000多人外出前往越南煤矿、柬埔寨的橡胶厂工作，以缓解经济压力。
而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3万余人的生活保障，在初步安定下来之后，黄杰急忙派专员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汇报这一情况，1950年4月13日，蒋介石通电慰劳滞留官兵，并且拨去了2万美元的经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派遣自己的“国策顾问”林蔚前往富国岛慰问当地官兵。从此之后，富国岛官兵的生活终于有了一些改善，不仅能够领到免费的书籍、食物和衣物，每个月还有一小笔津贴以供零用。
图：1953年初，富国岛国民党残部家属生活场景
1950年12月，黄杰被蒋介石任命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负责岛上国民党军队的管训。在日常所谓的“轮训”之中，黄杰只能用木头坦克和枪炮进行军事练习。为了笼络人心，他还在当地开办了各种语言进修班，用来培养随军家属的子女，并且当地的华侨子弟也能免费入学。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曾经多次同法国方面磋商有关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处理情况，美国方面提议，将国民党军队武装起来参加法国当局与越盟之间的战斗，
但法国当局害怕这样做会引起新中国解放军的报复行为，因此干脆利落地予以拒绝。
但是，法国当局却并没有将这些国民党官兵送回台湾或者遣返大陆，他们希望能够用这几万人，当作换取法国外交利益的筹码。而随着滞留在富国岛的时间越来越长，包括黄杰在内的广大国民党官兵想要离开当地的想法却与日俱增。
费尽周折，终于撤出越南
图：1951年7月，塔西尼在河内回答记者提问
事实上早在1950年10月，当蒋介石派遣林蔚前往富国岛进行“慰问”的时候，他就曾经前往西贡与法国殖民当局驻印高级专业谈判“撤退”的相关事宜，但由于没有掌握要领，最后以失败告终。1951年，法国当局在越南北部遭遇惨败，法国派著名的塔西尼中将接任法军总司令兼印支地区高级专员，对于台湾提出的运输请求，塔西尼称不予考虑。为了尽快将黄杰所部撤出越南，蒋介石指示相关机构专门成立了所谓的“专案组”，多次同法国当局进行秘密交涉，提出要“加速解决”，可反复交涉多次，法国当局都予以拒绝。
为了抗议法国当局的软禁政策，1951年12月25日，黄杰在富国岛策划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
，当天，有上万国民党官兵一同聚集在位于富国岛的阳东机场，将手中大锅一字排开，一律底朝天摆放，而富国岛的法军早有准备，将所有的军火全部锁在军械库之中，避免产生武力冲突。稍后，从岘港、金兰湾派遣而来的法国军舰在富国岛周围游曳，还有飞机在空中进行低空恐吓。
图：1953年，黄杰（前排中）回到高雄
这起“绝食”事件引起了国际方面的注意，美国方面得知之后持续向法国当局施加压力。1952年塔西尼病死之后，黎多诺接任法军总司令，林蔚再次前往越南交涉，法国当局终于做出了“原则上同意国民党军队撤走”的回复。
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的秘密安排之下，先行乘坐飞机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并且主要负责转移计划的具体工作。
一个月之后，他重返越南，积攒在他脸上3年的阴云终于散去，他终于实现了将这里官兵们带往台湾的夙愿。
接下来的数个月之中，台湾方面开始派出大批人员来到富国岛，为岛上的军民们带来大批崭新的军服，很显然，黄杰和蒋介石都希望，他们在撤退的时候能够保持威严庄重的样子，而不是看起来破破烂烂，像是难民一样。
图：1953年留越国民党士兵回到台湾高雄之后，举行欢庆仪式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往接送的军舰抵达富国岛，黄杰在日后的笔记之中这样形容道：
“清晨，海面的浓雾一片迷茫，什么也看不到，我的心头开始随着朝阳泛出无尽的喜悦之情。渐渐地，旭日从海面升起，蓦然间，我的身边传来一声高呼：‘船来了！’顿时，沙滩上的人群如同蚂蚁一样，向着东南方向拥挤而去。此时，三艘登陆艇正在迎着朝阳向富国岛驶来……”
按照事先的计划，滞留在富国岛的国民党官兵分7批撤离，而还有1500多人自愿留在了越南。
图：黄杰与蒋经国合影
而完成这项重任的黄杰，在回到台湾之后便被委以重任，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正好需要这种能够死心塌地跟随他的追随者。返回台湾仅仅两个月，
他就被蒋介石升任为台北卫戍部司令，后来又被升为陆军总司令，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头号“看门人”，
并且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私交甚密。虽然黄杰此后的官运亨通，但事实上，在一般的台湾民众看来，黄杰给众人的第一印象并非是什么“政治打手”，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老实人而已。
图：史铭赠送给黄杰的珍贵留影
1964年2月，原先在第一兵团任职的将领史铭，将一张珍藏的入越照片送给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黄杰，在这张照片的旁边，有着这样一段题词：
“民国38年（1949年）12月13日上午，达公（黄杰的字）率领部队等数万人从爱店进入越南。”
凝视着这张照片，黄杰仿佛忽然想起了16年前的这段往事，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内战末期的一段小插曲罢了。此时，新中国已经先后跨过了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事件，在惊涛骇浪之中披荆斩棘一路前行，而黄杰的这些前人旧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没有什么人会去特别留意和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