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民族危难之际，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大力呼吁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同时又承担起国际宣传的重任。
宋庆龄认为，“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援助方面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因此，在宋庆龄的亲自领导下，保盟用英文编辑出版《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华活动的情况，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
《保盟通讯》英文版
《保盟通讯》早期是一份油印的英文简报，编印过6期：第1期是保盟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写的《中国军队医疗工作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报告》。第2期是中国艺术家陈伊范写的《访问西北特区和江南前线见闻》。第3期是香港外科大夫哈利·泰博在南昌等地从事战区医疗的报告。第4期是医师江兆菊写的《延安基地医院情况》。第5期是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关于广州沦陷前后的报道。第6期是路透社记者杰拉尔德·萨松写的武汉保卫战和日军占领武汉的报道。
1940年9月15日发行的《保盟通讯》第20期
宋庆龄视《保盟通讯》为自己的战斗阵地，先后亲自撰写8篇文章和评论。《保盟通讯》曾刊登宋庆龄撰写的《展望战后》《中国、世界和你们》等文章以及多封致国外友人的信，高瞻远瞩地向全世界阐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关系。
1939年4月1日，《保盟通讯》改为铅印出版的双周刊，称为新版第1期，发行1000份。从新版第7期起，增至2500份。
为扩大在华侨中的影响，1941年初，从《保盟通讯》第26期起，还同时出版了中文版。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保盟通讯》被迫停刊，新版共出版了36期。
《保盟通讯》中文版
关于《保盟通讯》的报道内容，宋庆龄曾回忆说：“我们运用各种方法，通过中英两种语言，说明了哪些地方真正进行着对敌斗争；我们刊登了描绘中国人民在战场上和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中英勇战斗的生动报道……”
《保盟通讯》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即“真实报道的传统”。《保盟通讯》团结了一批外国友人，他们努力报道抗日战争中中国平民的遭遇，中国军民、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如在华传教18年的加拿大籍德裔牧师S·洛登凯泽写的《一个基督徒谴责对重庆的轰炸》，美国学生领袖爱德鲁·T·罗易写的《访问战斗中的西北》，美国教师约翰·F·福斯特写的《同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在一起》，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写的《新四军的医疗机构、成就与需要》，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写的《在河北游击区四个月的工作》，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思·卡尔逊写的《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
《保盟通讯》的报道
《保盟通讯》为中国开拓对外传播事业写下可贵的篇章，宋庆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保盟通讯》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保盟资助的国际和平医院、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等项目的情况，报道了国外援华团体和华侨开展援华活动以及保盟自身活动的情况。此外，还报道了保盟所得捐款、物资及其使用情况。
皖南事变发生后，《保盟通讯》连续发表《统一战线继续存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展望》等评论员文章，刊登反映皖南事变真相的《中国内地一位通讯员的公开信》，并在《来自美国的抗议电——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的标题下刊登美国援华团体领袖和知名人士要求中国团结给蒋介石的函电，表明了保盟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
左：《保盟通讯》英文版编辑伊斯雷尔 爱泼斯坦
右：《保盟通讯》英文版编辑詹姆斯 贝特兰
宋庆龄不断致力于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战服务。《保盟通讯》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帮助外国援华团体、华侨和海外朋友对中国抗日战争真实情况的了解，推动了国外援华活动的发展。
左：《保盟通讯》中文版编辑邹韬奋
右：《保盟通讯》中文版编辑金仲华
在宋庆龄的感召下，来自国内外多位著名新闻工作者担任《保盟通讯》编辑工作，共同投身于传播中国抗日之声的伟大事业。参加《保盟通讯》英文版编辑工作的有：约翰·利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等人。中文版编辑为邹韬奋、金仲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