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是天府之国的巴蜀四川长期笼罩在军阀混战的阴霾中，由此乱局而滋生的地方豪绅恶霸、为祸一方者，数不胜数。
在其中，恶名最盛者，无疑是一个叫刘文彩的大地主。
其仗着弟弟刘文辉在川军中的地位，自己盘踞一方，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还曾多次对我党在四川的革命工作人员施以毒手，可谓恶贯满盈。
不过天理昭彰，刘文彩的“快活日子”还没多少年，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号角已经骤然吹响。
时代变局中，这位地方“土皇帝”最后的日子，可丝毫谈不上光彩，一向迷信的他，房檐上飞来了几只乌鸦，下人们想要驱赶时，他却摆摆手，无奈地说：
“罢了……”
作恶多端“刘老虎”
1887年，刘文彩生于四川省大邑县的刘家墩子，其父刘公赞是当地的富商，坐拥良田数百亩，还经营着一家酒坊。
在这样的富裕人家出生，刘文彩虽称不上锦衣玉食，但也自幼衣食无忧，饱受溺爱。
这也养成了他从小便嚣张跋扈的性子。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不学无术的刘文彩便开始带着家丁奴仆横行乡里，为祸一方，饱受其欺凌的街坊乡邻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老虎”。
照这么混下去，刘文彩最终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可民间有句老话，“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局势动荡的民国四川，给了他这样一个地痞发达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来源者，都不是他家族中的长辈父兄，而是他自己的弟弟刘文辉。
虽说同是富足之家百般宠爱下长大，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却与自己不成器的哥哥截然不同。
刘文辉从小聪明好学，志向远大，十三岁那年就考入了成都的陆军小学，投身军伍。后来还曾到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名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
军校毕业后，刘文辉投身于川军大军阀刘湘门下。几年之后，刘文辉被提拔为旅长，率部驻扎在宜宾地区。
这样一来，小混混刘文彩也背靠着弟弟这颗大树，开始飞黄腾达。
在弟弟刘文辉的关照下，刘文彩被委任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后来又担任川南护商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等多处要职。
当了官，手里有了财权和军权，生性道德败坏的刘文彩，便开始滥用职权，盘剥百姓。
在其所属辖区，刘文彩横征暴敛，翻着各种花样收税，仅在叙府一地，其开征收税的项目，就足足有四十四种。什么花捐、厕所捐、锄头捐，甚是离谱，老百姓们苦不堪言。
不过，“恶人自有恶人收”，嚣张跋扈的刘文彩逐渐引起了军阀刘湘的不满。
起初，还仅仅是部分小规模的摩擦，直到混混出身的刘文彩十分下作的收买刺客到重庆去暗杀刘湘，矛盾才开始彻底激化。
军阀的身边守卫岂能是一个杀手可以解决的，刺杀当然失败了，但得知原委的刘湘大为震怒，军伍大佬根本不屑于那些江湖手段，直接派出了飞机去轰炸宜宾。
刘文彩仓皇出逃，他最大的依仗弟弟刘文辉也被盛怒的刘湘发兵攻打，交战后不敌刘湘，率部退缩到了西康一带。
万念俱灰，刘文彩知道宜宾待不住了，便准备回老家。
可走之前，他又下达了勒索军费的命令，短短两天时间便从宜宾城的百姓中搜刮出了二十多万银元，连同他之前掠夺的金银财宝，装满了四千五百余个大木箱。
回到川西故里，刘文彩干脆“占山为王”，利用手里的财宝，笼络了一批“军警”，还纠集了一批当地的土匪恶霸，用从弟弟处得来的盖有关防大印的空白官契，在华阳、大邑等七县，强行霸占民田，兼并地方农民的土地。
又用吃"心心田"、买"官田"等等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地方田产一万两千余亩，同时强占地方大量的商铺字号、银行、公馆房产等，在自己家中藏了大量金银。
自此以后，刘文彩便过上了剥削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大地主生活。
农民做他家的佃户，每租一亩田，得先交二斗黄谷作“抵押”。
有时因民国财政政策朝令夕改，市场通货膨胀了，他又声言“抵押”贬值，重新勒令佃农再交押金，这一进一出，农民种地还未盼来收成，已先被他抽走大部。
罄竹难书的罪行
早在从政宜宾时，刘文彩的横征暴敛就令当地人民极为不满。
川南地区的共产党员徐经邦，组织六千余名农民协会成员发动了抗烟厘捐的运动，这无疑惹恼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刘文彩，经过精心图谋，刘文彩残忍地派兵捕杀了徐经邦。
1928年3月，刘文彩派出军警、特务，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委书记李筱文、候补书记李家勋，镇压了他二人组织的抗捐运动，同时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
1929年冬，刘文彩又派兵镇压了川南工农革命军，杀害革命军五六十人。
1931年3月，刘文彩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等五名党的领导干部在举行会议时被刘文彩的谍查队发现，惨遭枪杀。
累累恶行，罄竹难书。
“最后的日子”
在被军阀刘湘赶回老家后，刘文彩知道，自己在军政界的路已经走完了，既然“权”已经没有了，以后的日子也就只图一个“钱”了。
但首要的是，多年搜刮盘剥，手里已经积累大量财富的刘文彩准备修建一座惊人的豪华庄园。
1932年，刘文彩在老家安邑县召集了一大批劳工，半恐吓半驱使为其建造豪宅，一直到1942年，这座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米的豪华庄园才宣告落成。
直到如今，刘氏庄园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气派”。
人都说远亲不如近邻，乡里乡亲的感情有时比亲戚还要浓厚，旧社会一方乡域出了贵人，往往一方乡土都能跟着沾光。
但可惜，安邑县的乡民却因刘文彩的归来，不仅没有跟着享到丝毫福分，反而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
由于当地处于川西高山丘陵地区，当时交通不便，内部相对封锁，外部势力难以干预，这就给刘文彩在当地作威作福提供了便利，当地的百姓根本上告无门。
接下来的十几年，刘文彩的生活简直就是一方“土皇帝”。
镇上的商铺大多都掌握在刘文彩手中，当地的百姓只要出门，钱有大半都花到了刘文彩的荷包中。
除此之外，刘文彩还避着对头刘湘的势力范围，到四川多地开设银行、工厂，每年能收回来接近六百万斤的粮食，民国货币体系紊乱，粮食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硬通货”。
赚取财富后，刘文彩当然不可能亏了自己，他那豪华庄园里，养的妻妾成群，谁家的姑娘被他看上了，都是威逼利诱用尽任何手段占为己有。
家里只有二十来口人，跟他一起常住的只有六人，可在身边伺候的奶妈、丫头、雇工却足有六七十人，这些人不仅被充作苦力，稍有过错便会受到毒打，严重者甚至眼瞎身死。
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刘文彩还专门豢养了一批武装打手，这些人都是悍匪逃犯出身，心狠手辣，同时还为其担负着铲除异己的作用。
有一次，刘文彩弟弟刘文辉的夫人，家里一个侄子杨炳元，因醉酒后对刘文彩评头论足的话传到了他耳中，他立即派出了杀手将杨炳元在雅安闹市当街枪杀，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后来，为了扩张势力，刘文彩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网罗了一大批恶霸土匪、袍哥黑社会分子，对其趋炎附势，同时互为响应，为非作歹。
这么说吧，在那十几年里，刘文彩虽然再没有掌握过军政权力，却也通过种种卑劣、残暴的手段，从实质意义上来讲控制了民间的种种大权。
直到1947年，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
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
战场上代表着工农力量的解放军将代表着地主、资本阶级的蒋军打得节节败退。
一时间，国内外无数人的立场开始转变，这其中就包括刘文彩曾经的靠山，自己的弟弟刘文辉。
刘文辉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早就对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贪污腐化的现状极为不满，暗地里已有“联共反蒋”的想法。
此时，解放战争的局势日渐明朗，刘文辉便下定了决心，与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站在一起，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斗争，并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哥哥刘文彩。
只可惜刘文彩这个鼠目寸光的土豪劣绅，不仅没有改恶从善，反而执意一条路走到黑，继续在大邑县等地为非作歹，称王称霸。
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也明白，自己曾经残杀过大批共产党人，又对人民群众实施过残酷的剥削和镇压，这样的罪恶历史，人民恐怕无法轻易谅解。
当年，中共川康特委决定在大邑县一带组建武装队伍，配合解放战场上的正面作战行动。
组织上派了党员肖汝霖和其他几位同志担任负责人，建立游击据点，组织武装工作队。
为了给武工队添置武器，肖汝霖变卖家中田产，同时还利用刘文彩和和当地的另一伙恶霸势力陈少夔之间的矛盾，诱使刘文彩给武工队提供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但后来刘文彩得知肖汝霖是共产党员，发觉自己无法控制这个年轻人口中的“大邑青年会”，随即勃然大怒，派自己手下的武装打手围攻了武工队，肖汝霖也不幸被其捕拿。
面对严刑拷打，肖汝霖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始终对刘文彩横眉冷对，不透露任何组织信息。
气急败坏的刘文彩屡使酷刑，肖汝霖遍体鳞伤，之后在被刘文彩押往成都邀功的路上惨遭杀害。
肖汝霖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没有打击到当地党组织工作者的信心，反而更加激发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为了给烈士们复仇，武工委成员们不屈不挠地与刘文彩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百万大军如雷霆般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崩溃了，远在安邑县的刘文彩，终于开始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可能过不长了。
本打算拼死一搏，可花了大量钱财雇佣的数百土匪直接被武工委同志们领导的上万名愤怒的农民吓退后，盘剥农民的地租，再也收不上来了。
刘文彩一下子惊惧交加，病卧在床上。
本来，发现身体状况不对就应该第一时间就医，但刘文彩作恶多端生性多疑，以至于讳疾忌医，只是吃些草药敷衍治疗，这也使他的病症愈加严重。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房檐上飞来了几只乌鸦，这是那个普遍迷信的年代里非常犯忌讳的事，但当下人们驱赶时，刘文彩却摆摆手，说道：
“罢了”。
兴许，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弥留之际，刘文彩急切地想回自己出生的安仁镇，不过汽车刚到了半道上，刘文彩就断气了。
小结：
曾经的大地主刘文彩病死在归乡路上，家人们后来慌忙将他送到成都，其临死前的最后遗愿也没能实现。
人这一生，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富有的生活无可厚非，但不择手段，为富不仁却始终是为人所不齿的。
时代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一批特殊的风云人物，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谋求利益，人民永远怀念。鱼肉百姓、作恶多端的大地主、恶霸终究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世所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