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10月起，我国的武汉、广州等城都相继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中国的抗日斗争已经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战略相持状态。面对日军
“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的侵略政策，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日军将共产党部队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他们动用了侵华日军75%的兵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的“总力战”，美其名曰是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
日军丑恶的嘴脸
虚伪残忍的日军，在占领区不但加强了殖民力度，还强化了伪政权，而且还大力镇压了人民的抗日运动。他们对抗日武装
：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进行着反复“清剿”，并采用“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捕捉奇袭”等手段在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进行着扫荡，日军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彻底消灭我党的抗日力量。
八路军
从1941年到1942年，这一年的时间里。残暴的日军在华北地区就进行了5次
“治安强化运动”
光是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行动就组织了132次，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3天就要进行一次“扫荡”简直是太可怕了。而这样的规模在日军的眼里还不算大，他们另外还组织了27次1万人到7万人规模的扫荡行动，有的扫荡行动一开始可能就会进行三四个月的时间。
日军
他们在“被扫荡”的地区实行的是
“杀光、抢光、烧光”
的三光政策。由此可见当时华北地区的百姓们遭受了许多让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打击。日军的扫荡过后，华北地区的一下子就出现了许多无人区与无人村。日军这么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遏制抗日武装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击共产党抗日武装的抗日热情。
然而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之下，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政府，却没有丝毫帮助抗日同胞的举动。他们采取的是
“上山观战”
的政策，贯彻的是
“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的方针。甚至还想借助日军之手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并摧毁其所保护的解放区。
侵华日军的丑恶嘴脸
面对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共产党的军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1939年1月，当抗日战争刚刚开始要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在日本和美英两国的诱降之下，产生了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的打算。在国民党的第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确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不断地挑起反共摩擦，众多共产党人也因此受到了迫害。
可这还不算完，国民党高层甚至还提出了“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方针制定之后，国民党方面还秘密命令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共产党军队不但要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对抗，在内部还遭受着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的
“洗礼”
。中共中央与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日军暴行
当时身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早已经对国民党的“动作”有了预见，对蒋介石的
“疯狂”
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过全党、全军要对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政策保持警惕。也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揭露与警告，我党与我军才会在遭受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双面夹击时显得不那么
“狼狈”
。
在对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提出了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的原则。很显然这一原则地提出对于我军反抗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
“反共高潮”
还是有用的。最终我们也打退了他们的扫荡行动。
蒋介石
1941年1月，时刻想着共产党作对的蒋介石直接参与策划并制造了
“皖南事变”
，这一事件的爆发直接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对抗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泽东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
《关于处理善后办法十二条》
，当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直接带动了全国各界人民对蒋介石
“倒行逆施”
行为的不满与口诛笔伐。
在全中国社会各界的谴责声中，蒋介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在十分被动的条件之下他只好收敛了一些反共的气焰。并向公众表示绝对不会再有
“剿共”
的军事行动，就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然而1943年年初，蒋介石曾经的“承诺”就被推翻了，国民党叫嚣起了
“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
的口号。就这样导致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为了应对国民党的
。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迅速发动了有力的政治回击。他们在延安组织了3万人以上的集会，之后中共中央便向全国各阶层以及各党派发出了
“团结抗日、反对内战”
的电文。
国民党军队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亲笔书写了
《质问国民党》
社论，意在揭露胡宗南准备进攻解放区的打算与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由于中共方面的政治反击与其造成的社会舆论，国民党这次的反共高潮还没进行到武装对抗阶段就宣告结束了。
毛泽东
蒋介石在数次反共高潮中，所用的方法一次比一次恶劣。其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八路军粮饷、弹药的配发，不仅如此甚至还动用了几十万兵力封锁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还扬言
“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
彻底断绝共产党军队的外来援助。
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三方夹击之下，截止1942年我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从之前的52万人数直接减少到了40万人，部分抗日根据地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迫缩小。解放区的民众也从1亿人减少到了5000万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军民无衣穿、无粮吃、没有油、没有纸、冬天无被盖的现象。
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之下，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面前有三条路：饿死、解散、自己动手。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自己动手，才是出路！”
早在1939年其实毛泽东都已经预见了国民党的丑恶行径，当时为了应对毛泽东还在延安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号召大家要
“自己动手”
1941年在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走生产自救道路的重要性。因此解放区便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就连毛泽东也有了一块自己种的地。他每天还带着警卫人员在田里精心耕作。也正是因为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解放区才慢慢开垦出了大量的田地。有了这些天地军民们就都拥有了重要的粮食保障。
除了毛主席种地之外，我们的许多中央机关都有自己所
“专攻”
的方向。比如：
朱德参加的是拾粪积肥；周恩来、任弼时则是带领着机关人员纺线，在一次次的竞赛中，周恩来与任弼时二人甚至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这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几年之后，不仅让面临危机的共产党人渡过了难关，还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这也是共产党军队在日后能够战胜日军，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有利条件之一。
周恩来（左）、毛泽东（右）
从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反共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在应对困难，抵挡灾害方面已经有了建议的决心与很强的斗争精神。也正是因为有了诸如此类的精神力量，我们革命的队伍才会越走越远，最终带领人民走向了新的时代与征程。
毛主席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盛世，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