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4年11月，汪精卫由于9年前嵌入身体内未取出的一颗子弹诱发心力衰竭、肺炎等多种疾病，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身亡。
他在生前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在病危时也没有立下任何遗嘱，但在他身亡的20年后，一份洋洋洒洒的5000字遗嘱出现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刊登该遗嘱的日本报纸《每日新闻》更是一天之内热销500多万份；而在1987年，一本汪精卫的日记又出现在上海，引起了国内外历史学者的热烈讨论。
那么突然出现的汪精卫的遗嘱和日记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由远及近，从遗嘱开始说起。
真假遗嘱
汪精卫在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一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以及他的女婿何文杰都曾亲口证实过。
汪精卫在死后遗体被运回南京之时，汪伪政权的大汉奸们曾问过陈璧君他是否留下遗嘱，陈璧君肯定的回答没有；而何文杰，虽然是汪精卫的女婿，但二人关系更是亲如父子，在汪精卫1944年3月赴日治疗直到死亡的8个月时间里，何文杰一直伴随汪精卫左右，汪也从未向何提出立遗嘱之事以及口头交代任何事情。
但1964年4月，在香港一个叫金雄白的撰稿人则发表了一份汪精卫的遗嘱，题目为《最后心愿之兆铭》（汪精卫的另一名字叫汪兆铭）。遗嘱的内容并没有提及汪精卫死后的心愿，全部都是为自己的汉奸罪名进行开脱，所以内容并没有提及的必要。
这凭空出现的遗嘱一经发表，强烈的质疑声就伴随而来，金雄白在汪伪政权时期，在汉奸周佛海的支持下，曾担任南京《中报》以及上海《平报》的主笔，从未进入过汪伪的高层，日本投降后去了香港，靠发表文章赚取稿费度日，与汪精卫并无交集。遗嘱没有通过汪精卫亲属发表，而是从金雄白手中发表，外界产生质疑也是很正常的。
据金雄白本人讲：“这份遗嘱一共四页，大概5000字左右，是通过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给他的，但邮件上并没有发件人的姓名以及地址，所以具体是谁邮寄的他并不清楚。这四页纸纸张已经泛黄，由一枚图钉钉在一起，图钉已经锈迹斑斑，可以看出，确实年代已经久远。”
金雄白为了验证遗嘱的真伪，辗转联系到了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经过他对字迹的仔细辨认，遗嘱标题确实是汪精卫的字迹，内容的也同汪精卫的口吻一样，但内容的字迹却不是汪精卫亲笔。
汪精卫女婿何文杰看到遗嘱后表明，这份遗嘱从内容到风格与汪精卫本人一致无疑，但绝不是在日本病危时所立，因为汪精卫在生命最后的8个月时间，他一直伴随左右，寸步未离。
大汉奸陈君慧在看过遗嘱后则表示，在汪精卫最后的日子里，曾专程赴日本看望过汪精卫，委婉地问过汪是否有什么要交代的，汪则说一切都在“著作”里，汪所提到的“著作”，可能就是这份遗嘱。
历史学家根据众多的线索推断认为，遗嘱是汪精卫本人所立，由一个叫龙榆生的人代笔写下。遗嘱的内容是在1943年底，汪精卫通过手术取出体内的子弹之后在床上口述，通过录音设备由陈璧君保存下来的，并要求在死后的20年才可以公开发表，所以陈璧君从未透露过遗嘱之事。
龙榆生是汪家的密友，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在上海监狱服刑期间，龙榆生经常去探望。陈璧君自知出狱无望，将录音设备转交给龙榆生，龙榆生把遗嘱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之后，在1964年的时候，由他本人或者其家人匿名把这份遗嘱邮寄给了金雄白，进而发表了出来。
但这也只是历史学家的一个推断，遗嘱发表之后，龙榆生本人并没有出面发表过任何言论，他是在遗嘱发表两年之后才去世，如果非他本人所纪录，他或者他的家人完全可以出面做出解释，但他们对此选择了沉默，这似乎也就印证了历史学家们的猜测。
汪精卫的遗嘱发表之后，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报纸《每日新闻》也第一时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汪精卫的遗嘱，遗嘱一经刊登，当天就狂卖500多万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采访了最具发言权的、汪伪政权的主要策划者与参与者今井武夫，他与汪精卫的私交甚密。今井武夫认为这份遗嘱完全符合汪精卫迫切希望中国民众改变对其身份看法的心情，可以断定是真的。
但无论怎样，汪精卫作为头号汉奸，他洋洋洒洒为自己开脱的5000字遗嘱，并没有太多研究的价值，早已被历史摒弃的他，这份遗嘱就如同在海水中的一朵浪花，在热度消退之后，渐渐的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突然出现的日记
1987年11月，方铿女士将一个封面为红色牛皮、并带有锁扣的精致的日记本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正是汪精卫生前所写下的日记。消息一经传出，前往档案馆的史学家们，络绎不绝。但此时远在国外的汪精卫后代却提出了质疑，汪在生前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虽然字迹非常像，但有可能是模仿出来的。
汪精卫日记
模仿汪精卫笔迹最像的三个人分别是曾仲鸣、林柏生与陈春圃，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曾仲鸣早在1938年的时候，戴笠暗杀汪精卫的时候，成了汪的替死鬼，而这篇日记是从1940年1月开始至1944年1月汪精卫病重停止记载，所以排除了曾的可能；而林柏生本人并非汪伪政权的高层人物，对汪精卫的私事更是知之甚少，也排除了可能性；陈春圃虽然是陈璧君的侄子，与汪的关系也比较亲近，但1940年时候汪精卫已经去了华北，陈并没有同行，所以也就无法伪造日记。
对日记真实性的有力认证
一、
那么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国内的专家纷纷对笔迹进行了鉴定并给出了结论，例如专门研究汪伪历史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蔡德金以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等人，在通过比对大量汪精卫的亲笔信之后，确认日记为汪精卫亲手所写。
二、
历史学家们比对完字迹的同时，也将日记的内容与周佛海的日记进行了比对。例如在1943年4月29日，汪精卫在日记中写道：“国防会议、梅思平痛哭。”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第13次最高国防会议，梅思平跪地痛哭请求辞去职务、汪亦跪地”；又如在1943年5月4日汪精卫曾在日记中写道：“宴请各部长官来北极阁就餐。”而周佛海当天的日记则记载到：“赴北极阁参加汪先生六十岁生日大庆。”二人的日记内容完全吻合，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本日记的真实性。
此外汪精卫在日记中还纪录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例如身边的仆人在外打架受伤、以及身体哪里出现不适等等，这些外人很难知道的事情，都在日记中有所体现。
三、
在经过前两点的印证之后有人指出，如果说古玩字画通过伪造、以假乱真可以获得巨大利益，那么伪造这本日记则毫无价值可言，因为方铿是无偿捐献给档案馆的，根本没有伪造的必要。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日记是真的无疑。
日记为什么会出现在方铿的手中，她是谁？
方铿是方君璧的侄女，方君璧则是汪精卫的亲信曾仲鸣的妻子。方铿说：“方君璧在上海解放前，曾把几箱物品寄存在上海英国商人开设的保管公司进行保管，后来方铿曾把这些物品拿回家中保管，但从未打开过，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文革时期，这些物品被查抄，直到1972年物品才被陆续返还，家人打开后发现，里面的物品是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一些信件，还有一些宋庆龄赠送给汪精卫的一些孙中山的遗物，同时还有这本日记。”
那么汪精卫为什么把这些物品交给方君璧保管，而不是给自己的家人呢？这些要从他与方君璧的关系说起。（此处人物关系略微复杂）
方氏家族是福建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家族，方君璧排行十一、姐姐方君瑛排行第七，二人有一个哥哥叫方声濂，早年因病去世，留下了嫂子曾醒。1905年，方君瑛带着嫂子曾醒去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方君瑛担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
汪精卫、方君瑛、曾醒三人经常在一起密谋如何暗杀晚清大员，后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就是在方君瑛的安排下进行的，一来二去，汪精卫与方君瑛互生情愫，但二人忙于革命，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与此同时，富二代陈璧君为了逃婚来到了日本，也参加了同盟会，与方君瑛住在了一起。二人关系极好，亲如姐妹。由于汪精卫长相英俊，口才极好，陈璧君见到汪精卫后极其崇拜，对汪精卫展开了疯狂的追求，方君瑛见状，主动退了出来成全了陈璧君，方君瑛此后终生未嫁。
辛亥革命之后，方君瑛与嫂子曾醒辞去了工作，与汪精卫和陈璧君一同去了法国。同去的还有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曾醒的弟弟曾仲鸣。方君璧与曾仲鸣二人就是在法国期间成婚的，曾仲鸣后来成了汪精卫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地位极高，是汪精卫最为信任的人。
1913年，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第一个儿子汪孟晋在法国出生，汪精卫夫妇二人回国之后，儿子由方君瑛在法国抚养长大，汪精卫为了感谢方君瑛，为儿子取了一个别名，叫文瑛。
而方君璧原名叫方君玉，姐姐方君瑛嫌“玉”字不好听，就请汪精卫给改个名字，汪精卫妻子叫陈璧君，索性他就把妻子璧君的名字调了个位置，把方君玉的名字改成了方君璧，由此可见汪家与方家的关系非常好。
1938年，戴笠在河内刺杀汪精卫，曾仲鸣巧合之下成了汪的替死鬼被乱枪打死，妻子方君璧也身中3枪受了重伤，汪精卫夫妇对她精心照料，把她当做亲身女儿一般看待。由于汪氏夫妇与方家的这些关系，方君璧在伤愈之后，二人所有重要之事对方君璧都毫无隐瞒，重要之物也都转交给她看管，所以日记在方君璧手中也就顺理成章。
方君璧
汪精卫日记的公布，对于研究汪伪政权时期的历史有很高的价值，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在确定了日记的真实性之后，兴奋的说道：“汪逆的日记，对于研究抗战史以及汪伪政权，弥足珍贵！”
结语
无论如何，汪精卫作为中国头号卖国贼的身份，已无法更改。他妄想通过在二十年之后发表的遗嘱洗白自己的身份，纯属一厢情愿；而日记的公开，则为史学家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也算是无意间发挥出了一点余热。
本篇文章人物关系略微复杂，感谢读者们耐心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