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正值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多地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百姓经常忍饥挨饿，海南省虽然与大陆隔海相望，灾情较轻，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和耕地开发不足，海南百姓也同样饱受灾荒之苦。
这年的一天，海南的一位六旬老汉因为长时间的饥饿，原本就被病痛折磨的他身体更加虚弱，可为了生存下去，他又误食了很多不干净的食物，导致病情不断加重，最终在家中病逝。
然而就在老汉去世之前，他交代完后事后，握着妻子的双手有些感慨地说道：“我同事在北平
（新中国成立时改为北京）
都是大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场景
妻子听后很是震惊，她心想“海南距离北京千里之遥，而且老伴已经二十多年没离开过村子了，怎么会在北京有当大官的同事呢？之前也没听他说起过啊！”
后来，经过多方调查证实，老汉的临终之言确凿无疑，原来他居然是一位隐姓埋名多年的红军高级将领，就连开国上将许世友在当时都是他的副手。
这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究竟是谁？为何当地政府和百姓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在革命年代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为何回乡隐居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呢？
何畏
其实，这位老汉就是曾任红军第九军军长的何畏，关于他的传奇人生还要从其投身革命时开始讲起。
报考黄埔，投身革命
何畏，原名何世富，于1900年3月15日出生在海南乐会县
（今属琼州市）
博鳌乡朝烈村委会玉堂村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在他3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何良炳去了马来亚生活，他的原名也是父亲给取的，寓意何家世代富有。
何畏少年时期在马来亚当地的中华学校读了中学，在这里学习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世界各国的名著并简单了解了世界各国的历史，他发现当时的中国要比西方落后太多，于是，他的内心开始萌发了报效国家的想法。
大英殖民下的马来亚
年轻的何畏主动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与同学一起进行了很多的抗议运动，反对英国政府在当地的殖民统治，由于活动积极，不久他就被驱逐离境，回到了中国。
何畏这个名字就是他在离开马来亚之前改的，取义“何畏，何所畏惧，勇也”，充满热血的他希望能为国效力。
在马来亚生活的时候，何畏就曾听说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国内创办了厦门大学，还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实事，他心里对陈嘉庚很是敬佩，于是，回国后不久，他就主动报考了厦门大学，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
陈嘉庚
当时何畏选的是理工科，可他在学习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对文科，尤其是历史和地理非常感兴趣，他开始广泛地阅读历史著作，并认真地研究了我国的山川地理，这些都对他日后在革命中的表现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5年，何畏大学毕业后到了香港的一家洋服厂参加工作，在这里他见识到了西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他随即开始组织工人发起了反抗压迫的革命运动，并在不久后的香港大罢工浪潮过程中表现十分突出，在这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
充满理想抱负的何畏虽然身在香港，却一直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在等待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因为他觉得之前的军阀割据无法拯救国家。
黄埔军校
1926年初，黄埔军校开始了第五期招生，何畏早就对这所军校充满了敬仰，于是，他果断辞去工作，独自跑到了广州报名，由于他精通英语，又对我国的山川地理十分了解，而且学历还比较高，很快就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一名学员。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第一次合作，所以像何畏这样高学历的优秀人才自然成为了两党都要积极争取的对象，而何畏由于缺乏对两党系统的认知，在最初的选择上也显得有些犹豫。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当然想尽可能多地为自己招揽人才，他每期都要在校长室接见优秀学员，何畏就是其中之一，在接待何畏时，蒋介石亲自为他颁发了一把中正佩剑，这让何畏倍感殊荣，此后几十年，他也一直将这把剑留在身边。
蒋介石
然而，面对蒋介石的拉拢，何畏并没有为之动心，相反，他更加拥护和认可共产党的理念，因为他在黄埔学习期间，亲眼目睹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经过分析，他觉得蒋介石不是中国革命的未来。
在此之后，何畏开始频繁地与黄埔军校内的我党党员进行联系，和同为海南人的我党党员周士第（开国上将）交往密切，在周士第等人的影响下，何畏逐渐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1926年8月，何畏加入国民党军进行了北伐，在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科长郭沫若（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两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他还与郭沫若照了一张合影。
郭沫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开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何畏彻底对国民党失望，坚定地站在我党这边，不久后，就跟随叶剑英一同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的失败，给我党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所有的党员都没有放弃救亡图存的重任，1928年初，何畏被党组织安排到了广西越南边境，支援那里的游击战争。
何畏的母亲是越南人，所以，他也会说越南话，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同越南的革命党人与法国军队进行了数次交战，表现十分优异。
1929年，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蒋桂战争中败北，为了稳固局面，他们开始透露出了与我党合作的意愿，为了加强与桂系军阀的联系，组织上立即命令何畏前往广西开展工作。
李宗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相继派邓小平、张云逸（开国大将）前往广西处理与李、白等军阀的合作事宜，何畏与张云逸等人也就成了同事，联系十分密切。
不久后，何畏跟随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在与反对派斗争时，他一直勇往直前，起义后不久，红军第七军正式建立，何畏凭借突出表现担任了一名连长，这是他进入红军部队的开始。
红军中的“小诸葛”
何畏担任红军连长之后，带领部队积极打击周边的土豪劣绅和地主武装，屡次抗击来自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总是能够领会到上级的意图并对敌情做出准确的判断，还经常提出一些克敌制胜的建议，加快了战斗的胜利。
而且何畏对周边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每一个山沟他都能准确地在地图上标出位置，这使得他带领的部队总是能够灵活机动地与敌人进行战斗，减少了伤亡，因为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渐渐地他成为了红七军有名的“拼命三郎”和“小诸葛”。
1930年11月，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红七军离开广西向中央苏区靠拢，并被归入到了红三军团，由彭德怀负责指挥，此时已经升任营长的何畏带领部队积极到革命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动地方武装，在他的带领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部队就扩充了好几倍。
两年后，何畏被组织上调到了红四方面军开展工作，他先后参与了“鄂豫皖反围剿战斗”、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每次出击都能克敌制胜，到了1933年7月的时候，他已经从一名基层军官一跃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的军长，而该军的副军长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许世友（开国上将）。
许世友
后来，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红四方面军也开始了长征，何畏指挥红九军转战到了四川西部和陕西南部一带，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纵横穿插，多次作战，身上多处留下了伤疤，左腿还被敌人子弹打中，留下了很严重的腿伤。
在长征期间，何畏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和百丈战役，因其指挥灵活多变，屡屡给敌人造成重创，“小诸葛”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当时军中常把他与国民党军中的“小诸葛”白崇禧进行对比，而国民党军的战报中也经常会提到何畏的名字，蒋介石很是生气，他没想到昔日的黄埔生竟然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我党。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已经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一路向北疾进，为团结革命力量，中央军委当即命令红四方面军从速抵达懋功一带，与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
毛主席
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对何畏很是器重，便派他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先遣队西进至懋功以南，为中央红军的北上扫清道路，并做好会师的物资准备工作。
何畏接受命令后不顾腿伤未愈，立即动员部队开始了行动，连续急行军数个昼夜才抵达了懋功，并且和李先念一起指挥部队消灭了沿途的驻军，为两大红军主力的顺利会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可就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不久，张国焘叛变了革命，独自带领部队南下作战，这给我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期间，作为张国焘心腹爱将的何畏也一直跟随着他行动。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张国焘因为错误逐渐淡出了中权力中心，中共中央也随即开展了“批张运动”，而何畏由于之前受过张国焘的重用，十分重情义的他虽然知道张国焘犯了错，但依旧无法忍受批判他的言论。
面对着接连不断地“批张言论”，何畏越来越感到不满，最终，在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一气之下就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了延安，从此脱离了革命的队伍。
可以说，何畏在革命年代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这次负气出走，也许他能为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地位也会随之变高，但历史没有假设，他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是其性格影响下的结果。
何畏（后排右一）
在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中，何畏以性格暴躁出名，他是海南人，而部队中极度缺乏海南籍的干部，这就导致与他共事的干部很难听懂他的方言，有时会因为沟通上的问题而贻误战机，这让他很是生气。
为了照顾何畏的情绪，组织上先是给他换了好几个作战参谋，可没有一个合意，直到作战参谋周希汉（开国中将）过去后他才感到满足，因为周希汉总结了何畏的发音规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准确地听懂了他的海南方言。
然而，就在红九军的一次战斗失利后，何畏却和周希汉吵了起来，他认为是周希汉的行动不力才导致的失败，而周希汉也据理力争，他觉得是何畏指挥上出现了失误。
周希汉
吵着吵着，脾气火爆的何畏勃然大怒，吼道：“老子毙了你！”话音未落，只见他竟当着众多战士的面直接掏出了一把手枪，然后朝着周希汉的方向连发五弹，战士们都很震惊。
当然，子弹并没有打中周希汉，何畏对周希汉说道：“老子不过吓吓人，哪舍得真打，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自己下去领20军棍！”事后证明，那场战斗失利双方都存在问题。
何畏暴躁性格的养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就包括丰富的革命经历和快速地升迁让他变得过于自信，也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无法忍受一丁点令他感到不适的言论，所以说他的出走是必然的结果。
黯然回乡，心系百姓
何畏作为一名年轻时就满怀救国理想的革命青年，他在离开延安后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也没有加入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一路向南准备回乡归隐。
然而就在何畏几经辗转到达广州，准备从广州出发返回海南的时候，他在广州结识到了一位名叫罗明新的女子，并对其一见钟情，两人便于不久后结了婚，婚后生有一男一女，他也就在广州定居了下来。
1946年，抗战胜利结束的时候，何畏给海南的家里写了一封信报平安，并对父母进行了问候，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原配妻子曾国彩此时正在家里带着儿子何达梧一起艰难度日。
曾国彩是何畏在马来亚生活时认识的，也是一名海南人，两人很快就结为了夫妻，何畏被驱逐出了马来亚，曾国彩便带着年幼的儿子继续生活，后来，曾国彩跟随公公回到了何畏的老家定居，她为人孝顺忠贞，没有再嫁，独自承担起了照顾一大家子的重任。
曾国彩
何畏没想到发妻竟然始终在等着自己，而曾国彩在多年来也一直托人打听丈夫的下落，可始终不见踪迹，她一度以为丈夫在战乱中失去了生命。
当身在广州的何畏收到发妻的回信后，心里多少有些愧疚，但他出于对罗明新的感情，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广州生活，为了弥补亏欠，他每个月都会给曾国彩寄去一些钱用于改善生活。
直到1955年，何畏与罗明新由于性格不和，感情出现了裂隙，两人最终离了婚，已经年过五旬的何畏才返回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与曾国彩及家人一起生活。
当何畏回到村里的时候，村里的大多数人早已都不认识他了，就连他的儿媳妇都疑惑地问道：“伯爹你从哪里来，你要找谁？”何畏满脸苦笑，很是感慨，此后，他在家中安心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何畏老家
何畏毕竟读过大学，文化水平较高，当他看到乡亲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时，责任感再次涌上心头，他决定教乡亲们一些基本的文化常识。
此时的何畏经过多年的磨砺，脾气也消减了大半，他从发音开始教起，耐心地教当地的青年人学习普通话，这是他在离开部队之后学的，他不想让青年人走出海南后面临和他一样的交流不便的问题。为此，他经常向青年人叮嘱道：“一定要学会普通话，不然以后赚不到吃的！”
除此之外，何畏还在村里当了一名义务教师，这也是村子里仅有的一个，他在白天教孩子们学习，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还专门抽出时间办起了夜校，辅导从地里回来的农民，在他的多年努力下，玉堂村百姓的整体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当时的海南民居
在闲暇之余，何畏又开始了广泛地阅读，这是他在厦门大学就读时养成的嗜好，他托人从外地买回了很多的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经常摆在他的床脚，有时甚至在如厕的时候，他都抱着书读。
不仅能读，何畏还热衷于写作，早在与郭沫若结识的时候，两人就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小说的写作，后来他还参与了文学创造社的建立，并在上面发了多篇文章。
此外，何畏还精通音乐和医术，他经常教乡亲们唱《国际歌》、《东方红》，而村民们染恙的时候，他也无偿地为他们治疗，他觉得既然已经无法为国效力，那就尽可能多地帮助乡亲们改善生活。
《国际歌》中文版
然而，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痛一直在折磨着何畏的身体，尤其是腿伤经常复发，回到家乡因为无时无刻不在帮助乡亲们，导致身体过度劳累，旧伤未愈又添新疾，何畏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1959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波及到了何畏的家乡，乡亲们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此时何畏的父亲早已去世，何家家境也衰落不堪，他不得不加入了挖野菜的队伍，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一年后，60岁的何畏病危，生命最终走向了尽头，此时的他又回想起了曾经参加革命的峥嵘岁月，也许他的心里更多的是遗憾。
自从回到家乡之日起，何畏从来没有和乡亲们说过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就连妻子和孩子也都没有告诉，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际歌》时，心里才得到了些许安慰。
当时的海南百姓
临终之际，何畏紧紧地握住妻子曾国彩的双手真挚地说道：“我当年的许多同事如今都在北平城里当了大官，而我却在这里蹉跎了半辈子……”话语中尽是叹息。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何畏也没有和妻子说明自己当过红九军军长的事迹，或许是自责，又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我们已无法知晓，但他当年的决定着实令人感到惋惜。
后来，当地政府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最终证实了何畏的身份，而和他当初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也都身居要职，成了新中国的脊梁。
何畏的妻子曾国彩则继续在家务农，过起了平凡的生活，2003年病逝于家中，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