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在民国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全程丑剧里，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的一幕，算是个有些滑稽的句号。
“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诱人的蛋糕，没落在袁世凯的“宝贝儿子”袁克定手里，也没叫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实力派”吃着，为何却叫当年“被武昌革命党拿枪押着闹革命”的“副总统”黎元洪捡了现成？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袁世凯临终前，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在“嘉禾金简”上，然后把“嘉禾金简”藏在中南海万字廊里。“袁大总统”蹬腿咽气后，段祺瑞等人打开一瞧，“金简”上第一个人就是“黎元洪”。那没话说，就他了。
但事实是，不管有没有这传说中的“嘉禾金简”，更不管“袁大总统”心目中的“继承人”到底是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北洋政府“大总统”这个宝座，也只能交给黎元洪。首先一个原因是：这是当时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
其实，早在袁世凯垂死挣扎时，反对袁世凯的护国军们，就打出了“请黎副总统（黎元洪）遵照约法，代行总统职权”的旗号。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当时也没了脾气。临终前的袁世凯，还曾对着徐世昌段祺瑞叹息：“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
而待到袁世凯一命呜呼后，以当时《临时约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所以除了“副总统”黎元洪外，任何人接任这“大总统”职务。法理上都是违法。而以“实力”论，虽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实力暴涨，但北洋派系内部，还有冯国璋等人虎视眈眈。倘若段祺瑞真一屁股坐上总统交椅？势必引发新内斗。
“外国人”的态度也很关键：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里，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成一锅粥的年月，西方列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在华利益受损。而这位虽然一直挂着“副总统”名号，却长期躲猫猫的黎元洪，也就对了列强的胃口。袁世凯去世当天，英法俄比意日六国公使就火速拜会段祺瑞，声称要给黎元洪“道义上的支持”。“洋大人”都发了话，这事儿，自然就落锤了。
于是，1916年6月6日，北洋政府就正式发布文告，表示依照《临时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得知这“喜讯”的黎元洪呢？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当天就吓得不轻。6月6日晚上就派人找段祺瑞打探虚实，只“打探”来段祺瑞冷冷一句：“我既然请副总统（黎元洪）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黎元洪）不要管。”
这意思也很明白，捧你做大总统，就是让你做傀儡的，识相点。
而这，也恰恰是“传位”给黎元洪的第二个原因：此时的北洋政府，正是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就需要“黎大总统”这么个“傀儡”来扛锅。
虽然今人说起袁世凯，常津津乐道其“治国能力”，但不争的事实是，袁世凯撒手人寰时的中国，正被他“治”得千疮百孔。且不说各怀鬼胎的南北军阀们，就说传说中“繁荣”的民国经济。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的四年里，中国的工业职工人数缩减五万多人，农户减少130多万户，荒地面积增加三千多万亩。农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北洋政府更是债台高筑，单1916年这一年，就欠了一亿七万多万英镑的“外债”。这笔“欠债”里的每一镑钱，都附加着凶残的政治经济条件，方便列强继续宰割中国。
这么一个负债累累，工农业生产近乎瘫痪的中华民国，才是袁世凯真实的“治国业绩”。如此烂摊，想法子稳定都不容易。可众所周知，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军阀们，此时也正欲甩开膀子“干大事”。桩桩件件都是继续糟蹋民力。“大事”要干，“黑锅”也得有人背。这手里没兵的黎元洪，可不就是最合适？
所以，黎元洪担任“大总统”后，段祺瑞也就顺理成章，做了“国务总理”。为防黎元洪插手，段祺瑞还炮制了《权限节略》，规定“选定内阁阁员为总理专责”，轻松就把持了人事大权。发展到不久之后，段祺瑞大权独揽，连段祺瑞身边的亲信们，平时也对黎元洪吆五喝六。一次黎元洪试探问了下“任命的都是什么人？”段祺瑞的“门生”徐树铮就不客气一句：“只在这里盖印好了，管他任命什么人？”差点把黎元洪气吐血。
在黎元洪第一次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年月的，他的角色，就跟个“只在这里盖印”的图章差不离。
但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这位被段祺瑞拿来“当图章”的黎元洪“黎大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说起黎元洪，现代人常津津乐道他1911“被人押着干革命”的丑态，但此人绝非酒囊饭袋。作为晚清天津水师学堂的高材生，他年轻时就在甲午海战里死里逃生，后来追随张之洞练“新军”，别看官职只是“协统”（旅长），但湖北新军的练兵教材，清一色都是他编纂的，等于是晚清湖北新军的“教父”。所以辛亥革命的那个夜晚，革命军会“相中”他，后来袁世凯大权独揽后，也赶紧把他从湖北“请”到北京，“架空”成了副总统。
但要论此人最厉害之处，倒还不是统兵打仗，而是眼光。
从晚清到民国，看似“窝囊”的黎元洪，“风向”却把握得极精准。袁世凯当权时，他也亦步亦趋，甘心做个没权的副总统。但袁世凯“放飞自我”，撒欢了要称帝时，平日被叫做“黎菩萨”的黎元洪，却秒变怒目金刚。“称帝”他反对，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他咬牙不接受：“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几次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节点上，他可称大节不亏。
而坐在“大总统”位置上，明白自己身份的黎元洪，虽说与段祺瑞也越发水火不容，但“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既然抓不了权，那就“抓钱”嘛。以《冯玉祥回忆录》里记载，第一次担任“大总统”时，黎元洪就热衷于股票盐票等投资生意，单这几项，就“每月进个十万八万”。就这他还嫌赚的少，感慨“总统真不是人当的。”
其实，比起有名无实的权位来，黎元洪的“生意头脑”，才叫真强。早在晚清年间做“协统”时，他就在湖北武昌等地买田置地，被袁世凯“请”到北京后，他更撒开了买房买地，北京天津等地的“黄金楼盘”，几乎全被他买了个遍。以他的亲信胡英初的话说，仅黎元洪“武昌公馆”的每年收入，就是天文数字，“如果妥为整理，乃系一大财主”。
虽然在成为“大总统”后，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府院之争”；他自己也在“张勋复辟”的丑剧里狼狈下课；1922年他又被直系军阀捧上总统宝座，一年后再度狼狈辞职，但凭着“总统”这个金字招牌，他的财也继续发：从1916年至1923年，两次担任总统的黎元洪，先后投资了七十多家工矿企业。这其中包括了银行水电森林矿山证券保险等各个行业，范围遍布黑龙江至香港的各地。且每次都从不失手，获利极丰。
当然，如此丰厚的利润，可不止来自生意头脑，更来自“总统”身份。他任副总统时，就由亲信牵头，组成“楚兴公司”，等他第一次卸任“总统”时，单一个“楚兴公司”，就让他获利五百八十万两。而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各色金融矿山行业的巨头们，也在他的总统府挂名“顾问”，其实就是权钱合作，一道发财。
以这个意义说，他这“傀儡”，做得不亏。
而与这财源滚滚相对应的，却是1912年至1920年，北洋政府举步维艰的国事。袁世凯留下的摊子，本就够烂，接下来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如黎元洪这样的政要们发足了财，可北京政府每月亏空八百多万元，田赋与工商业赋税滚雪球暴涨。民间负担日益加重，为了捞钱的军阀们，疯狂种鸦片打内战，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灾难日益沉重。《中国近代工业史》就有哀叹：民初十年为中国最黑暗时代。
虽然在这“黑暗时代”里，大节不亏的黎元洪，算是个良心人物，但指望这样一群“民国精英”，能把那时中国带出落后挨打的泥淖？说实话，真是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