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汉朝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联合部分刘氏宗室，突然暴起将掌权的吕氏灭族；随后，在商量让谁当皇帝时，他们考虑再三，挑选了性格最好、底子最薄的代王刘恒。问题来了，为啥这个看似软柿子的刘恒，后来没有沦为功臣们的傀儡呢？
首先，诛吕功臣们没有扶植一个傀儡皇帝的念头。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平民政府，西汉初期的社会不存在相应土壤。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阶层建立起的政权。汉高祖的出身无需多言，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作为底层百姓，他的本名就是根据排行而来的“刘季”（而不是字），后来君临天下才改为“邦”——意即邦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个寻常百姓，不大可能敢用“邦”当名字。
而西汉初期的朝廷元老，则是史上有名的“布衣将相”群体：萧何、曹参、任敖、周苛、申屠嘉等人都是基层官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都是“白徒”，周勃以编织养蚕器具、在丧礼上吹箫维生，樊哙是个杀狗的屠户，灌婴是个贩卖丝缯的小商人，娄敬给人拉车，只有张良出自韩国贵族。当然了，刘邦的外戚家族也是普通人家出身。
由草根逆袭为王朝的开国功臣，上述人员的经历佐证了一个道理：相对于天资，一个人后天的机遇、经历更加重要，跟对领导、站对队伍，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不开玩笑的说：各位看这篇文章的朋友若能跟着刘邦，八成也能被带成开国功勋。
言归正传。在击败项羽、将各国贵族残余清洗一空后，春秋战国以来的贵族政治被彻底击溃，西汉初期政权的人员构成大概是以下几级：
最高一层自然是皇帝；
第二层，宗室藩王、功臣。刘邦还跟他们约定：“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功臣里面也包括了吕氏外戚。
第三层，各种各样的郎官，他们“掌守门户，出充军骑”，指的是侍从官，后来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内外职务。
第四层，吏，就是政府机关中的办事人员。
西汉初年的政权，就是由上述群体组成，称得上一个淳朴甚至单纯的执政集体。可以这么说，在韩信被定点清理、张良激流勇退的情况下，汉初政权中的一众实权派人物中，并没有一个人具备独掌乾坤、唯我独尊的能力，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大集体——西汉这个纯粹由平民建立起来的王朝。
他们都是体系中的一分子，而不是项羽那样的个人英雄，所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这个赖以生存的体系。这就是刘邦临终前，大胆把权力交给功臣集团的底气所在。
所以，西汉功臣中，并不存在权臣式的人物。他们推翻诸吕，只是因为对方破坏了宗室、功臣和谐共存、利益共享的潜规则；当初吕后打破白马之盟时，功臣们其实已经蠢蠢欲动，只是碍于吕后的威势隐忍不发、等待时机而已。
而在联手宗室灭掉吕氏后，他们需要拥立一个新的皇帝，以消融日趋紧张的关系、协调各方利益；至于扶植一个傀儡，既没有可行性（手握兵权的宗室都不是善茬）、也没有必要性（傀儡没能力保证各方共同利益）；而汉文帝刘恒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年长、风评好、外戚家族弱（不会破坏格局），最有可能满足各方的诉求，仅此而已。
第二个原因：汉文帝足够聪慧、有格局。他几乎洞悉所有人的需求，而且手握“以柔克刚”这一武器。
肩负着维护皇室、功臣之间权力平衡的重任，刘恒赶到长安登基。这种背景，决定了他的执政风格必须秉承两个字：调和（或者说协调）。而纵观随后在位期间的表现，他几乎完美契合了统治集团的需要，也满足了西汉王朝社会各阶层的诉求。
对于功臣集团，刘恒原本心有疑虑，为保万无一失，在进入长安前，他开会、占卜、派人打前站；进入长安时，让宋昌跟周勃在渭桥上一番交锋、试探。但在正式登上帝位后，他就以博大的胸襟、柔中带刚的高超手段处理各方关系。
为了解除功臣集团首领周勃的权力，汉文帝旁敲侧击、避免硬碰硬，利用舆论、派人游说，成功让周勃自愿下野，没有产生丝毫冲突；
当自己的老部下张武受贿时，他不按常理出牌——拿出自己私人的金银赏给对方，让其羞愧不已，起到了诛心的作用；
当自己的舅舅薄昭犯下死罪，汉文帝派一群大臣围着他痛哭，直到对方自杀才罢休，可谓标准的软刀子杀人；
南越王赵佗自称为武帝，汉文帝就召来他留在中原的兄弟，赐予高官厚禄、以德报怨，羞愧的赵佗随即取消帝号、俯首称臣.....
这种以柔克刚、让对方有力气使不出来的做派，几乎成了汉文帝的标签。
另一方面，为了缓和“汉随秦制”、严刑峻法带来的阶级矛盾，汉文帝废除了大量酷刑，如“收帑诸相坐”、“肉刑”等等，缓和了紧张的社会关系；
同时，他以身作则、厉行节俭，“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后宫嫔妃“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临终下令自己的陵墓中不得陪葬任何金属，只能使用泥巴做的瓦罐；
此外，他秉承“毋烦民”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有效刺激了生产力。史书称，汉文帝在位期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因此，虽然不像后来的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但汉文帝作为西汉四个被冠以庙号的帝王之一（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汉中宗刘询），被公认为“明君”的代表。而且，他是历史上首个把儒家提倡的“仁德”付诸实践的皇帝，有效矫正了沿自秦朝的严刑峻法体系，奠定了汉朝的统治性格，对后代帝王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此看来，当初周勃等功臣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拥立了刘恒，竟然在不经意间为西汉、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安刘者，勃也”，刘邦果真有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