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战争就是烧钱大赛，因为崇祯皇帝没钱赈灾、烧钱打仗丢了江山，因为善于压榨江南土豪多尔衮坐稳了江山，同样没有稳定财政收入的李自成也迅速丢了天下。民以食为天，在明末各方势力的弄钱渠道中舌尖口味的代表至关重要，简单来说就是反清复明请当甜党，帮助八旗入关你就可劲吃人参。
蔗糖是大航海时代最值钱的物品，也是16、17世纪中国对外输出的最大宗物品之一。17世纪初在欧洲盔甲制造中心格拉茨购买一件胸甲需要5佛罗林，一套步兵甲需要花7佛罗林，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不过是5佛罗林。因为明王朝发明了蔗糖的三道榨取法，还普及了江西蔗农的渗出法，中国蔗糖从产量还是质量都成了世界第一，碾压巴西等蔗糖新产地不说，就连蔗糖的原产地印度的蔗糖都被中国蔗糖按在地方反复摩擦。一向以精打细算（吝啬）著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看重中国蔗糖，公司高层反复下文件要求远行的船长千万别买印度便宜货，要带正宗的中国蔗糖回来。当时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场上中国蔗糖平均售价为每磅1.1弗罗林，而印度蔗糖的售价在每磅0.4到0.7弗罗林之间，五磅中国蔗糖就等于一个欧洲工人的月薪，六磅左右的中国蔗糖就能武装一个士兵，中国蔗糖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心头肉。
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拿下了台湾，在台湾他们强迫中国人给他们上缴不要钱的蔗糖，一年可以拿到170万斤白糖，仅仅是运回欧洲老家换取近200万佛罗林金币。精明的荷兰人还以蔗糖为本钱，向波斯出口40万斤左右的白糖，向日本出口了60万斤，换取把这两国的丝绸和白银，并在东亚反复进行贸易，用中国的蔗糖赚取更多的金钱。中国人生产蔗糖，荷兰人却拿到了最大头的利益，最可悲的是崇祯皇帝等明朝正统精英们都对蔗糖利益的流失不闻不问，直到他们丢了大半个江山也不知道还有这个金山。
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知道，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用蔗糖换取了日本海量的银和铜。根据日本的记录，从1648 年到 1683年平均每年郑氏集团都要用31艘船的蔗糖换钱，运送蔗糖的数量是每年至少 18000 吨。根据日本人咬牙切齿的纪录，从康熙元年（1661 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康熙坚持了这种贸易），日本人因为和中国人交易蔗糖流失了 1 亿多斤铜。郑氏集团因为有庞大的铜和白银，拥有庞大的军事支出，最多时可以维持四十万人的军队。郑家反清复明事业就是各国甜党大力推动的，甚至到了三藩之乱时爱吃糖的日本人都愿意和郑家一起反清复明(他们自然没安啥好心)。
反清复明的事业需要甜党支持，八旗入关的第一桶金就是江南爱吃人参补品的土豪赞助的。努尔哈赤家族最早可是16、17世纪中国最大的保健补品批发商，没有之一，因为竞争对手全被他们用武力干掉了。明末的土豪们相信人参可以续命、壮阳，愿意不惜代价烧钱买人参，晚明一斤左右的人参在辽东就可以卖到16两银子，在江南能卖到上百两银子，因为人参贸易每年有数百万两白银流向辽东。
白银大量涌入辽东不但增加了女真人的实力，也增强了女真首领的统治力。在人参贸易兴起以前，女真首领对于部落中人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女真家族之间爆发了家族仇杀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部族首领不能让整个部落的力量为自己的家族复仇。人参贸易兴起后，女真要想用人参换银子就必须紧跟自己的首领，因为只有女真首领手中才有明朝官方颁布的敕书，才可以带着他们到马市上交易。掌握敕书的女真首领就成了人参的批发商，也成了部众的主宰，女真首领的强弱也可以从敕书的多少来判定，努尔哈赤以前女真人势力最强的哈达部就有360道敕书。努尔哈赤手中有李成梁赏赐的30道敕书，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势力，他像毒枭争霸一样抢走了人参批发第一人的位置。
建州女真一共有500道敕书，也就是拥有500道人参批发凭证，努尔哈赤兄弟抢走了500道敕书，也就奠定了女真第一强者的地位。明朝辽东将领原本只想用敕书培养下线，没想到努尔哈赤成了整个渠道垄断商。在1609年明朝中止了人参贸易足足两年。想以此遏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囤积的十万斤人参彻底被废，他干脆就把人生贸易攒下的家底全部变成军费，将八旗军变成了抢劫、圈地集团。
八旗军当年靠人参贸易攒家底，郑成功靠蔗糖贸易维持军费，但决定胜败的关键还是盐业资源，多尔衮入关后就拿到了中原和江南的盐业，在资源消耗上占了上风。所以舌尖偏科不可取，甜党和咸党都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