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我教书的第五十个年头。在同事、好友的张罗下，编撰了一本纪念文集。最初的书名叫《一个陌生的熟人》，是想说说我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陈年往事。后来，胡经之先生和魏达志教授，写了一篇名为《究东西文明，行学术大道》的长文，读到的人都说好，并建议以此为书名。
国际著名印度学家郁龙余教授
书稿出来，在熟人之间传阅。有人读后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小语种出身大改行的人，居然当上了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而且还是在大师、大咖云集的南国荔园。后来又不忘本来，回归印度学研究，获得印度总统亲自颁授的“杰出印度学家奖”。印度国宝学者、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金德尔教授，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说：“郁教授充实了中印两国之间伟大的价值交流活动。在这些价值中，心灵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们想起了手持莲花、观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昼。”
对大家的谬奖过誉，我自不敢当。我认为，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晚成的“小器”。而且深知，任何人想做成功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都离不开机遇。我的机遇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谈谈那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夜晚。
郁龙余教授母校——北京大学
1984年，经过了十三年的两地生活，我已决心南下广东解决家庭两地分居困难。具体去哪里，广东的生活环境怎么样？这些问题总是萦回在我的脑海里。这年春节前，红四楼（备斋）有楼友告诉我：“中文系张卫东去年到深圳大学，这几天已回来，何不找他问问情况！”于是，在一个满天繁星的夜晚，我来到了卫东的宿舍。他的妻子刘丽川老师见到我就说：“我去串个门，你们好好聊。”显然，她是给我腾地方。
当时问的事，后来看都属幼稚可笑，什么广东话听得懂吗？物价那么贵，发的工资够用吗？卫东耐心地听我讲，然后一一作答。最后他说：“龙余兄，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就到深圳大学。你的两地分居问题，快则半年，慢则一年，一定能解决。”又说，深大的书记、校长十分爱才。“我这次回北大，除了休寒假过春节，还有招聘人才的任务。”
我和卫东原先并不熟。听了这几句话，山东人的耿直、热诚扑进了我的心。我说：“行，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去学校人事处问问，我的档案寄出没有。如果还没有，就不要寄了，等深大的调令。”突然，门开了。刘老师见我们还在谈，就说：“你们明天接着谈。”我一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就告别他们夫妻，顶着一天星斗回自己的宿舍了。
深圳大学——郁龙余1984年调入
1984年7月，我告别了学习、任教十九年的燕园，来到了新建一年的深圳大学。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参加了中文系成立大会。香港的饶宗颐、罗亢烈先生以及澳门的程祥徽教授等嘉宾亲临致贺。这样，我从一名印地语教师变成了中文教师。中文系所有的老师，国学研究所长汤一介先生，系主任乐黛云、胡经之，副主任封祖盛、张卫东等，非但没有看不起我这个大改行的人，而且处处支持、维护我。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老师鼓励我坚持印度学研究，做一个“中西印三通”的学者。其他老师也一样，都希望我在印度学研究上搞出一点名堂。每当我需要他们的帮助时，人人积极主动，义不容辞。
一天，季羡林先生来信，说他正在研究糖史，知道深大中文系正在研制《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些有关“糖”的古文字资科，支持他的《中华糖史研究》。我拿着信去找卫东，请他帮忙。他非常高兴，说：“季羡林先生消息这么灵通，说明我们搞的检索系统是有用的。”前前后后，他和他的研制组尽了极大努力，给了季先生很大的支持。季先生将此事写进了他的著作之中。我对卫东执着的科研精神，充满了敬意。除了《全唐诗》，他还领导中文系师生研制《红接梦》电子检索系统和《中华大典》。这是一项浩繁的研究工程，他常常披星戴月，没白天没黑夜的工作。
印度总统（前排右）为郁龙余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
卫东不但工作责任心强，而且非常有孝心。1993年起，我们都搬进新落成的深大新村。一切都好，就是没有电梯。过了几年，卫东的岳母说年龄大了，有点儿爬不动了。卫东一听，就在香港人开发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带电梯的房子。后来，这个小区的房价大涨，无意之中卫东赚了一大笔。有个熟人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对孝心的回报。
作为中文系的开创者之一，卫东对教学认真负责，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对学生关心爱护，让大家十分感动。说一句实话，深大中文系，包括以后的文学院,风气之正，堪称荔园楷模，有口皆碑。这里，有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封祖盛等老一辈学者的功劳，也有张卫东、章必功等年轻一代的奉献。据我所知，卫东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时，就对学生关爱有加。不但书教得好，而且班主任工作也做得上心扎实。对那些不怕吃苦，毕业后甘愿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同学，他更是热情鼓励，工作细致入微。他的这种作风，从燕园带到了荔园。一年暑假，他指导中文系部分师生，到贵州三都县考察学习。回校后，大家都说收获巨大，所见所闻，令人终身难忘。
郁龙余（左）向时任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席库尔卡尼赠送《梵典与华章》
1980年代以来，我国新办了许多大学。但是最成功、最具影响的，是深圳大学。她的三十多万毕业生，百分之八九十，都留在深圳创业。2018年，有一个全国大学创富榜，深圳大学名列榜首第一名。这份荣誉，主要是深大历届华业生创造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像张卫东先生这样，默默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老师的功劳。
年逾古稀之后，就爱回首往事，希望做好人生的扫尾工程。2020年，我把在北大就开始写的长篇历史小说《黄道婆》书稿又印了一稿，给章必功老校长送了一本，在扉页上写道：“在北大前辈学者中，助我最力者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及汤一介、乐黛云、胡经之诸师，在同辈学者中，助我最力者先生功推第一。有人说，一个小语种印地语生身的人，大改行到深大中文系，成为系主任、首任文学院长，真是中国当代的一个学术传奇。其实，传奇的缔造者，是先生和深大诸位同事及学生，我只是一个遵命者而已。现奉上《黄道婆》最新一稿，创作、修改了五十年，是一份迟交的作业，敬请指正。”
《季羡林评传》（郁龙余、朱璇著）中英文版
以上题签，说的是心里话，没有任何夸饰。必功在同辈学者中是助我最多的人，那末卫东就是助我最早的人。没有他，我三十八岁后的经历，就得重写。
郁龙余（左）赠诗著名油画家阎文喜（右）
【作者简介】
郁龙余教授，男，1946年生，上海人。国际著名印度学家，中国印度文学、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专家。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诸师，学习印度语言文学。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升讲师。
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1991年升副教授，1996年升教授。历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留学生教学部主任，留学生教学部和师范学院顾问。2005年至今，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包括：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等。
2016年12月1日，在印度总统慕克吉于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亲自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2019年11月，被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刘延东聘为该会顾问。2022年1月，被聘为《深圳社会科学》顾问(2022–2024)。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第四任会长(2019–2021)。
（图片由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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