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今天的西安寺庙，人们最耳能熟详的便是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卧龙寺、香积寺等等。但是明清之际，堪称西安第一寺的却是金胜寺。对于今天大多数西安人来说，金胜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没多少人知道西安还曾有过这样一座寺庙。
金胜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它本是由隋文帝杨坚赏赐给自己的第三子秦孝王杨俊的府邸改建而来。秦孝王府邸坐落于隋大兴城的弘德坊。
杨俊因从小受到父母崇佛的影响，也非常好佛。曾请求出家，遭到隋文帝的严词拒绝。杨俊的性格宽仁善良缺乏决断。在平灭南陈的战争中，因为不忍杀生而拒绝出兵。
虔诚崇佛的杨俊既然不能出家，他便把佛寺设在了家里。他把京师王府西半部分改建成寺院，称为济度尼寺。他还在京师兴造了延兴寺，在任并州总管时兴造了太原的开化寺。
到了隋炀帝大业元年，此时的杨俊已经去世。隋炀帝尊当时的高僧玄懿法师为太子戒师，并把 秦孝王杨俊府邸的东半部分改为道德尼寺，作为玄懿法师的驻锡地。
到了唐代，弘德坊改名为崇德坊。贞观23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唐高宗李治即位后，把济度尼寺迁徙到了安业坊的修善寺，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用来安置太宗出家为尼的嫔妃。然后又把济度尼寺隔壁的道德尼寺迁徙到了休祥坊的太原寺，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的别庙。唐高宗凤仪二年，灵宝寺和崇圣宫合并为一寺，改名为崇圣寺。
作为唐太宗的后宫嫔妃，武则天就曾出家为尼。《资治通鉴》里记载的是武则天出家入今天汉长安城范围内的感业寺，而宋代《长安志》记载的是武则天出家入的安业坊济度尼寺。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因此有一种说法，崇德坊即是武则天为尼的感业寺所在地。
唐代人对举办盛大筵宴情有独钟，而且特别注重节令和环境氛围，比如在唐代流行一时的“烧尾宴”。还有本来是一些传统的节令活动，往往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新活泼，比如盛唐时的“曲江宴”。隋唐时期，科举兴起，每年新科进士放榜的时间，恰好也是樱桃成熟的时节，为了庆贺新科进士的宴席便被称为“樱桃宴”。
而长安城崇德坊的崇圣寺便是一处设立“樱桃宴”的理想之地。皇帝在“樱桃宴”上会对近臣和新科进士进行敕赐。能得到皇帝赏赐的樱桃，被视为一种荣宠的象征，受赏的大臣还要写诗作文答谢皇帝，王维、韩愈、白居易这样的大文豪都写过。
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崇圣寺也未能幸免，加上唐末战乱，崇圣寺最终被毁灭。
明代天顺年间，西安府城西郭门外正西五里的崇圣寺旧址突然光彩浮腾，人们在此地挖掘出了药师佛玉像，就藩于西安的秦藩惠王朱公锡历时十三年在此地重建崇圣寺，建成后的寺庙更名为大崇仁寺。重建的大崇仁寺以规模宏大、建筑宏伟而闻名，寺内拥有五百罗汉塑像。
明清时期的西安府，设有两个附郭县，所谓附郭县，就是没有独立的县城而将县治设于府城或州城的县。西安府的东边为咸宁县，西边为长安县。从五行上来说，西方属金，而大崇仁寺位于长安县治之西。为了补长安县的金气，加上大崇仁寺后面有金胜铺和金胜亭，便把大崇仁寺俗称为金胜寺。
清朝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在其编订的《关中胜迹图志》中将金胜寺列为西安诸寺之冠，包括拥有大、小雁塔的慈恩、荐福二寺在内的多座名寺古刹，都要居于其后。然而金胜寺究竟是何等规模和模样，毕沅等人并未提及，他们的关注皆在建置沿革，对于殿宇和碑碣没有记录只言片语。
毕沅
金胜寺最大的荣耀是和一座石碑有关，那就是如今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世界四大碑之一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长安城中有两座波斯胡寺，一座是先在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后移布政坊西南隅的旧波斯胡寺，创立立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属于祆教寺；另一座是在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的波斯胡寺，这座寺庙属于景教。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至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寺，寺名为大秦寺。
景教在大唐传教150年后的唐德宗建中二年，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了一块石碑，石碑内容记载了记载了景教教义、礼仪，以及唐代前中期来自大秦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华传播景教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落成后，一直矗立在长安城的大秦寺中，直到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长安城佛教寺、僧遭到严厉打击，摩尼、祆教与景教等植根于外来人群的宗教更是遭受灭顶之灾。景教碑随着景教的衰败深埋在长安的地下。
明末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沉睡地下八百余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掘出土，当时有一为叫金尼阁的西方传教士正好在西安附近传教，有幸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对石碑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金尼阁
当时在大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获知这一消息后，争相赶来拓印，并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西安本地人怕景教碑被传教士盗走，便将其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交寺僧保管。
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自明天顺年间重建，历经四百余年不断营造的金胜寺，到了清咸同年间，金胜寺得有雄壮山门、高大院墙以及雄伟的庙宇建筑。而此时的关中地区战乱乍起，烽烟遍地，西安府坚壁清野，近城村堡也多不守。
四百余载的金胜寺，因院墙高大，可以坚守，庇护难民，忽然而成金胜寺堡。面对当时的战乱形势，金胜寺堡，弹丸之地，又岂能独存。最终坚守金胜寺堡的团勇和金胜寺一起湮灭在历史中。
金胜寺石牌坊
清末的1906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受聘于陕西大学堂教习，当他途径西安西门外的金胜寺时，看到的是寺内破砖碎瓦散乱堆积，仅剩门洞的山门以及山门外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建立的题有“祗园真境”四字的精巧牌楼，其间仅存的小殿宇，乾隆年间制作的白色大理石大水盘以及汉白玉石缸，还有破坏呈扇形的砖壁、花岗岩柱础、石碑五方。其中一方石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金胜寺废墟中的石缸
金胜寺毁于战火后，存在寺内的碑石却得以幸存，其后暴露荒野多年。清政府曾在各方的要求下，拨款白银100两命陕西官府建造碑亭对金胜寺的景教碑进行保护，但经过层层克扣，抵达西安的拨款仅有5两，地方官员只得草草建设，碑亭未能坚持太久即塌毁，景教碑又重回风吹雨淋的窘境。
西方人士一直觊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多位西方学者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
金胜寺废墟上的石碑，左一景教碑
一位名叫何乐模的丹麦探险家，那个时期活动于中国的所谓西方探险家和盗贼无二。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对这通石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下定决心要前往西安设法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至少获得一通精准的仿刻碑。
何乐模
何乐模到达西安后，经过各方暗访，最终打探到了景教碑的位置。他实地勘察了景教碑后，便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昱秀和尚拉近关系。何乐模赠送了昱秀和尚丝绸和放大镜等礼物。
金胜寺废墟
至于后世有些史料记载昱秀和尚接受了重大贿赂，这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何乐模向昱秀和尚透露了获取景教碑的计划，也未有实际证据证明昱秀和尚同意，两人签署的合约中，只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随何乐模前来的翻译，宁波人方贤昌居住。
何乐模到西安后，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陕西官府的密切关注。何乐模的计划是仿刻一块景教碑，然后和真碑调换，偷走真碑。虽然何乐模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但此事最终还是被陕西官府知晓。陕西的官员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人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偷梁换柱”。 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西安碑林。而何乐模最终把一块仿刻的景教碑运回了西方。
金胜寺山门遗迹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安全最终得到了保护，历经风雨之后终于抵达它最好的归宿。正是有前人的努力保护，我们今天才能由此得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见到这通国宝石碑。
秦人护景教碑
何乐模赴西安图谋景教碑的事受到当时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在一些档案和史料中遗迹当时的报刊和时人文集中均有记载。这一桩秦人秦官共护国宝的往事，为风雨飘摇的清末，增添了一道文明的亮色。
广仁寺中的金胜寺石缸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迁走后，已成废墟的金胜寺再无人记挂，逐渐消失于西安城的视野，渐而消失于西安人的记忆。
金胜寺原址唯一遗存
曾矗立于金胜寺数百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已成为世界四大碑刻之一，金胜寺的遗存乾隆汉白玉石缸也成为了西安广仁寺的镇寺之宝。而金胜寺只留下了一座由清代毕沅题写的石碑，静静地立在位于今天丰镐东路某单位家属院内，诉说着这里曾经是金胜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