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日，开国中将李作鹏去世，终年95岁；家人原定在1月17日举行追悼大会，八宝山殡仪馆也基本做好了准备；但在16日下午，家人却突然通知大家，原定在17日上午的追悼会取消，这是为何呢？
李作鹏“起”
李作鹏是江西吉安人，由于家庭贫困，李作鹏在长大点后，就开始到地里帮忙，李作鹏深知“识字”的重要性，在不忙的时候，就到私塾学习基础知识，虽然断断续续，但李作鹏聪明好学，很快就学会了不少字，可以进行简单的书信往来。
毛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后，革命思想迅速在周围传播开来，不久后吉安也建立了党组织，发起“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深受地主压迫的李作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是一个真正为贫苦农民服务的组织，因此参与到了党组织发起的农民运动。
1929年，出于革命发展的需要，“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到赣南一带发展；第二年春，毛主席在陂头召开了“二七会议”，决定攻打吉安。
李作鹏的家乡吉安，是当时赣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吉安行署的所在地，管辖着周围十余个县，且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反动派也派重兵驻守在这里，切断了赣江东、西两地苏区的联系；因此这里成为赣西反动派的“堡垒”，很多被红军打压的土豪劣绅，纷纷躲进吉安。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历时近一年，先后攻打吉安九次，前面八次均失败，直到1930年10月5日才拿下吉安。
红军攻下吉安后，建立了当时中国的首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随后，红军开始全面扩红，吉安的青壮年都以参加红军为荣，在红军的宣传下，短时间内就有七八千的青壮年参加红军，仅16岁的李作鹏就是其中之一，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在红军队伍中，像李作鹏这样的“红小鬼”有很多；虽年纪小，但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迅速成长；李作鹏也是如此，在闲暇之余努力学习军事、文化知识，常常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建议，李作鹏的行为，也引起领导的注意；不久后，调入中央军委工作，担任周恩来的机要员。
当时党中央距江西中央苏区有千里之遥，主要靠电报交流，李作鹏成为机要员后，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译电，专门译中央与苏区来往的电报；除此之外，李作鹏还在工作之余，学会破译敌人电报的技术，深得上级的肯定；见李作鹏虽然年纪小，但工作能力却十分突出，不久后就让他担任军委二局的科长。
李作鹏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军委毕竟是苏区的高级军事机关，李作鹏能在这里工作，也算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虽然无法对军委做出的决定发表意见，但这里可以了解到军委指挥战斗的方式，以及战斗的进程等；同时，李作鹏因为工作的原因，免不了与红军高级将领有交集，在不断地接触中，李作鹏学习到了很多本领，为日后的独当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红军主力达到陕北后，深知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重要性，毛主席决定办自己的“黄埔军校”，设立抗日军政大学。
创立学校就需要老师，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很多优秀的指战员都倒在了长征路上，上级领导考虑到李作鹏不仅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有知识有文化，便将其调到抗大担任队长，也就是在这里，李作鹏获得林彪的注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此改变了李作鹏的一生。
当时林彪担任抗大的校长，他发现李作鹏不仅业务水平强，而且性格自己比较相似，两人的话不多，且不张扬，都喜欢埋头干事。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红军三大主力改编成八路军，林彪改任115师的师长，并将李作鹏带去上任，先后委任为侦察科长、作战科长等要职，参与制定115师初期的一系列作战计划。
不久后，115师大分兵，李作鹏跟随罗荣桓到山东开辟根据地，他在眼睛也是在这里负伤的。
1939年夏，日本皇族出身长田敏江率一个大队，深入根据地腹地，准备突袭115师的师部。
长田敏江的军衔虽然只是少佐，但由于背景好，有资料显示，他是裕仁天皇的外甥，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实战锻炼”，所以驻中国的日军高层都对长田敏江很重视；来到山东后，日军抽调一个大队归长田敏江指挥，同时为让他进行全方位的“锻炼”，山东日军高层专门为他配备了一个炮兵和骑兵中队，以及伪军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连，组成“加强”大队。
在这种配备下，初来乍到的长田敏江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在伪军的开路下，长驱直入。
当时115师在师部驻地举行军民联欢会，突然接到报告后，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急忙组织群众转移，同时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商讨应对方案。
陈光认为，一定要组织力量将这股敌人歼灭，区区几百人就敢深入我根据地腹地，如不消灭，那无疑是助长日寇的嚣张气焰，根据地将永无宁日，虽然当时可以指挥的部队只有几个连，但陈光有信心，利用仅有的部队，加上有利的地形，采取“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方案，消灭敌人。
长田敏江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战法，之前在学校学过的战法突然不知道怎么灵活使用，犹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很快就中计；陈光指挥部队，趁着黑夜向敌人发起突袭，大败日军，指挥官长田敏江切腹自尽。
此战令日本皇族颜面扫地，为报复八路军，调集大军围剿凉山抗日根据地；陈光命令李作鹏率一支小部队掩护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大部队撤退。
在完成掩护任务后，李作鹏率部准备撤退；突然，阵地前落下两颗炮弹，随后就发出黄色的滚滚浓烟，李作鹏发现这和以前的炮弹不一样，一时间他眼前一片模糊，泪流不止，起初以为是日寇发射催泪弹，但事后才得知，这是敌人狗急跳墙，发射的毒气弹。
在发现不对劲后，李作鹏以最快的速度指挥部队撤离烟雾区；回到驻地后，李作鹏依旧泪流不止，且因为战地医院条件有限，只能先用药水反复清洗，左眼逐渐恢复正常，但右眼不仅不见好转，且还加重了病情，最终导致失明。
陈光、罗荣桓见李作鹏病情迟迟得不到好转，便特批他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北平看看。
李作鹏化装成一个商人，找到了一家名气比较大的医院；几个医生在经过会诊后，认为如果做“眼角膜移植手术”可以保住他的右眼，但或许是当时技术条件还不是特别成熟，最后手术并没有成功，李作鹏彻底失去了右眼，这也是后来他长期带墨镜的原因。
李作鹏晚年回忆：当时战争年代戴墨镜的人少，敌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一个军官，因此经常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
但即便如此，也不影响李作鹏后来在战场上的发挥。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和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块战略要地，派遣大量干部和主力部队挺进东北。1945年底，原山东军区司令带着一套指挥机构来到了东北，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指挥。
当时林彪正愁没有得力的干部可用，罗荣桓此举犹如是雪中送炭；见干部中有爱将李作鹏，心里十分高兴，当即下令让李作鹏留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部工作，担任参谋处长，协助刘亚楼的工作。
辽沈战役结束后，原本计划休息3-6个月的东野，奉中央的命令，率主力南下入关，准备参加平津战役，李作鹏的部队也在南下的序列中。
由于傅作义最后审时度势，宣布起义，古都北平得到和平解放，直接缩短了平津战役结束的时间。
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分被消灭殆尽，解放军的兵力达到数百万人，为方便管理，中央对部队进行统一整编，东北野战军改编成第四野战军，李作鹏的第六纵队改编成为43军，隶属于15兵团。
1949年底，四野抵达雷州半岛不久，就收到了中央要求一鼓作气解放海南岛的命令；李作鹏担任军长的43军是林彪手中的王牌部队，他亲自点将李作鹏，让其率部参加战斗。
从1950年3月5日开始，43军在李作鹏的指挥下开始分批偷渡琼州海峡，与琼崖纵队汇合，加强后续的接应力量。
17日，43军发起强攻，但行进到一半时，风突然停了，所以船只全部停滞在海面上；下面各部队的纷纷请示是否返回；但李作鹏下令：用槽摇、用浆划、只许进、不许退，退者军法严处。
43军就这样奋勇登岛，与40军里应外合，相互配合，没有重蹈金门战役的覆辙，胜利解放了海南岛，此战歼敌3万多人，而我军仅伤亡四千多人，这也成为李作鹏军旅生涯中最得意的一仗。
李作鹏“伏”
李作鹏一直是林彪倚重的左膀右臂，非常注重对李作鹏的培养；在解放海南岛后，在林彪的直接推荐下，升任15兵团的参谋长；不久后，又调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一、第二高级步校的校长，后来林彪离开中南到北京工作，也将李作鹏带去上任，推荐出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
林彪1959年出任国防部长后，地位进一步提升，李作鹏也跟着受益，出任海军副司令；尤其是1966年后，林彪的职务达到巅峰时期，李作鹏也升任海军第一政委，成为海军的一把手。
但成为“萧何”败也“萧何”；1971年9月，李作鹏的老首长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遇难，他听到消息后十分惊愕，万万没有想到老首长会做出这样的事，但也深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要结束了。
果不其然，林彪遇难后，李作鹏等人受到最直接的影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本兼各职，送进秦城监狱关押。
进入八十年代后，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秦城监狱关押的李作鹏被判有期徒刑17年；但因身体不好，加上早年曾受到日寇毒气弹的侵袭，在判刑后就被保外就医，刑满释放后被安排落户在山西太原。
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李作鹏过去的历史问题，在出狱后，要求他改一个名，但李作鹏坚决反对，最后上级反复做工作，李作鹏才同意改名，他给自己取了“李明”的名字，寓意着“明人不做暗事”。
在山西生活期间，组织上每个月给他发放350元的生活费，和三十年前被授予中将军衔后的待遇差不多，只是购买力远不如从前，但他还是很知足。
晚年时期的李作鹏一直在写回忆录，其中革命战争年代的有两部，“特殊时期”的有两部；当时有一位出版商找到了李作鹏，希望能出版他的图书，起初双方谈得很好，但最后出版商却说：“如果要出版这几本图书，可能要改名”。
“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李作鹏答道。
“如果不改名也可以，但得到海外出版，否则国内很难出版”出版商说道。
“不行，我是一个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在中国能出就出，不能出就给老鼠啃掉”李作鹏愤怒地说。
见李作鹏这么坚决，出版商摇首而退。
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因病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后，过去的上级、部下、战友纷纷打电话表示哀悼；同时，政府领导也来到了李作鹏的家里，在听取了李作鹏家人的汇报后，双方商议举行小规模的追悼会。
起初，李作鹏的家人在家里设置了灵堂；数日后，决定到八宝山租用场地，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因为规模不大，所以很快就将场所布置妥当，并通知了五六十个亲朋好友：17日举行追悼会。
一切都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着；但在16日下午，中央领导找到了李作鹏的家人，在经过商讨后，决定取消17日的追悼会，一切从简。
历史有时候像在开玩笑，以李作鹏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功劳，葬礼应该办得风风光光的，但由于在特殊的时期做了“特殊”的事，在去世后，一切只能“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