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母亲去世后，父亲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工作”
1960年，躺在病床上的赵瑛得知自己患上的是癌症，便郑重地对医生说“我的病已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
劝不动拒绝用药的母亲，儿女只好找来李克农，想让父亲充当说客。但李克农只是默默摇了摇头，谈到“别看你们母亲外表柔弱，但内心比谁都刚强，她决定的事情，尊重她的意愿吧。”
此时的李克农身体也每况愈下，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的一只眼睛已接近失明，做事情往往要付出比别人多上一倍的精力。之前都是妻子赵瑛一直在照顾他，而现在，却轮到这位将军同志每天在医院、单位两头跑。
6个月后，赵瑛病故。强撑病体的李克农无限悲哀，深情地称颂这位陪伴他44年的妻子是“母仪典范”。他找出一张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在照片的后面写下了一段话：
“此相片1940年摄于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不幸赵瑛同志于1961年病逝于北京医院，从此和我们永别了！”
儿女们怕父亲过度悲伤，便悄悄换走了母亲的遗物，包括一些常用的家具。没想到发现不同的李克农罕见的大发雷霆，要求一切布置及物品都必须按原样放好。李克农的女儿李宁曾在笔记中写到“父亲每天临睡前总要到母亲的床前默默地坐一会儿，而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他愈发地努力工作，只是想分散对母亲的思念。”
初次相识，一个落魄少年，一个红颜知己
1917年，张勋复辟，北京城里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在《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的李克农迫于局势压力，离京回芜。
想起刚离家时，书生意气，曾立志要实现“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的革命理想。而如今不到一年，却又惨遭现实的打击，落魄回乡。李克农困于心中落差，整天颓废度日。
不过因为李家在当地也是富裕之家，并没有指望这位小少爷有多大出息。父亲李哲卿给他安排了门亲事，对方是芜湖富商赵筱舫的独生女儿赵瑛，也是远近闻名的孝女。
对于这样的家族联姻，李克农选择了妥协，也知道自己逃避不了。1917年9月，李克农和赵瑛结为夫妻，这年他们都刚好18岁。
结婚之后，李克农却发现，妻子赵瑛并不像自己潜意识里认为的那样，只懂得礼仪孝道。相反，作为芜湖第一批考入女子师范的学生，赵瑛很早就接触过开放、民主的新思潮，眼界开阔。讲起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见解，甚至连李克农都自愧不如。
1926年，“五卅”惨案发生，上海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对进步学生痛下杀手，11人当场身亡。消息传遍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和工人纷纷罢课罢工。李克农心中的革命火焰再度燃起，带领芜湖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并在同窗好友钱杏村的介绍下秘密入党。
李克农经常召集一些同志在自己家中开会，商讨大事。每当这个时候，赵瑛总是一言不发地准备好茶水招待客人，然后到门外放哨。此时的赵瑛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人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家庭。但对于丈夫的事业，她从未抱怨，并主动卖掉了所有陪嫁品，把所得的钱物都用来支持处于低潮期的革命活动。
舍小家，成全大家，赵瑛身上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丝毫不亚于李克农。共同的人生理想，是夫妻二人最历久弥新的定情信物。
龙潭虎穴作伴，隐蔽战线的生死夫妻
1929年11月，李克农在昔日好友胡底的引荐下，结识了钱壮飞。这是一次朋友间普通的见面，却也是一段传奇历程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的历史将被改写。”
同年12月，李克农在组织的帮助下，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并成功取得了局长徐恩曾的信任。而徐恩曾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国民党中统的实际负责人。
在特务头子的身边潜伏，李克农承担的风险非常之大。但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更加“真实”，李克农写信让赵瑛带着两个孩子来上海团聚，一家人就住在徐恩曾家边上。李克农想让徐恩曾看到自己和家人都在他眼皮底下生活，彻底打消他的顾虑和怀疑。
赵瑛并不是党员，更不是特工。所以作为上海情报战线最关键一环的李克农，有很多行为和工作上的秘密都不能去跟妻子解释。
赵瑛虽然不知道丈夫具体在执行什么潜伏任务，但她很清楚，她要做的不仅仅只是像当年在门口放哨那么简单。在这龙潭虎穴之中，她必须扮演好一个国民党中层官员阔太太的角色，还要万分的小心谨慎，掩护李克农执行任务。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赵瑛承担的心理压力要远远大过李克农。身为一个母亲，她希望两个孩子都能过上平安的日子。而身为李克农的妻子，她又必须陪着丈夫虎穴作伴，做一对隐蔽战线的生死夫妻，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和孩子作为“人质”。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和现实，但赵瑛只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去平衡现状，没有跟李克农提出任何逃离这种高压生活的请求。
但1931年4月，赵瑛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出卖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万幸的是，在特务们开启抓捕行动之前，钱壮飞就截获了这一重要信息，并连夜派人告知了李克农。
李克农辗转联系上陈赓、胡底等地下党同志，让他们迅速组织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李克农来不及亲自去通知赵瑛，只能让朋友去到自己家中告诉赵瑛：敌人马上要进行搜捕，带着孩子躲一躲。
赵瑛带着两个孩子逃出家，到处东躲西藏，甚至在街头露宿。上海滩的特务全部出动，到处抓人，李克农的通缉令也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没有丈夫的音讯，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带着孩子的赵瑛也不敢贸然离开上海，只能一直流浪。
直到一个月后，乞丐般的赵瑛母子遇到了李克农的好友，地下党员宫乔岩，才终于在组织的帮助下护送回芜湖老家。夫妻二人都在得知对方安全的消息后痛哭了一场，生与死的别离之苦，足以打破一个最坚强的内心。
但此时的李克农因为接到前往江西苏区的命令，无法和妻儿团聚，只能写信告诉赵瑛自己会尽快回家去看他们。
然而李克农和赵瑛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足足长达6年之久。
风雨同舟
1937年4月，在参与南京的“西湖谈判”后，李克农搭乘快轮返回了家乡，与赵瑛团聚，并在不久后把妻儿都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从此之后，李克农无论去哪工作，都会尽量带着赵瑛，从武汉、重庆到桂林。也正因为这样，李克农没少遭到战友们的调侃“特工之王咋这么稀罕老婆呢？”
李克农是没领过兵、没打过仗的将军，但他承担的工作却是他人都难以替代的。长期的掌管机要情报部门，也让他身体极度疲劳。特别是在朝鲜进行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归来后，李克农视力出现问题，甚至一度难以阅读任何文件。
在家里工作的时候，都是赵瑛陪伴和照顾丈夫工作，充当他的眼睛和笔杆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克农曾感慨到“这枚军功章上也有赵瑛的功劳。”
在李克农大半生坎坷而辉煌的革命生涯中,无处不浸透着妻子赵瑛对他默默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而李克农也把他一生最炙热的爱情全部给了这位红颜知己。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见证了共和国最传奇的一段历史时期，他们也是最为忠诚、最为坚定的一对信仰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