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65年，拜占庭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查士丁尼一世带着他的不甘与雄心壮志离开了人世。而由他一手缔造的辉煌帝国也随着他的逝世而衰弱，世居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频频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发动叛乱，东方的萨珊波斯则对小亚细亚虎视眈眈，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原阿非利加总督之子希拉克略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610年，希拉克略率领部队抵至君士坦丁堡，时任拜占庭帝国皇帝的福卡斯被希拉克略斩下了头颅，随后便于贵族元老院加冕称帝，是为希拉克略一世。初登帝位的希拉克略当务之急就是要抵御萨珊波斯的入侵和斯拉夫人的叛乱，对于当时的拜占庭帝国而言，形势已经不容乐观，长时间的两线作战使得帝国内部的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为了避免帝国经济崩盘，希拉克略决定改革国内的土地关系，掀开了拜占庭封建改革的序幕。
一 从隶农制到村庄组织
隶农制是拜占庭帝国农业制度的第一个形态。早期的拜占庭帝国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主要是隶农和农奴，可以将他们理解成现代农业庄园的雇佣工人，但和雇佣工人不同的是，大多数隶农多为半自由民，这些半自由民大都是在战争及叛乱中破产的自由人和小地主，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拜占庭世俗贵族和东正教各大教宗，并签订极其严厉的依附契约，成为贵族们的专属隶农。
然而随着小农经济和军区制度的兴起，原有的隶农制度正在渐渐衰落，拜占庭帝国内部出现了基层的社会组织——村庄。和西欧封建制度依附于城堡的农奴村庄不同的是，拜占庭帝国的村庄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
村庄中负有财税义务的自由民和小地主组成了农村公社，农村公社负责统筹全村所有的农业活动，由地方政府选派行政长官对其进行管理以及税赋征收工作，法官会不定期地在某一地区的各村庄之间来回巡查，处理农民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各类纠纷。
二 军区改革与授田制度
漫长的战争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极大的军费负担，拜占庭帝国的财政状况已无法安置溃败的军队。为了节省开支，希拉克略一世颁布土地改革法案，允许现役士兵购置土地，并将未开垦的荒地交付军队使用，命军队自给自足，令其游离在国家财政之外，形成了特殊团体——兵农。而这些由军队控制的土地自然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新的行政单位——军区。
随着时间的发展，军区及屯田制度在拜占庭帝国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军区渐渐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内部的最高地方行政单位，军区实行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兵农及其后代只要在军中服役，就可以终身使用土地，而受军区管辖的兵农只需承担小额赋税，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授田制和军区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兵农的生产积极性，而灵活的土地交易也促进了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庭帝国税收大幅增加，从经济崩盘的边缘走了回来。
另一方面，军区制度所下辖的土地多处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兵农们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自然会在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中倾尽全力，毕竟和“身后就是君士坦丁堡”这种保护贵族的战争口号相比，“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这类的战争信条更能激起士兵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这也为拜占庭帝国击退波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军区与授田制度大大提升了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及军事实力，但土地间的自由买卖也为日后的土地兼并现象埋下了祸根。原本自给自足，兵农一体的基本制度因大地主的出现而消失。各军区长官利用自己军政合一的特殊权力将原本属于帝国直接管辖的军区变为世袭的半自治封地，原本由帝国政府直接征召的兵农成为了地方长官的私人部队。
军区长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大量原本记录在帝国户籍的兵农转到军区的自有户籍之中，致使拜占庭帝国人口统计及税务系统陷入到混乱之中，为日后军区势力尾大不掉，拜占庭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三 土地兼并与对应政策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军区制的自由买卖活动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产生，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大地主的出现削弱了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因此希拉克略、伊苏利亚、阿莫利和马其顿四个拜占庭王朝的统治者都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中。
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些手握重兵及地方行政大权的大地主是帝国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威胁帝国高君权的潜在反贼。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确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帝国与地方贵族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公元920年，马其顿王朝皇帝君士坦丁七世颁布了《土地法》，该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被大地主压榨的小农阶级，君士坦丁七世曾在元老院中痛斥大地主“如瘟疫一般降临在不幸的村庄，吞食百姓的土地，将村庄变为他们的附庸”。
《土地法》的颁布保证了小农与自由民阶级对土地使用的优先权，除了保障小农阶级的土地使用权外，《土地法》还涵盖了针对大贵族的税收新政，大幅度提高了贵族的纳税额度，且不能通过教职来进行免税操作，并减免破产小农及自由民的赋税和劳役。
而为了从根本上根除土地兼并问题，拜占庭帝国政府颁布了《土地买卖条例》，对土地之间的交易进行了极大程度的限制，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从小农阶级的手中获得土地，其中就包括继承、捐赠、购买及承租。这些法令虽然在明面上动摇了地方贵族的根基，但历经数代的发展，地方贵族以及军区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大贵族及地方势力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向帝国政府施压，元老院内部关于废除这些法令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言，过于严厉的反兼并政策有可能会激起地方贵族的叛乱，据相关史料记载，仅马其顿王朝统治期间，各军区和地方贵族的叛乱就已达到50余次，而拜占庭帝国本身也在长期的内耗中衰弱。
四 普洛尼亚制度
时间来到了1057年，小亚细亚地区大贵族科穆宁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的政变中被拥立为皇帝，是为科穆宁王朝的开国君主。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长年的内耗使得拜占庭帝国不是在平叛，就是前往平叛的路上。
公元1071年，被中原王朝驱逐多年的塞尔柱人突然向拜占庭帝国宣战，两军在曼齐刻尔特进行了一场决定未来基督教世界的关键战役，拜占庭军大败，时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被生擒，此战的失利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小亚细亚半岛以及亚美尼亚的统治权。
土地以及人口的丧失标志着原有的经济体制完全崩溃，拜占庭人引以为傲的军区制度在此战后消失殆尽，残存的兵农阶级被完全消灭。为了挽救濒临破碎的帝国，新科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洛尼亚制度。
普洛尼亚制，可以看成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变种，帝国政府将国有土地以及农村组织及自由民的下辖土地全部统一交由贵族进行终身监领。处在监领地上的自由民受到监领贵族的管辖，虽然仍享受所谓的自由民身份，但失去了迁徙其他监领地以及自主开垦的权力。
在普洛尼亚制推行的早期，监领地仍是由帝国进行分配，监领贵族无法只享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和实施，监领地由原本的贵族使用权转变为所有权，普洛尼亚制也正式蜕变为封建制，监领地逐渐转变为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公爵领地或公国。
五 结语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用大口径火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破之时冲入敌阵，并最终战死在城墙之下。持续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离开了历史的舞台。当我们翻开拜占庭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发现拜占庭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时代的土地关系进化史。
从隶农制到军区授田制，从军区授田到普洛尼亚制，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变土地关系制度，这里面既有锐意进取的创新改革，也有迫于形势下的无奈妥协，这背后隐含的是这个传奇帝国的兴亡史，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类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