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回国省亲，时年36岁的他早已是航空学权威，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五角大楼。
师从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钱学森曾跟随导师一起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导弹核武器研发工作——“曼哈顿工程”。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和导师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它的提出和证明, 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不过，事业有成的钱教授在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孑然一身，父亲钱均夫着急了。他想起了世交加同窗好友，近代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蒋百里家中五朵金花，三女儿蒋英曾经过继给钱家当女儿，后来蒋家实在不舍，蒋英又回到了蒋家，改作钱家的干女儿，也就是钱学森的干妹妹。
哥哥遇到困难，自然需要妹妹帮忙了。不好意思开口，还是老爷子来吧。
于是，钱均夫请蒋英帮忙给钱学森介绍女朋友。说是帮忙介绍，其实老爷子已经开始有所暗示了。不明就里的蒋英很热心，真的专为钱学森举行了一次欢迎聚会，并且邀请众多女性好友参加。
儿时的蒋英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父亲蒋百里“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让她学习钢琴。1935年，蒋英随父亲到欧洲考察，进入德国著名的冯·斯东凡尔德贵族学校学习。两年后，蒋英又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追求音乐的漫漫征途。
蒋英游学期间
欧洲的求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蒋英曾因战乱东躲西藏，和好友逃亡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后来又来到中立国瑞士的卢塞恩音乐学院求学。也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磨砺，培养出蒋英坚韧美丽的性格。
1947年，学成归来的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第一场独唱音乐会，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报界评论：“她卓越的歌唱艺术”使人们看到“中国一样有优秀的艺术天才，良好的资质和聪颖的头脑……”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她还是1944年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的女高音比赛冠军，世界各国的音乐家和听众都为之征服。
此时的蒋英，一样不同凡响，已从一个名门小姐成长为一名勇敢而坚韧的表演艺术家。
而就在那场音乐会上，钱学森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中，怀中揣着蒋百里访美时特地赠送予他的，蒋英的照片。
台上悠扬的歌声，激起了钱学森关于童年的懵懂回忆和航空专业以外的畅想神游……
然后，蒋英精心举办的欢迎宴会上，钱学森心不在焉。一起参加宴会的还有蒋英的妹妹蒋华，她回忆：“钱学森在聚会上完全被姐姐给吸引，根本没在意别人。”
后来，钱学森总算想明白了，得常去看望蒋伯母，关键是还能看看蒋英。但当蒋英得知钱学森的心事后，反而有些顾虑。
一位是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一位是未来的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跨界太大了。蒋英有些担心，彼此的专业相差太大而无法沟通。
蒋英回忆：“当时，他才36岁就是正教授了，很多人都很敬重他，让我和妹妹给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妹妹后来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坐在中间，不好意思地看我们给他介绍的姑娘。”
“他看我倒挺大方，但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后来，他老来我们家，说是来看望蒋伯母……再后来，他就对我说，你跟我去美国吧！
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咱们还是再相互了解一下，先通通信吧！
但他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我就‘投降’了。”
科学家追求爱情的方式和投身事业很相像，简洁而执着。后来，蒋英还颇为幽默地说：“没说两句，我就投降了。”
钱学森和蒋英结婚照
科学与艺术终于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满怀着理想与爱情的才子佳人喜结良缘。钱学森回忆：“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1947年9月，蒋英随着钱学森来到了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算是安家了。
新家陈设很简朴，二楼有一间狭小的书房，同时也是钱学森的工作室。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学森还喜欢美术，水彩画也画得相当出色。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不过，沉浸在幸福中的蒋英怎么也没有想到，美好恬静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三年后，一场剧变来临，八年的美国生活竟有五年处于软禁之中。
……
钱学森回国探亲之际，引起国内各界关注，尤其是给科学界带来极大自信心。当年《世界交通月刊》第3期《交通人物——钱学森》称：
“钱君短短十年中，已大有贡献于航空科学。蔚为国光。现仍在继续努力，孜孜研究，将来成为航空界之巨擘，可操左券：我国航空专业方在创设，将来钱君返国任职， 对于国航前途上之贡献何可限量。”
国民政府也曾经开出各种优厚条件邀请钱学森回国，甚至安排《申报》公开报导“据可靠方面获悉：国立交通大学新校长人选，教部内定校友钱学森继任……”。
交大是钱学森的母校，回母校当校长，亦是莘莘学子的无限荣光。而钱学森果断拒绝，并对父亲钱均夫说：“归国效劳，是其素志；这种政府，断不能存在于人世间。”
钱学森虽未接受母校校长之聘，但他利用回国之际居间联系，为母校从美国购置风洞，对母校和国内航空科学的发展亦起到推动作用。
时间来到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后，钱学森和蒋英按捺不住心中的欣喜，开始准备回国。
那时蒋英正好身怀六甲，钱学森对妻子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其实，早在1948年，钱学森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希望，就已经悄悄开始准备工作。他先是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后是请辞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正当钱学森夫妇的回国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意外发生了。1950年，美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麦卡锡主义盛行，全美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人的浪潮。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办公室，指责钱学森的朋友、加州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组织的一次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
此时的钱学森，已由麻省理工学院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也就是传说中的“戈达德教授”职务。
（小知识：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是由丹尼尔·古根海姆基金为推进航空发展而成立的，中心旨在培养未来航空的领军人才。
为纪念美国“火箭之父”罗伯特·戈达德，中心主任均被任命为“戈达德教授”。
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职位，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学森在航空界已名声鹊起，但是直到1948年他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时，才引起美国媒体关注。）
在调查局拿到的小组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人，始终无法核实身份。他们把怀疑的目光盯向了钱学森，指控他化名约翰·德克尔，其实是非法入境的共产党员。接着，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钱学森非常气愤，不过他也明白，是时候离开了。钱学森预订了飞往香港的机票，把行李打包，办理了托运。
不过他无法悄然离去，他还需要去五角大楼见一个人。谁呢？就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他是钱学森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军方主管领导。
作为光明磊落的顶尖科学家，一方面，钱学森要向金贝尔表达对不公正待遇的质疑；另一方面，动身回国，钱学森需要向他照会。
金贝尔十分紧张，如此杰出的科学家，怎么能离开美国！那番对钱学森一生影响巨大的话语脱口而出：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的中国去！”
在现在看来，这无疑是对钱学森的认可和褒奖，当然，褒奖的力度还不够，远远不止5个师！
但在当时，对一心回国的钱学森夫妇的伤害是巨大的。从此，美国当局对他的各种迫害接踵而至。
机场传来消息，他准备托运回国的木箱被海关扣留了。接着，美国当局通知钱学森：不得离开美国，因为行李中携带同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
无奈之下，钱学森和蒋英只得把飞机票退了，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此时，他们的周围，已经布满联邦调查局的眼线。
不久，莫名的迫害来到了顶点。9月7日，移民局的人突然来到钱学森家里，进行了搜查，并以莫须有的“参与背叛和颠覆美国组织活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特米那岛的监狱。
特米那岛是太平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十分荒凉，中间是石油探井架起的一所阴森可怕的牢房，外面是滔天的海浪。
室内，潮湿阴暗，钱学森被关押在这里，同牢的犯人中，多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这些犯人口操西班牙语，钱学森与他们之间语言不通。
被关押的前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白天，要接受无休止的审讯；夜里，每隔十分钟，牢狱看管便打开一次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眼睛，不准睡觉。
丈夫莫名被关押，坚韧的蒋英一边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一边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四处奔走呼吁。
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和当时远在欧洲的冯·卡门教授闻讯后，也都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
冯·卡门教授回忆：“由于我与华盛顿关系密切，钱认为我本可以为他做得更多。但可悲的事实是，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一旦开始，个人即便有最强大的支持也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最终，经过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司法部的协商，司法部同意钱学森被保释，条件是1.5万美元保释金。
狱中的迫害给钱学森带来巨大的阴影，回到家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别人的问话，也只能用点头摇头作答，过了很久，他的语言能力才慢慢恢复。
钱学森回忆：“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离开监狱的钱学森并没有脱离困境。从此，钱学森一家长期处于被监视、盯梢状态。美国移民局要求钱学森每月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并且不准离开他所在的洛杉矶。
仅1953年3月至1955年9月间，钱学森就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报告思想情况和行踪共计31次。
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直监视他，以检查为由，不定期闯入他的研究室和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了严密监控。
期间，美国当局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无理指责，钱学森不卑不亢，一一还击。
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后，突然发难：“你是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的回答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整整五年，钱学森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但是，这种变相软禁的生活，并没有磨掉钱学森夫妇返回祖国的意志。
在那漫长而痛苦的近两千个日日夜夜里，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也为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与捣乱，他们租住房子都是只签1年的合同，5年之中他们搬了5次家。
蒋英回忆那段生活时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使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 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动手。 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
“那几年，我们家里摆好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 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无休止的禁锢生活就这么煎熬着，终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带来了转机。
1955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软禁已经历时4年零8个月，蒋英打电话到中国城买菜，并请店家送到家里来。
很快，菜送来了，菜篮子下面垫着一份《人民画报》，里面有一张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还有一位钱学森夫妇很熟悉的老人——陈叔通。
陈叔通，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杭州知府创办的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副监院，也就是副校长。任副监院期间，他有两个学生，钱均夫和蒋百里。这位老先生就是钱学森和蒋英儿时的“太老师”。
钱学森曾在“陈叔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说：“……这样隆重的纪念集会，蒋英同志和我能够来参加，我们非常感谢，因为我们从小就非常敬重叔老……我确是后辈，多从少小时见到叔老就称太老师。”
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钱学森和蒋英高兴极了。他们想，向身为副委员长的叔老求助，应该能够得到祖国的支持 。
思量已久，钱学森开始提笔求助。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
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
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
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
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钱学森亲笔信
信写好了，怎么寄出去呢？钱学森一家长期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中，他们的电话、信件，都要受到严格审查。而且，陈叔通的通信地址，钱学森和蒋英也不知道。
处处受制于人，怎么办？这些困难绝对难不倒这两位人杰。
风雨吹打，能消磨山岩的锋利，却磨不去他乡游子的报国之志；岁月流逝，能改变河流的方向，但动不了莘莘学子的报国丹心。
一位学识超群的科学家，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们的聪慧的大脑，绝不仅仅限于所学的专业。很快，夫妻俩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写信的过程，思虑良久；寄信的过程，惊心动魄。
蒋英回忆：“寄到中国是不可能了，只好寄到比利时。我们就开车到黑人居多的超市，悄悄地把那封信寄出去，特务不会检查到那里去。”
信写好后，蒋英用左手模仿小孩子的笔迹，写了一个信封。接着，钱学森和蒋英假装到一家餐馆用餐。
为了逃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钱学森故意伫立在餐馆门口而没有入室就座，由蒋英借上洗手间之机会，给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寄了一封信，请她转给陈叔通，信内就有钱学森的亲笔信。
天遂人愿，这封信如愿以偿地寄到了在比利时生活的蒋华那里。
不过，蒋英认识陈叔通的时候，蒋华还小。收到信时蒋英并不知道陈叔通是谁，也不知道该把信寄到哪里，只知道姐夫一家急需援助。
但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蒋华还是熟悉的，于是决定把信转寄当时住在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的钱均夫。
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蒋华曾动情地说：“我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事情就是帮我姐夫回国。我姐夫回国前，三姐常常写信说他们像是笼子里的小鸟，出不来。当时我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我收到姐夫的信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我不知道陈叔通在哪里，就把信转给他爸爸。他爸爸又将信转给陈叔通。我说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看他回国后做了那么多事情，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帮这个忙。”
收到信后，陈叔通拆开一看，有一张香烟纸，末尾的署名是“钱学森”。读完来信，他心头一震，觉得意义重大，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并把信呈送到周恩来手里。
看了这封信, 周恩来很高兴：“这真是太好了!”
原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周恩来就很关注钱学森。1949年5月15日，周恩来曾委托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葛庭燧写信：
“……钱学森先生，想您认识，否则请打听一下。北京当局很希望他回来……他能回来最好，拜托拜托。”
而在钱学森和其他一些留美科学家被美国无理阻拦时，在中国，也有一批急于返乡的美国人。不过他们滞留的原因和身份，大不一样，有的是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的侨民，有的是侵犯中国领空被依法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但同样的是，美国政府也很想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
于是，中美关于两国侨民等问题的谈判，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就已开始。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达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大使，大度地作出让步，率先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中国政府释放被扣押的4名美国飞行员
但美国人没有诚意，一边无理拒绝，一边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谈判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始终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为借口，丝毫不让步。
正当周恩来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钱学森的求助信出现了。周恩来当即作出周密部署，很快，这封信由外交部火速转给了王炳南。
1955年8月1日，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信件当场宣读，约翰逊顿时哑口无言。他立即要求休会，并请示美国国务院。
当时英国和印度等国都比较关心中美关系的疏通。在会谈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特别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他转告印度政府：
中国早就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现在已经是适当的时机，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这样也便于梅农外长在日内瓦推动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希望告诉美国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响应。
中国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立即轰动世界。各国记者纷纷发表评论……
这样，在各方努力下，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在1955年9月10日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国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协助中国和美国平民返回本国。
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获知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后，《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看法。
《纽约时报》引用五角大楼某官员的抗议说：“用十一个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就像用十一个平民交换四个装甲师。”
《洛杉矶时报》认为：“麦卡锡主义剥夺了曾经为美国服务的美国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
《芝加哥论坛》评论说：“如果在1950年钱学森有什么可以给红色中国的，那么现在他对他们更有价值。也许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可以证明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远远多过他从我们这里学到的，这个案件很荒唐。”
美国媒体说的没错，在被软禁的五年，钱学森安下心来，转变研究领域，最终完成了经典著作《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册《物理力学讲义》。连老师冯·卡门都称赞道：“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此时的钱学森比五年前更能帮助祖国发展。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号邮轮，踏上归国的行程。
钱学森一家回国
9月18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喷气推进科学家回到红色 中国——钱学森博士结束了在美国长期又值得尊敬的职业去帮助自己的国家。”
钱学森的归来，也给美国媒体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每当中国航天发展有突破时，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报道并联想到钱学森。
他的导师冯·卡门十分感慨：“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
在钱学森回国的告别宴上，冯·卡门问他：“中国这么落后，你回去难道种苹果吗？留下来吧，你将大有作为。”
对此钱学森笑着回答：“如果祖国需要，我种苹果也不是不可能的。”
话别时，冯·卡门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到你的祖国效力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是的，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