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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文化丨我与文学丨陶灵:文学的真善美与行

上游文化丨我与文学丨陶灵:文学的真善美与行

文学的真善美与行

陶灵

我大约十二岁。一个星期天,在同学小云家玩耍时,他爸爸问:“你和小云俩个,哪个的成绩好些?”

“有的功课小云比我好,我有的功课比他好。”长辈关心学习,当然我很认真,在心里做了一番比较后,诚恳地回答:“他数学比我好,我语文比他好……”

小云的爸爸遇见我父亲,说:“你儿子滑头,既不说别人差,又不贬低各人。”父亲回家说起这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怎么在同学爸爸的心里成了“滑头”?

后来明白,小云爸爸见我去家里玩,因与我父亲相识,作为做长辈的礼节,随意问了一句,算是打招呼。按他的逻辑,我当时要么谦虚地说小云成绩比我好,要么自夸,没料到我会出现第三种回答。

其实父亲并没有责怪的意思,我却闷着不语,他便安慰道:我相信你说的。

父亲的安慰,坚定了我一辈子说真话的信心。

我是听着龙门阵长大的。小时候听大人摆,把一颗夜明珠和一个铜钱放进瓦坛里,过一夜,满坛子都是铜钱。放什么变什么。每次下雨前,天上要掉下三百六十五颗夜明珠,半个时辰内没被捡到的,就钻到地下去了。

那多可惜啊!每次快要下雨时,我盯住院子的地面,希望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闪闪发亮的夜明珠。姑妈捂着胸口说:“不是随便那个都捡得到的,要把良心放到当中的人才行。”

那天,屋上的青瓦被打得嘣嘣响,天上噼里啪啦落下好多颗白亮亮的夜明珠。我一下子跳到院子里,捡起一颗,摊在手心,亮晶晶的有豌豆那么大,兴奋极了。可还没等我放进坛子里,突然变成了小水滴。我伤心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姑妈哈哈大笑着说:“那是雪子儿。”

夜明珠的梦破灭了,“要把良心放到当中”我记着。

乡村盛夏的夜晚很美,微微的夜风吹来,如凉水一般爽人,堰塘那边传来阵阵青蛙有节奏的呱呱叫声,不时飞来几只亮晶晶的萤火虫,在头上飞舞。

有一天夜晚歇凉的时候,姑妈抬头望天,月明星稀,说:“月亮不能用手指,指了,晚上会下来割你的耳朵。”我有点不相信,问:“把门关紧点,也能割吗?”

姑妈回答:“你看它很薄很薄,像一个大圆饼,能从门缝儿钻进来。”

有一次,我背着姑妈,悄悄地用手指了一下月亮。指后,忽然害怕起来,慌忙躲进屋里,双手蒙住耳朵,钻进盖毯里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用手一摸,哎,怎么耳朵还在?我心里暗自庆幸。

大概是到了冬天,我把这事告诉姑妈,她把我搂进怀里,哈哈哈大笑起来……

很多人说这是迷信故事,我却认为很美,写成一篇小散文《指月亮》,刊发在《中学生文艺》创刊号。1991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第四册《阅读》收入《指月亮》。

手机铃声响起,我接通后,里面的人小心询问道:“你是陶灵吗?”一个多年没音讯的朋友打来的。她感叹,这么多年了还在用这个号码。她翻旧物,在一个电话号码本里看到我名字,试着拨了过来。

当年“南巡讲话”后我就辞职“下海”,做了“老板”。1996年12月,花七千多块钱买了第一部手机,139开头的数字电话,优于当时“富人”身份象征的模拟电话“大哥大”。一般情况下“老板”的手机有两个特点:号码经常变换;年关时多处于关机状态。其原因不言而喻。

我这号码用了整整二十五年,从不关机。因为心里坦然,拍起胸膛宣称:当“建筑老板”二十四年,从没拖欠过“农民工”(包括所有人)一分钱工钱。当然,也有困难的时候,我把车和商业门面卖了,绝不拖欠。

除了学习写,学会“行”更重要。

悲与喜

十七岁后的第二十天,即1981年12月26日,我们地区的《万县日报》发表了我第一篇文学作品,五百来字的小小说《冬冬》。那个时候邮车很慢,当天的报纸送到我们县上读者手里时都是在第二天早上。同事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在云阳县商业局办公楼室内天井临时搭设的灵堂里,我正为早晨去世的父亲守灵。

深夜,我摸黑去了一趟我单位办公室,大约有一公里路。找到这份《万县日报》,从头到尾读了三遍。然后折好,放在衣服口袋里。第二天,在火葬场等父亲骨灰的时候烧掉了这张报纸。

极悲极喜的事巧遇在同一天,改变了我少年时的人生。但没能改变我人生中的真善美与行,以及心目中的文学。

四十年后,2021年6月3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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