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近代史，不可不谈黄兴，谈到黄兴，又总是让人忍不住为他扼腕叹息。
黄兴和孙先生曾经并称“孙黄”，堪称“近代双杰”，颇受革命党人的尊敬和爱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先生却逐渐被边缘化，逐渐被人刻意遗忘，逐渐消失在那个历经风雨却仍在鼓励他们砥砺前行的舞台。
黄、孙二人虽然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而联手，但实际上二人终究不是一路人，所以终究会有分道扬镳的那一天。
黄、孙的合作始于同盟会，终于中华革命党。
1894年，孙先生在上书李鸿章无果之后，远赴美国檀香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
1903年，曾经的“秀才公”黄先生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假以30岁生日为由在家宴请宾客，随即和宋教仁、陈天华、章士钊等人组织成立了华兴会。
1905年，黄、孙所领导的华兴会、兴中会以及别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一同组织成立了同盟会。
可是，谁当总理呢？孙先生自然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黄先生威望也不低于他，当众人想要投票决定的时候，不料黄先生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只见他肃然说道：“察同人之意，总理一席，属意孙公，可省手续，不必投票。”
为了革命，自己人又何必争个长短？
黄先生放弃这个机会，并不是说他争不过孙先生，他只是不想让自己人陷入争权夺利的境地之中。
所以，他甘当别人的垫脚石，既然同是为了革命这一理想，自然得有人作出牺牲，此后他也始终拥护孙先生的领导地位，没有过取而代之的想法和举动。
实际上，黄先生若真想取孙先生而代之的话，绝对轻而易举。
人人皆知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可又有几人知道，黄、孙二位先生在此间所扮演的角色？
辛亥之时，黎元洪原为清军将领，非革命一党，虽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却也自知根本不可能让革命党人服从于他，也不可能领导他们革命，遂主动将军权交给了黄兴，由黄兴率领革命军抵御清军。
也正是因为黄兴的苦苦支撑，革命军没有被清军迅速打垮，这才换来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然而此时的孙先生却远在美国，有人说他当时是在筹款，也有人说他是在刷盘子，究竟如何，也唯有孙先生自己明白。
所以，此时孙先生的威望远不及黄先生。
只是黄先生终究是个磊落、厚道之人，当众人敦请他赴沪“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然后“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的时候，他却说不行，“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
黄兴为什么不肯担负起组织政府的重任呢？
陶成章和章炳麟曾试图拥护黄取代孙，但黄始终不肯，当时陶成章便抱怨说“惟彼一力袒护孙，真不可解”，这一次黄兴给出了答案：
“孙先生是同盟会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相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他只是不想让孙先生和他之间生出嫌隙，从而破坏团结。
所以，他一直等，等到孙先生回国了之后，再由孙先生赴宁组织成立临时政府，迟迟归来的孙先生这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居于临时总统一席。
只可惜，孙之威望终究不如黄，众人也习惯了向黄汇报工作和商讨，所以孙虽为临时总统，奈何却仍是“诸事由克强作主”的局面，“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
不论黄先生再如何谦让和厚道，孙、黄之间也已经产生了难以缝合的裂痕，后来黄先生少被人提及，自然也有此间因素所在。
为了能突出孙先生在辛亥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也唯有委屈委屈黄先生了。
1913年发生了一件事，让黄、孙二人的合作走到了尽头，从此之后二人分道扬镳。
当时，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人刺杀身亡，孙先生闻讯后急忙从日本回国，随后想以武力讨袁，但是黄先生此前有过领军经验，自知打不过袁，所以主张以政治手段为宋讨一个公道。
然而孙先生却不肯松口，坚持以武力讨袁，黄兴不想伤了孙的颜面，也为了维护孙的地位，只好全力支持，奈何最终仍为袁所败，革命党人纷纷出逃。
孙先生后来将讨袁之败算在黄先生的头上，意有所指地斥责黄先生不听从指挥，从而导致一败。
随后，孙又趁机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凡入之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于他，黄先生岂能同意如此“独裁”之举？显然不能，但是黄先生因为不想破坏团结，所以只好选择成全孙先生，自己孤身一人出走美国。
黄先生绝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走，几乎等于是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孙先生威望渐起，又视他为威胁，自然不可能再留一席之地给他。
黄先生也就因此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孙先生有意不提他，谁又敢为黄先生邀功？
黄先生病逝之后，章炳麟先生亲书挽联：“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黄先生一生所为，当为一代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