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将新四军军部以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分成三个纵队，奉命开始北移。
起初基本一路顺利，但当1月6日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埋伏多时的国民党军袭击；由于叶挺、项英等新四军主要领导，在开了7个小时的会后，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失去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第二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32集团军向新四军发起进攻，经过多日的浴血奋战，新四军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加上一直得不到中央的有效指示，新四军又失去在星潭突围的机会。
14日，饶漱石考虑到叶挺在第三战区有很多故交，建议其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但叶挺下山后，不仅谈判不成，自己也身陷囹圄；见迟迟不见叶挺归来，饶漱石预感到一定是出事了，便组织部队拼死突围。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等一行人在山里与敌人反复周旋了一两个月；3月12日，几人在赤坑山上的蜜蜂洞落脚，但连日的转战，使军部的副官刘厚总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见项英身上带着几根作为军费的用了金条，遂起了歹意，趁着深夜大家熟睡，开枪杀害了项英、周子坤，带着钱财下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
项英这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没有牺牲在冲锋的路上，却倒在了叛徒的枪下。
项英是湖北江夏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项英就已开始领导工人运动，在党内的资历很深。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苏区的根据地日益减少，党中央机关以及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临行前，成立了中央分局以及中央军区，由项英担任书记以及军区司令兼政委，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这也为项英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34年10月初，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开始集结，项英指挥红24师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严密封锁消息，掩护主力的集结；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英随即领导留守部队，转入游击战争，这一打就是三年。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在这危急时刻，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敌；根据双方的协议，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三大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
但新四军的领导人选，双方迟迟未能敲定，最后蒋介石单方面做出决定，任命已脱党多年的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同年秋天，叶挺到达延安，面见了毛伟人，表示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至此，党中央也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并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由于叶挺并非党员，因此按照规定不能参加党的活动，也无法查看党的机密文件；但项英考虑叶挺的尴尬处境，为方便工作，及时主动将党中央的决策通报给叶挺。
即便如此，两人不同的经历、性格、作风，势必会在日后的工作中，产生很大的矛盾；而身为军长的叶挺，也感到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军长，并没有太多的实权，导致他多次出走，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反复劝说下，叶挺才重新回到了新四军。
也正是这些矛盾，当新四军被包围在茂林时，意见一直无法统一，错过了最佳的突围时机，致使新四军遭到重创。
那么，项英不幸牺牲后，留下的两个儿女，后来过得如何呢？
项英的长女是项苏云，1931年在上海出生；在项苏云出生前，父亲项英已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名字还是教育家陶行知给她取的。
1938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在淮安读书的项苏云辗转来到了延安；不久后，项英奉命到延安开会，这是父女第一次相见，一共呆了12天；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项苏云后来回忆：父亲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给了我。
项英在开完会后，便告别了儿女，继续前往抗日前线杀敌；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牺牲后，项苏云并不知情，直到1945年才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
1948年，项苏云被中央派到苏联学习纺织，回国后长期在事纺织行业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
项英唯一的儿子是项学诚，与姐姐一样，与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作为烈士的子女，项学诚长大后投身军营，曾是海军北海舰队的高级军官，但遗憾的是，项学诚在1974年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