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豫观影团
来源：鲁豫有约公号（lyyy_scn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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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下午，鲁豫观影团受IM两岸青年影展之邀，在平潭海岛客厅举办了一场电影分享会——
IM两岸青年影展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卫视发起创办，福建省电影局、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海峡卫视、东南卫视、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承办，两岸企业家峰会现代服务业及文创小组为支持单位。以扶持两岸高校青年影像创作力量为目标，集短片推优、论坛、展播、大师班于一体。
今年是第二届，11月18日开幕。1376部参赛作品，全球290所高校参与，50部作品入围。创作者视角极其多元，本次影展的评委们称其“显示了青年电影创作人开阔的视角和成熟的表达能力。”
影展评审委员会主席王小帅说，“电影人的可爱之处，在于其勇敢，甚至野蛮，不顾世俗的约束和世人的眼光，直面内心的情感，无谓地用影像书写。”
鲁豫观影团此次作为IM两岸青年影展的特邀版块“海风传递青春·鲁豫平潭有约”来到海岛平潭，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办活动~
这一次为影迷准备了分享会纪念票根——
还定制了明信片——
大家可在观影后写下自己的青春故事——
现场，鲁豫与影迷一起观看纪录片《九零后》——
影片主要围绕西南联大学子的采访记录展开，在一群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老者们的青春回忆里，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这所特殊大学的精彩校史，看到当年那一批又一批流亡的读书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如何抵御外辱、反抗强权、捍卫理想与自由，也看到这群“九零后”联大学子所创造出的群星闪耀的时代。
纪录片里，“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院士说，“校歌里边有‘中兴业，须人杰’，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中国民族伟大的复兴，能够为富国强军出力。”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相信这不仅仅是王希季院士的心声，也是当年所有西南联大学子的志向。如今西南联大虽已不在，但它的精神却从未消逝。
当天前来参加分享会的影迷里，就有一位特别的观众，他是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的博士余伟军，目前主要研究百香果和铁线莲的相关课题，已经申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七个新品种，其中多个品种已受到国际铁线莲会长的认可，并在国外进行推广。
余伟军是90后，他看完《九零后》说，影像里那些前辈们坚持梦想和报效祖国的精神让他深受鼓舞，要以他们为榜样，他相信自己也可以做一个“好种子”，希望能让自主培育的铁线莲新品种有一天开在全世界的花园中。
观影当天，余伟军还带来了他培育的铁线莲种子，作为一份小礼物送给在场所有人——
活动现场，我们还请到当地的“海岛乐队”为大家演唱《送别》《迢迢长路联合大学》——
映后，鲁豫分享自己对于《九零后》的一些观影感受，并和诗人、导演、文艺评论家秦晓宇先生一同聊了聊关于这部纪录片的幕后故事。
——鲁豫聊电影——
《九零后》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看电影，这是鲁豫观影团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办活动，所以特别谢谢IM两岸青年影展以及《鲁豫有约一日行》第七季的赞助商燕之屋。
来之前，影展主办方给了一个片单，让我选一部电影，我当时就选择了《九零后》。选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这样一部纪录片，由十几位平均年龄95岁以上的长者讲述一段发生在7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会不会让今天现场很多95后甚至00后产生不了任何代入感？我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相信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青春的内核都是相同的。
我个人对于西南联大那一段历史，对于影片里提到的所有灿若星辰的名字，既熟悉又好奇，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太高也太远，仰望都未必能见，甚至很多名字仅存在于书里。
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大家，我只见过两位，其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几年前在香港机场等行李时遇到过他，当时杨先生就坐在旁边，我鼓起勇气，很冒昧地跟他打招呼。杨先生未必知道我是谁，但是他非常友善，很耐心地跟我聊了几句，然后他的太太翁帆拎着行李走过来，两个人跟我道别。
另一位我有幸采访过。应该是2017年初春之时，我跟团队在北京采访了许渊冲生生。
要知道，在西南联大这个伟大的群体里面，有一个小群体对于像我这样学外语的学生来说，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
影片里我们看到的许渊冲先生、巫宁坤先生、刘缘子先生、杨苡先生，提到的王佐良先生以及没有提到的许国璋先生等人，都是中国非常优秀的翻译大家。所以我去采访许渊冲先生时，其实是带着一种“小粉丝”的心态。
2017年，鲁豫采访许渊冲先生
老先生记忆力之强让我惊叹。他问我：“你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我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毕业的。”他说：“那你认识金荣景吗？”我说：“那是我的老师，大学教我翻译课的。”他说：“哈，他是我学生。”
那一刻，我觉得历史真的很神奇，许先生的学生后来成为我的先生，我会莫名地感觉自己好像也和“伟大”产生了一点联系，内心觉得很温暖，很神奇。
许先生还问我：“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翻过毛主席的诗词？”我说：“我们还到不了这个水平，只翻过毛主席的讲话。”他就像个小孩一样，开始跟我讲当年他怎么翻译“不爱红装爱武装”，说“当时我翻译得非常好，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我觉得太牛了，因为翻译讲究“信达雅”，他那句已经是“信达雅”的最高境界。“To face the powder”——直面硝烟，直面战火，就是“爱武装”；“not to powder the face”——不要在脸上涂脂抹粉，就是“不爱红装”。他不仅仅是把这句诗的意思传递出去，连“红装”“武装”之间的那层谐音，还有整句诗的语法、对仗工整、所有的精妙也全都还原出来，这太厉害了。
那时候的许先生比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样子更挺拔一点，他住在北大一栋老楼里，六楼，没有电梯，老先生有时会自己上下楼，天气好的时候还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里面晃悠一下。
许先生的房间非常狭小，里面到处都是书。他知道我是学外语的，就说“我还在翻译莎士比亚。”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感动。
老先生真的很伟大，他完全不在意现在这个时代是否还会有人去看莎士比亚，也不在意世上是不是已经有了很多版本的莎士比亚，他只相信这个世界还需要我许渊冲再翻译一版更好更牛的莎士比亚给你们看。
那一刻，你感到“伟大”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时刻存在，但会打扮成最朴素的样子。
这部《九零后》我看了两三遍，自己在家里一个人看的时候，很多地方会潸然泪下，甚至个别地方会哭出声音。有一些细节，像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的枪打死在昆明街头时，他只有47岁，比我现在的年纪还要年轻几岁。类似这样的细节会让你更加意识到，当年他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意味着什么。
我特别感动的地方还有影片最后，几位老人家根本不用思考就能够报出自己几十年前的学号。
我专门看了一下徐蓓导演（《九零后》导演）之前拍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因为容量更大，所以很人物故事会展开得更多一些。西南联大的这些学者，有一个算一个，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值得拍一部篇幅更长的电影、电视剧或者纪录片。
我还买了许渊冲先生的日记。老先生写他当年去西南联大报名的时候，他的父亲借支了三个月的薪水让他去上大学。他自己拎着一个小皮箱，箱子里面除衣服之外，还放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因为他当时最崇拜鲁迅，视其为精神导师。他还带了一本英译版果戈里的《巡按使》。
许渊冲先生写到他们在联大一年级时的英文作文考试题目：The Rivalry of the Patterns i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样板的竞赛就是世界的历史》。看得我完全崩溃，每个单词都认识，译成中文我也能翻，但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样板的竞赛”指的就是时代的更迭——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更迭就是人类的历史。
对于我这个英文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看到这个刺激很大，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作文的境界，我觉得比我们当时读大学时候要高出很多。你会发现，当年的学生之所以后来都成为大家，是有原因的。
关于西南联大，还有一些影片中没有介绍到的背景。吴大猷先生后来回忆：在1937年7月8日那一天，他们在北平城内听到了很清晰的机关枪声，但是老百姓不在意，觉得就是打靶的声音，没有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到1937年9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还有清华大学的师生接到通知，要立刻转移到长沙，组成一个临时大学。
我还读到过一篇文章，里面写陈寅恪先生，他当时是清华的明星级教授，薪水最高，月薪是480元。这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你在北平买一台轿车只要500元，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伙食只要十几块钱，据说8块钱就可以月租一个四合院的房子。
而那个时间节点对于陈寅恪先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后来陈先生这一生饱受眼疾的折磨，他当时应该是右眼视网膜剥落，必须要做手术，但是做手术就意味着不能跟大部队人马离开北平迁到长沙然后去往昆明，但是陈先生在那个时候表现出的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关键历史节点里必须要有的担当和风骨。
他想，我绝对不能留在北平，因为首先我要呼吸自由的空气，再有我不能忍受日本人铁蹄的奴役，我也不能被日本人拉拢。所以他毅然决然去了长沙，之后陈先生的眼睛越来越糟糕，最后失明。
当时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来到长沙，后来又迁往昆明。我记得许渊冲先生在日记里写到他们抵达昆明时所用的词是“云开见天”，他写的可能是一种自然场景，也可能是青年学子能够呼吸到自由空气时内心的一种真实写照。
回想云南时期的西南联大，真的是灿若星辰。我记得有一本记录西南联大的书里面写到蒙自，那里有一个湖叫南湖，西南联大的很多学生和教授时常会在南湖边散步。那个场面你想象一下：经常会看到远处走过来一个西装笔挺很有气度的人——朱自清先生；又看到一个蓄着长须、一袭长衫的人——冯友兰先生；最有意思的画面是钱穆先生，也是一袭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
书里写到一天有人碰到在湖边散步的钱穆先生，向他请教学问，当时钱穆先生大概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中国学问，很不适合只用一点浅近的逻辑就能得出某种结论获得某种道理，就像《论语》讲到“仁”，难道你把里面所有提到‘仁’的话罗列归纳排比下来就能得到对“仁”的总结和意义了吗？作者就形容那种场景很像古希腊神话里面各种神仙在一起，真的是非常超现实的画面。
有时候在想，我们之所以会对当年那一批年轻人，对那一批学者格外地崇敬，可能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对于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有一种特别自觉的担当和清醒的认识，他们都明白，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当影片中出现朱光亚先生给海外学者的那一封信，说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时，我真的看得热泪盈眶。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机会去体味这种伟大与崇高，但某种程度又能够明白，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是和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话，这个意义无比之巨大。
我推荐大家看完《九零后》之后，可以再看看徐蓓导演五集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包括前面说到的许渊冲先生的日记，还有里面提到的一些人物作品：巫宁坤先生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杨苡先生翻译的《呼啸山庄》等等。
说起杨苡先生，其实我最先知道的是她的哥哥和嫂嫂，他们一家人都是翻译界的神级人物。杨苡先生的哥哥是杨宪益先生，她的嫂嫂是一位英国女士，很美，叫戴乃迭，当年为了爱情从英国追随杨宪益先生来到中国，他们俩一起翻译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这些名字都是我当年一听到就会毛孔张开的，也是因为喜欢杨宪益先生和戴乃迭先生，后来知道了杨苡先生。我觉得至少是我的童年、青少年成长期间，很多专业养分都是这些老先生们给予的，这也让我觉得非常可贵和感动。
其中还有一个可能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有些淡忘的名字，叫穆旦。他是查良铮先生，和查良镛先生（金庸）是表兄弟。“穆旦”这个笔名就是“查”字拆开来，而“金庸”是把“镛”字拆开来。
我建议大家再去读一下穆旦先生的诗，写得太好了。因为我们在高中、大学时代特别受朦胧诗的影响，我当时特别崇拜舒婷、顾城和北岛。而我当年特别喜欢的这些诗人，我相信他们在创作初期应该都受到过穆旦先生作品的滋养。
他的很多诗是现代的，是后现代的，又是传统中国的，里面很多意象都是最新颖的。所以我现在想，后来那些诗人们写的所有诗，所有那些意象，老先生都用过了，语言之美，境界非常高。穆旦先生有一首写秋天的诗，那首诗很长，我只记得几句：
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落留在树上，
但也没有一片枯叶，
不是在孕育着明年的春光。
要知道写诗的人是很容易把一个小小的事件无限放大，所谓“无病呻吟”，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饱受国家被摧残的痛苦，所以穆旦先生是把所有青年人的呐喊都附着在诗里面，很美，又很有力量。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再去读一读穆旦先生的诗。
《九零后》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鲜活的、可爱的、可敬的人，让我们透过这些“个体”去感受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纪录片和一些纪实文学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是在于能给我们后代提供当年所不熟悉的时代里很多珍贵的细节，让我们透过那些细节去了解那个时代。
即便在今天这个时代——资讯已经如此之发达，技术的边界几乎已经看不到，我们仍然需要为未来的人们，为未来的世界，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是未来人们能看到的历史。
关于西南联大和《九零后》这部纪录片，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我想请出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嘉宾秦晓宇先生，他也是做纪录片的，也是一位诗人、学者，这部纪录片他们团队也有参与，所以他应该会有更多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欢迎晓宇老师。
——鲁豫×秦晓宇 对话《九零后》——
2021.11.20
鲁豫：这部影片我不知道你看了多少遍，想知道每次看的时候最打动你的点或者细节是什么？
秦晓宇：你刚才说的好几个点我都深有感触。里面有一个小细节，片中反复出现过三次《吊古战场文》，第一次就是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两个人少年意气，同窗共读的时候读了这首诗，这篇文章也的确能够表现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
紧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了，很多西南联大的学子们都奔赴战场，比如缪弘，他去世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9岁。他的父亲是一个汉奸，父子两个人，两种命运，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就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又一次出现了《吊古战场文》，我们能够感觉到那种生灵涂炭、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杨振宁又提到了说不知道稼先会不会记起我们当年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你会想到人类的命运，但同时也会想到一种追忆似水年华的情感，就是当人老去以后，回忆最初同窗少年时最纯真最深入的友情。
后来我看过一个报道，杨振宁先生说起他多年之后跟邓稼先先生之间的一次聊天，说邓稼先希望他回来，他真的就回来了，他说我想我实现了稼先对我的期望。就是这种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友情，让人非常感动。
鲁豫：我记得在哪儿读过一篇文章，好像是杨振宁先生当时给邓稼先先生写过一封信，也是看到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就问中国目前这些工作有没有外国人的参与？邓稼先先生出于科研人员的那种严谨，说据我所知没有，但我再去问一下。过了一段时间，他非常慎重地说：没有。杨先生说他当时潸然泪下，是内心生起的那种民族荣誉感，也是为邓稼先先生感到骄傲，可能也会有心疼吧，因为老友相隔这么多年才又相见。
讲到杨振宁先生，我还记得许渊冲先生在日记里写到当年他跟杨振宁先生的第一面，对他的印象是看到一个小孩穿着一双大头皮鞋，好象预示着他未来要走长远的路。我觉得人有时候的一句话，可能某种程度会预示着未来。像这种细节就很有意思，那里面哪个人物在你当年的学生时代对你有过某种影响吗？
秦晓宇：其实西南联大的这些人物，就像鲁豫刚才说的，灿若星辰。的确，这个年代的人物，他们的出现，我们总在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珠穆朗玛峰”，一个真正的奇迹。为什么在战乱频生、物质条件那么匮乏的时候，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大师？像鲁豫前面提到的许渊冲先生、杨苡先生，还有朱光亚先生、王希季先生等等，他们都证明了中国人的智慧水平是极其的高。
杨振宁先生就更不用说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进入人类物理学史上20位大师甚至10位大师之一，不仅仅是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成绩，他的成就还有很多，非常之重大。我看过一张照片，好像是一次物理学大会的照片，C位是杨振宁先生，所有人都非常心悦诚服地把C位让给他。
鲁豫：影片中也有一张照片我特别感动，就是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乖乖地站在老师吴大猷先生的后面，那一刻我的感觉是作为先生一定会很有成就感。不过刚才影片中有一位老先生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忽略了，这次再看特别感动，就是罗振诜先生，他出现时字幕上写着“原中学教师”，这个给我的震动很大。我们知道西南联大毕业这么多学生，不可能每一位都会成为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必然还有一些人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会让我有一些触动，不知道晓宇老师怎么看？
秦晓宇：当然，我觉得哪个时代都会有“珠穆朗玛峰”，也会有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而且更多都是普通人的生活。但这部影片真正的意义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是太高山仰止的人物，我们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就，但他们对待人生的一些态度，他们对待师友的一些情感，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一旦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相处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可能是这部片子比较大的一个意义。
鲁豫：这些老先生的风骨是贯穿一生的，像杨苡先生讲到她是巴金先生的粉丝，曾在年轻时给巴金先生写了很多信，巴金先生也会有一些回信。影片中也有提到与这些信件相关的一些事件，会让你看到知识分子的担当和重情感，这是挺让人感动的地方。
秦晓宇：提到杨苡，她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波新女性。实际上这个片子是放在一个历史长河背景下去讲述西南联大的故事。杨苡一开头讲，我是1919年出生。大家知道，那一年是五四运动，她的父亲去世，那真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方死方生的时代。杨苡在那个年代出生，某种意义上也是“五四”的女儿。
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西南联大也是这样一个结果。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它是冯友兰先生作词，《满江红》的词谱，那样的爱国主义意志情怀都在里头。但是不要忘了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是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这也是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够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还能在学业和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他们是五四精神真正的传人。
当然，这个开花结果要放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来看，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两弹一星”的成功，会有高铁的完成。这样的一批人为历史、为社会所做的功勋，你要放在更长远的时间里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讲述西南联大也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长河中来看，才能够看得更清楚。
鲁豫：对，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所到之处其实已经在开始播种小小的“种子”。有一些细节特别有意思，当时西南联大的文科生是在蒙自学院那边上学，整个云南的民风相对于当时的北平和上海会更加传统、更加纯朴、更加封闭一点点，所以当时在蒙自，很多联大女生的穿着在当地人看来是“奇装异服”。
我记得相关史料里有记载过一个细节，徐蓓导演的《西南联大》纪录片也引用过，说当时一旦有联大女生穿着高叉旗袍走过，就会有小孩悄悄地把手伸到下面，只是出于好奇，这些姐姐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穿着打扮。在当地的老百姓看来，男女如果牵手，就会觉得有伤风化。所以后来梅贻琦校长包括联大很多老师就定了规矩，说女生不要穿旗袍了，就穿当地人的布褂，所谓“入乡随俗”。男女生在街上也要注意一下，保持某种距离。就是你能够看到某种碰撞。
另外，刘文典先生特别逗，说他有次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打女人，特别气愤，上前去质问男人在干什么。男人说：我打婆娘。然后刘文典先生的行为我都没想到，不知道是夸张的说法还是历史事实，说刘先生上去啪地一下打了那个男的一记耳光。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把一些男女平等的种子播撒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秦晓宇：是的，这些事情放在现在都特别有启示意义，关于男女平权的观念，关于女性的自觉独立，包括一个人一生所立下的志业应该怎样去完成，西南联大校歌里那句“中兴业，须人杰”我觉得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标杆，非常好。
鲁豫：影片里面提到的“跑警报”也特别有意思。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应该是1940年的一次大轰炸，写到费孝通先生当时正在山脚下跟朋友们说话，看到大概二十几架敌机从东边飞过来，那次轰炸特别猛烈，他们在山脚下都能够感受到爆炸的冲击波。等爆炸停了以后，他们就爬到山顶，俯瞰昆明整个城市冒着烟。
费先生回到家，他的太太当时好像还怀有身孕，他们以为整个家没有了，但特别神奇，周围小院几乎被夷为平地，但他们的家莫名其妙地幸存，而且屋里每一样东西都完整在那儿，包括他的稿子，家里只损失了一瓶水，但一切东西都蒙了灰尘。费先生和他的太太就把米饭和红烧肉上面的灰扒了扒，在院子里吃完了一顿饭。他们以为什么事儿都没有，结果出了院子发现，隔壁邻居家死了五个人。
我们有时候回忆西南联大那一段历史，可能会因为被那些先生们的伟大和很多故事所吸引而忽略掉那个背景是战争的残酷。他们是经历过战争残酷的那一代人，但是他们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一方面能够在那段时间内抵抗外侮，也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成就自己的梦想，还能够激励一代人、一个民族一起前进，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力量所在。您会怎么评价？
秦晓宇：说到“跑警报”，咱们这个片子里也提到汪曾祺先生写的《跑警报》，他觉得这个词准确、有风度，不像“逃”那么狼狈。我也读过一个关于“跑警报”的小故事，关于刘文典先生的。他说：我跑警报是为了《庄子》，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中国的学术，说沈从文你跑什么跑！（笑）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仍然会有新旧学术观念上互相的一种“轻视”，互相的一种关联，真正做中国传统学术的老先生跟所谓的一些新文化的人物，还是会有一个泾渭分明的东西。但是有一点，他们仍然是有一种学术的彼此争鸣，一种“共和”的意识在里头，他们不是一种特别狭隘的要打倒或者怎样的态度。
鲁豫：这部影片拍摄完之后，导演也接受了一些采访，说到一个特点：她采访的这些老先生，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都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后来我想的确是，当时我们采访许先生，那个房间也是旧旧的，小小的。这说明几个原因：一是人老了以后的确不愿意换环境，可能习惯不了；还有一点说明绝大部分老先生在近几十年的人生当中，生活是比较俭朴甚至是某种清贫的。
包括影片里看到的巫宁坤先生，他生活在美国，也是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还说他因为太兴奋记错了采访时间，从凌晨两点就开始等拍摄团队，等了几个小时，拍摄团队特别感动。这方面晓宇老师应该会比较清楚，可以跟大家讲讲。
秦晓宇：巫先生的房子非常小，找机位都不好找。他知道有一个关于西南联大的拍摄要采访他，特别激动。在拍巫宁坤先生的时候，整个摄制组也没想到巫先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特别隆重的一件事情去完成。后来巫先生也去世了（播出前去世），所以他也算是用人生中最美好、最深情的一段记忆来完成他跟这个世界的一场告别。
——影迷互动——
鲁豫观影团 · 海风传递青春分享会
观众1：两位老师好。刚才听你们谈到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对于西南联大这段历史，70后这一代人可能会更多地去关注，90后这一代因为生活得太幸福了，所以可能会对这一段历史有所欠缺。但我发现，今天来看影片的90后非常多，而且真的很感动，就像刚才鲁豫姐说的，确实会让人泪流满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九零后”的这种精神。我在去年看过秦晓宇老师导过的一部片子叫《一日冬春》，是记录疫情的，知道做纪录片非常难，想请教一下晓宇老师，做纪录片该怎么去记录、去积累、去表达？谢谢。
秦晓宇：你提到《一日冬春》，我简单说一下。当时我们是想记录去年的2月9日这场疫情对于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关门闭户之后，千家万户的人怎么过日子，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公共空间已经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私人空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还没有太多记录。
我觉得影视创作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很多故事发生在私人空间里，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进去，就希望能够让大家成为一个主动自觉的记录者，由你来记录自己在家里那一段时间的生活，你对这场疫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它让你对生死、亲情等等有什么样新的认识。通过这个方式，你能够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掌握一己之真，是你生命所认为的真实。
就像我们这部影片里面，有那么多人都在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讲述他的西南联大，当把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时，我们能够得到关于西南联大更宏观一点的真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不仅可以成为被记录的对象，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主动自觉的观察者、记录者。尤其是现在，手机这些工具让记录变得更方便，创作的权力越来越平均地回到每个人的手中，所以大家可以充分地运用起自己的手机和相机，也许能够做出一些好的作品来。
鲁豫：特别赞同秦晓宇老师讲的，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作为创作者，要自己给自己提高门槛。比如你在记录的时候，时间跨度特别重要，只有时间给到了，才有可能记录和捕捉到某种非常珍贵的变化。像《九零后》这部纪录片，我不知道它的具体创作周期有多长，但实际上它的历史跨度是从1937年直到今天，就是因为时间跨度足够大，发生了足够多的事件，内容本身才有冲击力。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你跟拍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一两天，就能够呈现某种“真实”或者某种你想要的东西，一定要给到时间。为什么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编都编不出来的情节？就是因为我一直跟着你，跟到你完全忽视摄像机的存在，让你自发地把生活呈现，我才能够捕捉到某种改变，那个东西会很有冲击力。所以我希望如果现场有创作者的话，请给自己一些门槛，有一些时间的量化，可能才会有好的东西出现，谢谢。
观众2：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秦晓宇老师，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过程，现在我听说有这么一种理念：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界线要模糊，纪录片只有更偏故事化的创作才更容易走进观众。想了解一下您的看法。
秦晓宇：故事片的核心要素就是讲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没有硬性要求，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有剧本，有演员的表演，所以相对是倾向于虚构的，但并不意味故事片只有这一种方式。纪录片可以讲故事，也可以不讲故事，但要求它是真实的，或者尽量能够做到趋近于真实、追寻真实。所以这两种片子类型之间的确有一个交集，我希望能够像故事片那样有故事，有高潮、起承转合和结局，同时也希望能够拥有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真实感。
我们自己也尝试做过这样的类型影片，叫《第一次的离别》。这部影片是先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了七个月，然后以此为基础素材来构建剧本，所以剧本也不会超出这个孩子的生活太多，对他们来说不是在演一个和自己区别很大的角色，其实就是让他们在生活中出演自己本身，但又对这个故事有一个规划。
现在很多纪录片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要想完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作品很难，其中特别关键的因素就是鲁豫刚才说的——它需要一个时间的熬练。你要等待真正的高潮和结尾自然帮你把这个影片完成，有时候甚至在剪辑台上才能完成。但是我们在做这部影片（《第一次的离别》）的时候，是赋予了它一个剧本，同时他们又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进行出演，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能够结合两者的优势来进行创作，但的确，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其实我个人认为，不要画地为牢，因为创作本身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要创作的是能够给人心启迪或者带来美感的影像艺术作品，而不是非要做某种意义上标准的或者合格的东西。所以只要能够调动你的创造力，调动你的实验精神，你可能也能够创作出一个独特的哪怕“四不像”但足够有分量的作品，这都是挺好的事情。
鲁豫：我也补充一点，我觉得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这个界限可以模糊，但是创作者的真诚不能够模糊。
秦晓宇：我很同意。
鲁豫：你不能利用这个界限的模糊而走一个捷径，这个不可以有，所以保持一颗虔诚的心特别重要。
秦晓宇：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修辞立其诚”，就是所有的修辞、所有核心的东西都有一个“诚”字在里面，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编辑｜一毛
图片｜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