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英勇善战的红军师长，在长征时的关键一仗中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王友钧。
王友钧生于1911年，湖北广济县（今黄冈市代管的武穴市）人。
1930年，19岁的王友钧参加了红军，在蔡申熙为军长的红15军当战士。蔡申熙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不幸于1932年壮烈牺牲，后被中央军委确认为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
1931年1月，红15军与红1军合编为红4军，军长是旷继勋，政委是余笃山，参谋长是徐向前。王友钧在红4军中任班长，11月担任了红4军第10师特务队的队长。
时任红4军第10师师长的，是后来的开国上将王宏坤。王宏坤十分欣赏王友钧，多次委之以重任。
1932年10月，红4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途中，王友钧率特务队担任前卫，屡立战功。1933年初，王友钧升任红73师218团1营营长。其时红73师的师长，是王宏坤的堂兄、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
1933年7月，红4方面军扩编，红73师扩编为红31军，王树声是红31军的首任军长，王友钧任红31军91师271团团长。后来的开国中将聂凤智，此时是271团的副团长，是王友钧的得力助手。
擅长夜战的王友钧，作战时总能出敌不意、出奇制胜，成为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
1934年8月，王友钧升任91师副师长，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3路、反6路围攻。在反6路围攻的一次战斗中，身为副师长的王友钧率30名手枪队员，夜渡小通江，攀越悬崖摸入敌人的团部，杀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和俘虏安全返回。
为此，王友钧受到红4方面军总部的表扬。高级将领亲自这么干活，无法不令人敬佩，只有我军才有如此的英豪。
1935年6月，王友钧调回红4军，任红10师师长。此时红4军的军长，正是王友钧的老首长王宏坤，政委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周纯全。
1935年7月，红4方面军与红1方面军会师后，两军交换了一些干部，红4军的主官也调整为：军长是许世友，政委是王建安，参谋长是张宗逊。
红4军第10师的师长，还是王友钧，副师长是鼎鼎大名的王近山。
此后红4军与同属红4方面军的第30军，同右路军，即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等一同行动。
1935年8月下旬，红军右路军艰难地穿越松潘草原，继续向北进军甘南。
位于松潘草原西北方向的包座，就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包座隶属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地势险要，已知红军去向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立即组织兵力，利用山关隘路筑起碉堡阻击红军。
如果红军不能拿下包座，就只能被迫退回松潘草原，再次陷入敌军重兵围困。
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请求让红4方面军承担此战的任务，毛主席同意了。
红4方面军参战的是红30军和红4军。
1935年8月29日下午，战斗开始打响。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率领红30军轮番进攻包座南部敌人守据的大戒寺，还得应付胡宗南派来的增援部队——由伍诚仁任师长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第49师，仗打得十分艰苦。
此战红军拼尽全力，在最后关头，炊事员和饲养员也投入搏斗，程世才和李先念到达最前沿。最终，红30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第49师，并顺利拿下大戒寺。
在红30军伏击敌49师的同时，红4军军长许世友率领的红四军也开展了进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的战斗。
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这个团的团长康庄很勇猛，给红4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这个康庄，竟然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在此危急时刻，红10师师长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战士们也跟着发起了冲锋。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王友钧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
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们个个配备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交通队里有一名班长叫李德生，他是1955年的开国少将、1988年的上将，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参加了此战，亲眼目睹了王友钧师长的牺牲——就在王友钧师长持刀杀敌时，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红4军艰难取胜。
红军最终拿下包座。
红4军军长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泪流不止。
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
王友钧竟然没留下一张图片。
包座战役是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会师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共毙伤敌师长在内的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同时，缴获了大量弹药物资，士气得到极大鼓舞。毛主席听完徐向前的汇报后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同时对王友钧的牺牲，深深地惋惜。
红军就此扫清了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使得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谁知，张国焘又出幺蛾子了。
10月5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中的原红4方面军部队离队南下，红4军与红30军不得已调头南下，去和张国焘会合，遂有了3次过草地的历史。而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就此北上去了甘南。（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