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少将副局长戴笠殒命岱山困雨沟，当时从老蒋到小特务都乱作一团，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对方捉了去。
毛人凤接受命令回到军统局本部，一大圈将官校官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表示了焦虑之情，但是一听要派人到危险的地方寻找，而且可能还要跳伞，大家马上闭嘴了。
沈醉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分析了当时高级特务们的心态：“奋斗了八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目前正是抢收日伪财产、大发横财的好机会，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只有缺心眼儿才会去送死。”
沈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下了决心：“要想得到更高的官位，要想得到更多的钱财，不冒些险是不行的！”
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话，沈醉是自黑，也是自保，他要去搜救戴笠的真实原因，应该是前面的一段话：“在这关键时刻，我若不去寻找戴笠，咱们对得起他呢？我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学生，如果不是戴笠一手提拔，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怎能爬到如此高位？人不能不讲良心啊！”
沈醉这两番话，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读者诸君心中想必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要自黑，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功德林学员”要是表现出对戴笠的深厚感情，可能会晚出来几年，第二批特赦名单上就不会有沈醉二字了。
不管怎么说，在大家缩头缩脑的时候，沈醉站了出来，并且“感动”了毛人凤：“他紧握着我的手，仿佛怕我逃跑似的，对其余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当即拉着我下楼，乘车去见老蒋。”
沈醉面见老蒋，受到了表扬和感谢，老蒋还破例亲自送到办公室门口，再次用力握手叮嘱，沈醉受宠若惊，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除了得到老蒋的重视，沈醉还赢得了军统唯一女少将姜毅英的友谊：“我如果不是女的，也会和沈处长（沈醉时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一样自愿去的，即使死了，也有脸见戴先生，这比活着假装哭，要体面得多！”
戴笠失踪，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少将特务想去搜救，看来他的人缘好像有些问题：这些将军们绝大多数都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但是关键时刻，除了沈醉和姜毅英，大家都做了缩头甲鱼。
从那一刻起，姜毅英把沈醉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朋友，后来沈醉被贬出局本部的时候，也只有姜毅英一人相送：沈醉无比落寞地到戴笠墓前告别，姜毅英默默无言，送了一程又一程，两辆轿车一前一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沈醉两次停车劝返，姜毅英才调转车头，整个过程一言不发，深情厚谊尽在不言中——读者诸君不要误会，姜毅英跟沈醉绝无戴笠与蝴蝶那种关系，他们是纯粹的惺惺相惜。
多年以后，沈醉还对姜毅英感激不已：“虽然身处这个无情无义、只谋个人升官发财的环境里，毕竟还遇到了姜毅英这样人情味十足的人，在我失势之时她竟能如此，实在难得！（以上黑体字见于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
沈醉知道军统（保密局）的大小特务都是无情无义之徒，也知道自己主动请缨搜救戴笠，获得了老蒋的信任和女少将的友谊，但却得罪了绝大多数高级特务：戴老板遇险，行动处的将校都往后缩，管后勤的总务处长和搞电讯的机要组组长（1942年军统译电科改为机要组，上校科长姜毅英晋升机要组少将组长）要跳伞搜救，这不是茶馆里招手——胡来吗？
多年以后，沈醉才知道自己那次胡来的后果很严重：在军统所有少将处长中，只有沈醉跟老蒋打交道的次数最多（曾任蒋宋夫妻保镖），这次主动请缨，又获得了加分，成了毛人凤潜在的竞争者，这就叫出头的椽子先烂，没过多久，毛人凤就以充实省站力量为名，把沈醉打发到云南去当了站长。
沈醉话说得漂亮，但心里却没把徐远举和周养浩太当回事儿：当时贵州站站长陈世贤是徐远举的老师，沈醉是徐远举周养浩的上级兼矛盾调停人，他们有事都是跨过西南区直接向局本部汇报，徐远举周养浩也比较知趣，从不以西南区的名义给陈世贤和沈醉下命令。
虽然在徐远举和周养浩在沈醉面前不敢嚣张，但是沈醉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所以云南起义之前，掌管机票的沈醉放走了很多人，却偏偏留下了徐远举和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周养浩差点一板凳打死沈醉，就是为了报这个仇。
不管怎么说，沈醉之所以被发配云南，就是因为毛人凤感受到了威胁：这个人从十九岁入行搞特工，在“搜救戴老板”一事上又获得了老蒋的信任，再发展下去，肯定会对局长宝座发起冲击。
老蒋全线溃败，保密局本部的少将以上特务全都逃掉，而发配的云南的沈醉却没跑了，这也是毛人凤对沈醉这跟出头椽子的惩罚，而沈醉的好友姜毅英，在跟着毛人凤跑到海岛之后，也对保密局的黑暗无情彻底厌倦，干脆退役（保密局属于军队建制）去士林区雨声国民小学当了校长——那所学校就是为了纪念戴笠而成立的。
1996年，沈醉以起义将领的身份（1980年确认）病逝，终年82岁；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安然辞世，比起1973年死于战犯管理所的徐远举和1990年客死他乡的周养浩，沈醉和姜毅英的结局还算完美，但不知他（她）们在临终之前，会不会为当年在别人默不作声的时候主动请缨搜救戴笠而后悔，是不知道他们当时犯了怎样的职场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