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在希望的田野上》2021年9月15日首播
文学是人类永恒的母题。在欧洲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将文学分为诗歌、散文、戏剧三大类别；而近代则将文学划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含影视剧本）四大类。由此可见，戏剧与小说同属文学的支派。
而戏剧与小说之所以被分开来谈，其根本在于两者的叙事方式存在极大不同。小说大多为叙事体，通过对人物、情节、环境的描摹讲述一个故事；而戏剧则多为代言体，是剧作家化身为一个个剧中人物，通过人物的声口、行动来展现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在戏剧中，亦有布莱希特戏剧，会通过大量的旁白来完成叙事；而现当代小说中，也出现了对话体小说。但这两个例外，在戏剧与小说中，都算不得主流。
因此，本文所指小说，应为传统意义上的叙事体小说。故此，当剧作家要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或舞台剧剧本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更换叙事方式。虽只是更换一种叙事方式，但遇到的具体问题却有很多。如若原著小说写了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那么当你改成剧本时，如何展现人物的这些内心活动？按照戏剧的创作，需要将人物的内心外化，可视、可听，也就是得确保观众通过人物的肢体、语言就能够体会角色内心，或波澜壮阔、或心如止水。而戏剧中若通过画外音或者人物内心独白来展现心理活动，常常被认为是不高级且失败的。当然，这里依旧要提，将画外音或内心独白变成戏剧作品的风格化处理，则又另当别论。
首先，叙述方式的转换，是小说到戏剧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也可以据此判断一本小说是否具备戏剧改编的可能性。从业十年，什么样的小说作品适合改编，我有三个判断标准：最适合改编的作品是故事容量大、人物性格突出、主要人物事件起承转合俱有。《琅琊榜》亦属这类小说，因此电视剧版的《琅琊榜》对小说还原度极高，改编的幅度较小。同样热播的《庆余年》也属于这类作品。而为何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屡改屡热，正是因为他的小说部部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即天然的戏剧结构、鲜明的人物特征。
戏剧性于戏剧文本而言是刚需，但对于小说却未必了。比如《红楼梦》，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批判指出，高鹗续篇黛玉之死与宝玉大婚同时发生的情节，是典型的元杂剧式的写法，离戏剧冲突近了，离曹雪芹的“文心”却远了。
其二，新奇的世界观设定，亦是可改编的选择。在我自己经历的项目中，疯丢子的网络小说《颤抖吧，ET》则属于这一类的代表。原著小说讲的是一个外星人流落到中国古代的故事，这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是极为鲜见的。尽管改编后能用的故事情节不多，但是她的设定，却充满了发挥的空间。因此，在这部作品的改编中，改动较大。但原著新奇的设定，已经将这部作品跃于传统古装题材或科幻题材之上了。
第三，好的戏剧核（人物关系）会成为戏剧情节的发动机。具备这一特征的小说作品，亦是可以改编的。试举一例，如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飞刀又见飞刀》，原著小说只有五万字，男女主人公也只出现了三次，但他却提供了具有天然戏剧性的人物关系：薛采月与李坏在不知彼此身份的前提下相爱；第二次相遇薛采月已经怀有李坏的孩子，却发现与李坏有世仇；第三次则是薛采月因背负家族的荣辱，决心将孩子放到一边，要与李坏决一死战。小说只提供了这一点核心情节，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似的人物关系，使得编剧在此框架下大做文章，因此才有邵氏经典电影《飞刀又见飞刀》的诞生，后来的剧版亦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而近来热播的《风起洛阳》，也得益于马伯庸提供了较好的戏核，改编后亦取得不俗的成绩。
小说与戏剧应是互相成就的，尤其是近年来传统文学陆续搬上荧屏银幕，如《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等作品，使得文字场域得以延展。影视的播出带动了读者回归小说原著的阅读，实为佳例。
小说改编，由来已久。迪斯尼的许多经典动画片，都改编自格林童话；而《悲惨世界》《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小说作品影视化的改编亦是佳作；中国四大名著的屡次改编，也让这些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得到全新的演绎，实乃经典的活化。
若小说是识字人的狂欢，那么戏剧则更向世俗靠拢。清儒焦循认为，戏剧应是教化人心的。据其《花部农谭》所载，大字不识的村野之人，却通过花部戏习得礼义忠孝，虽难比昆剧之雅，但在教化人心上，却是独树一帜的。
故此，小说以文传道，戏剧度化人心。小说与戏剧同在文学的殿堂里，可以把手言欢。